论建书院之功德
有友人问曰：“只闻建寺、观有功德者，未闻建书院有功德者也。”曰：“何人说建寺、观有功德耶？”曰：“僧、道如是说。”曰：“何达摩曰无有功德？”曰：“纵无‘净智妙圆，体自空寂’之功德，然实有福德在焉。故善信多愿建庙以求福祉。而未闻建书院有福德可求者也。”曰：“然，此‘功德’应作‘福德’，只世之常识多将‘福德’作‘功德’，故顺之以说。只若一念真心之所发，则纵施一钱与乞丐之流，亦实有真功德，况建寺盖庙之壮举者乎？武帝以颠倒之知见，只为求‘功德’故，无一念之真心，故无功德而只有福德。今以所发之心同，而论建寺、观、书院之功德者，曰：‘建书院之功德大过建寺、观！’”曰：“愿闻其祥！”
曰：夫书院之滥觞，始於孔子“杏坛”讲学之初心；书院之实名，成於大唐开元盛世“丽正书院”之所创。其宗旨只为培养一切之人才。故能有杏坛所出之颜子、曾子；云根书院所出之朱子；涟滨书院所出之曾国藩等圣贤出其间焉。又有所谓“词章之学”之大诗人、大文豪、大才子之所出则不胜枚举。纵高僧、高道出於书院者亦是难计其数。而寺、观多只能培养禅家、佛学家；丹道家、道学家之较为单一之人才。虽有少数文人寄读於寺、观而有成者，所读之书，亦皆自带之“十三经”之范畴耳！故书院能培养“三教”、“百家”之一切之人才，而寺、观多只能培养单一之人才。盖因书院所学“四库”之范畴，所谓“经、史、子、集”者是也。而佛、道两家与乎百家之重要典籍，皆在“子部”之所收焉。故书院之教学，以十三经为纲骨，以史为鉴，以百家为所用。所谓“不知一事，儒者之耻也！”故书院之学子，将来能为圣贤者，能为大才者，能为高僧、高道者，只因所教之学全面故也！而方今僧、道缺大才者，只因出家前多无传统学问之基础，出家后所学单一之故也！是故书院兴，则三教百家之人才兴！书院不兴，则三教百家之人才不兴！盖失儒家之“人文之本”，何能兴之也哉！
古有笵文正公（笵仲淹）为“信佛”之儒者，有“舍宅为寺”之壮举，后世佛家多称颂焉。然文正公将风水最佳之“后代代出公卿”之苏州宅地，舍为府学书院，而未舍作寺院。而文正公之后裔，千余年间，据考有出二位宰相、七十几位部级以上高干焉。此中轻重之权衡，文正公实实行家也哉！
余故曰：建书院之功德大过寺、观者，此也！
——癸巳仲夏，鼐庵罗朝正论於梧桐山甚夷斋
有友人问曰：“只闻建寺、观有功德者，未闻建书院有功德者也。”曰：“何人说建寺、观有功德耶？”曰：“僧、道如是说。”曰：“何达摩曰无有功德？”曰：“纵无‘净智妙圆，体自空寂’之功德，然实有福德在焉。故善信多愿建庙以求福祉。而未闻建书院有福德可求者也。”曰：“然，此‘功德’应作‘福德’，只世之常识多将‘福德’作‘功德’，故顺之以说。只若一念真心之所发，则纵施一钱与乞丐之流，亦实有真功德，况建寺盖庙之壮举者乎？武帝以颠倒之知见，只为求‘功德’故，无一念之真心，故无功德而只有福德。今以所发之心同，而论建寺、观、书院之功德者，曰：‘建书院之功德大过建寺、观！’”曰：“愿闻其祥！”
曰：夫书院之滥觞，始於孔子“杏坛”讲学之初心；书院之实名，成於大唐开元盛世“丽正书院”之所创。其宗旨只为培养一切之人才。故能有杏坛所出之颜子、曾子；云根书院所出之朱子；涟滨书院所出之曾国藩等圣贤出其间焉。又有所谓“词章之学”之大诗人、大文豪、大才子之所出则不胜枚举。纵高僧、高道出於书院者亦是难计其数。而寺、观多只能培养禅家、佛学家；丹道家、道学家之较为单一之人才。虽有少数文人寄读於寺、观而有成者，所读之书，亦皆自带之“十三经”之范畴耳！故书院能培养“三教”、“百家”之一切之人才，而寺、观多只能培养单一之人才。盖因书院所学“四库”之范畴，所谓“经、史、子、集”者是也。而佛、道两家与乎百家之重要典籍，皆在“子部”之所收焉。故书院之教学，以十三经为纲骨，以史为鉴，以百家为所用。所谓“不知一事，儒者之耻也！”故书院之学子，将来能为圣贤者，能为大才者，能为高僧、高道者，只因所教之学全面故也！而方今僧、道缺大才者，只因出家前多无传统学问之基础，出家后所学单一之故也！是故书院兴，则三教百家之人才兴！书院不兴，则三教百家之人才不兴！盖失儒家之“人文之本”，何能兴之也哉！
古有笵文正公（笵仲淹）为“信佛”之儒者，有“舍宅为寺”之壮举，后世佛家多称颂焉。然文正公将风水最佳之“后代代出公卿”之苏州宅地，舍为府学书院，而未舍作寺院。而文正公之后裔，千余年间，据考有出二位宰相、七十几位部级以上高干焉。此中轻重之权衡，文正公实实行家也哉！
余故曰：建书院之功德大过寺、观者，此也！
——癸巳仲夏，鼐庵罗朝正论於梧桐山甚夷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