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门时裤子上罩的裙子，其规律化更为彻底。通常都是黑色，逢着喜庆年节，太太穿红的，姨太太穿粉红。寡妇系黑裙，可是丈夫过世多年之后，如有公婆在堂，她可以穿湖色或雪青。裙上的细褶是女人的仪态最严格的试验。家教好的姑娘，莲步姗姗，百褶裙虽不至于纹丝不动，也只限于最轻微的摇颤。不惯穿裙的小家碧玉走起路来便予人以惊风骇浪的印象。更为苛刻的是新娘的红裙，裙腰垂下一条条半寸来宽的飘带，带端系着铃。行动时只许有一点隐约的叮当，像远山上宝塔上的风铃。晚至一九二○年左右，比较潇洒自由的宽褶裙入时了，这一类的裙子方才完全废除。穿皮子，更是禁不起一些出入，便被目为暴发户。皮衣有一定的季节，分门别类，至为详尽。十月里若是冷得出奇，穿三层皮是可以的，至于穿什么皮，那却要顾到季节而不曾顾到天气了。初冬穿“小毛”，如青种羊，紫羔，珠羔；然后穿“中毛”，如银鼠，灰鼠，灰脊，狐腿，甘肩，倭刀；隆冬穿“大毛”，－－白狐，青狐，西狐，玄狐，紫貂。“有功名”的人方能穿貂。中下等阶级的人以前比现在富裕得多，大都有一件金银嵌或羊皮袍子。

姑娘们的“昭君套”为阴森的冬月添上点色彩。根据历代的图画，昭君出塞所戴的风兜是爱斯基摩氏的，简单大方，好莱坞明星仿制者颇多。中国十九世纪的“昭君套”却是颠狂冶艳的，－一顶瓜皮帽，帽沿围上一圈皮，帽顶缀着极大的红绒球，脑后垂着两根粉红缎带，带端缀着一对金印，动辄相击作声。对于细节的过分的注意，为这一时期的服装的要点。现代西方的时装，不必要的点缀品未尝不花样多端，但是都有个目的－－把眼睛的蓝色发扬光大起来，补助不发达的胸部，使人看上去高些或矮些，集中注意力在腰肢上，消灭臀部过度的曲线……古中国衣衫上的点缀品却是完全无意义的，若说它是纯粹装饰性质的罢，为什么连鞋底上也满布着繁缛的图案呢？鞋的本身就很少在人前漏脸的机会，别说鞋底了。高底的边缘也充塞着密密的花纹

袄子有“三镶三滚”，“五镶五滚”，“七镶七滚”之别，镶滚之外，下摆与大襟上还闪烁着水银盘的梅花，菊花，袖上另钉著名唤“阑干”的丝质花边，宽约七寸，挖空镂出福寿字样。这里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恣，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闲阶级一贯的态度。惟有世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制造一百种相仿而不犯重的图案，固然需要艺术与时间；欣赏它，也同样地烦难。古中国的时装设计家似乎不知道，一个女人到底不是大观园。太多的堆砌使兴趣不能集中。我们的时装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些点缀品的逐渐减去。

上层阶级的女人出门系裙，在家里只穿一条齐膝的短裤，丝袜也只到膝为止，裤与袜的交界处偶然也大胆地暴露了膝盖，存心不良的女人往往从袄底垂下挑拨性的长而宽的淡色丝质的裤带，带端飘着排穗。民国初年的时装，大部分的灵感是得自西方的。衣领减低了不算，甚至被蠲免了的时候也有。领口挖成圆形，方形，鸡心形，金刚钻形。白色丝质围巾四季都能用。白丝袜脚跟上的黑绣花，象虫的行列，蠕蠕爬到腿肚子上。交际花与妓女常常有戴平光眼镜以为美的。舶来品不分皂白地被接受，可见一斑。军阀来来去去，马蹄后飞沙走石，跟着他们自己的官员，政府，法律，跌跌绊绊赶上去的时装，也同样的千变万化。短袄的下摆忽而圆，忽而尖，忽而六角形。女人的衣服往常是和珠宝一般，没有年纪的，随时可以变卖，然而在民国的当铺里不复受欢迎了，因为过了时就一文不值。

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区域里去。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政治上，对内对外陆续发生的不幸事件使民众灰了心。青年人的理想总有支持不了的一天。时装开始紧缩。喇叭管袖子收小了。一九三o年，袖长及肘，衣领又高了起来，往年的元宝领的优点在它的适宜的角度，斜斜地切过两腮，不是瓜子脸也变了瓜子脸，这一次的高领却是圆筒式的，紧抵着下颔，肌肉尚未松弛的姑娘们也生了双下巴。

当时欧美流行着的双排钮扣的军人式的外套正和中国人凄厉的心情一拍即合。然而恪守中庸之道的中国女人在那雄赳赳的大衣底下穿着拂地的丝绒长袍，袍叉开到大腿上，露出同样质料的长裤子，裤脚上闪着银色花边。衣服的主人翁也是这样的奇异的配答，表面上无不激烈地唱高调。骨子里还是唯物主义者。近年来最重要的变化是衣袖的废除。（那似乎是极其艰难危险的工作，小心翼翼地，费了二十年的工夫方才完全剪去。）同时衣领矮了，袍身短了，装饰性质的镶滚也免了，改用盘花钮扣来代替，不久连钮扣也被捐弃了，改用嵌钮。总之，这笔账完全是减法－－所有的点缀品，无论有用没用，一概剔去。剩下的只有一件紧身背心，露出颈项、两臂与小腿。现在要紧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体轮廓曲曲勾出。革命前的装束却反之，人属次要，单只注重诗意的线条，于是女人的体格公式化，不脱衣服，不知道她与她有什么不同。

我们的时装不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实业，不比在巴黎，几个规模宏大的时装公司如Lelong’sSchiaparelli’s，垄断一切，影响及整个白种人的世界。我们的裁缝却是没主张的。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洪流。裁缝只有追随的份儿。因为这缘故，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究竟谁是时装的首创者，很难证明，因为中国人素不尊重版权，而且作者也不甚介意，既然抄袭是最隆重的赞美。最近入时的半长不短的袖子，又称“四分之三袖”，上海人便说是香港发起的，而香港人又说是上海传来的，互相推诿，不敢负责。一双袖子翩翩归来，预兆形式主义的复兴。最新的发展是向传统的一方面走，细节虽不能恢复，轮廓却可尽量引用，用得活泛，一样能够适应现代环境的需要。旗袍的大襟采取围裙式，就是个好例子，很有点“三日入厨下”的风情，耐人寻味。

直到十八世纪为止，中外的男子尚有穿红着绿的权利。男子服色的限制是现代文明的特征。不论这在心理上有没有不健康的影响，至少这是不必要的压抑。文明社会的集团生活里，必要的压抑有许多种，似乎小节上应当放纵些，作为补偿。有这么一种议论，说男性如果对于衣着感到兴趣些，也许他们会安分一点，不至于千方百计争取社会的注意与赞美，为了造就一己的声望，
不惜祸国殃民。若说只消将男人打扮得花红柳绿的，天下就太平了，那当然是笑话。大红蟒衣里面戴着绣花肚兜的官员，照样会淆乱朝纲。但是预言家威尔斯的合理化的乌托邦里面的男女公民一律穿着最鲜艳的薄膜质的衣裤，斗篷，这倒也值得做我们参考的资料。

因为习惯上的关系，男子打扮得略略不中程式，的确看着不顺眼，中装上加大衣，就是一个例子，不如另加上一件棉袍或皮袍来得妥当，便臃肿些也不妨。有一次我在电车上看见一个年轻人，也许是学生，也许是店伙，用米色绿方格的兔子呢制了太紧的袍，脚上穿着女式红绿条纹短袜，嘴里衔着别致的描花假象牙烟斗，烟斗里并没有烟。他吮了一会，拿下来把它一截截拆开了，又装上去，再送到嘴里吮，面上颇有得色。乍看觉得可笑，然而为什么不呢，如果他喜欢？……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

张爱玲（1920-1995），中国女作家。祖籍河北丰润，生于上海。1943年开始发表作品，代表作有中篇小说《倾城之恋》、《金锁记》、短篇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和散文《烬余录》等。1952年离开上海，1955年到美国，创作英文小说多部。1969年以后主要从事古典小说的研究，著有红学论集《红楼梦魇》。已出版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传奇》、散文集《流言》、散文小说合集《张看》以及长篇小说《十八春》、《赤地之恋》等。

张爱玲是出了名的爱用衣服来炫耀自己的人，她曾说过，爱逛街，尤其爱在巨大的橱窗前驻足而流连忘返。我也曾在她的《沉香屑第一炉香》里见识过，其中写到葛薇龙在姑妈家里试衣服，用音乐把各种衣服的质感写得活灵活现：“毛织品，毛茸茸的像富于挑逗性的爵士乐;厚沉沉的丝绒，像忧郁的古典化的歌剧主题歌;柔滑的软缎，像《蓝色的多瑙河》，凉阴阴地匝着人，流遍了全身。”张爱玲俨然就是一位研究服饰的专家。但她比服饰研究专家还要强的地方是自己本来就是一位穿衣的先锋派，敢为人先，使她对衣服有了更为亲密的体验。
　　文章的1-2段记叙了由晒衣服引起对服装的回忆，3-13段写了清代服饰的变化，14-24段介绍了民国时期的服装特点。乍一看，还以为《更衣记》是一部服装小史，那她为什么不取名《近代服装小史》，我认为这主要是“更衣”与个体有关，是日常的人人都得为之的小事，符合张爱玲关注日常世俗一面的性格。而一旦取名服饰小史之类，研究的性质加强了，反而成为研究者的煌煌大着，失去了灵性趣味，生活意味也随之淡化了，这是张爱玲所不喜欢的。所以，感性地穿衣，感性地写自己对于衣服的感性与分析（“分析”改为“感悟”较好，更符合张爱玲这种小女人的追求），才是张爱玲所需要与追求的。张爱玲的《更衣记》记载的是她自己对于穿衣的感觉史，由此来看服饰的变迁，恐怕比读大部头的服饰史之类还要亲切与过瘾（“过瘾”改为“富有情趣”较好，“过瘾”太直白了）。但在写作中，张爱玲更重视身体的感觉，然后才写出衣服的特性。与身体有关的体验远比与服饰有关的分析更精彩，因为有了身体，当然也就有了服饰，正是身体的变迁（这一句改为“正是对身体认知的变迁”如何），引发了服饰的变迁。

张爱玲的《更衣记》通过写服装来反映社会现实，“清代服饰没有什么时装可言，流行着极度宽大的衫裤，有一种四平八稳的沉着气象……”虚写（这两字改为“表面上写”）服饰的一成不变，实写（这两字改为“实则写出了”如何）社会的迂腐，缺乏生机，以及等级制度的森严，思想的禁锢。“对于细节的过分的注意，为这一时期的着装要点”，总是无所事事的中国有闲阶级一贯保持这样的态度：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恣，不讲道理，在不相干的事情上浪费精力。“元宝领产生（高的与鼻尖平行的硬领，像缅甸的一层层叠至尺来高的金属顶圈一般，逼迫女人们伸长了脖子，与下面的一捻柳腰完全不相称）”社会故有规律被打破，动荡激烈，处于无均衡状态，各趋极端。
　　张爱玲的《更衣记》是从女人的视角写出了服饰的变化及其所蕴含的意义。比如在谈到刘备的名言“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时，她显然不满，暗暗地向女性们传递一个看法，意在激活她们的潜意识，“丈夫如衣服”才是女人努力追求的。为此她还引用了英国作家萧伯纳的话加以佐证，萧伯纳说，多数女人选丈夫远没有选衣服那样慎重，张爱玲补充到，任何一位女子说起她的去年的那件织锦缎夹袍时，也是一往情深的。这一往情深不用在丈夫身上，恐怕就说明了女子的爱衣服，有时候是胜过爱丈夫的。

还有一种是比较的眼光，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服装与现代巴黎的服装，都在张爱玲的论述中。说到巴黎时装的世界影响，张爱玲认为那是受几个时装公司控制的，是一种有组织的实业计划，反到不如在中国，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造成一种势力与洪流，裁缝们跟着走，最能体现民意。这里的张爱玲又回到了尊重世俗的层面，一切来自底层的、小市民的兴趣爱好，她都有接受的心理准备。
　　在张爱玲的笔下，女子时装始终与政治时事相关联,“这一次的高领却是圆筒式的，紧地着下额，肌肉尚未松弛的姑娘们也生了双下巴。……直挺挺的衣领远远隔开了女神似的头与下面的丰柔的肉身。这儿有讽刺，有绝望后的狂笑。……”女子的服装的改变始终跑那个（这三字有点莫名其妙）与时政变化相连，反映女性从服饰到身体，从身体到生存和自由，始终处于男权目光的审视下，处于被鉴赏与被监管的的地位，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现状。张爱玲抨击那样的社会，为女性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