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北行见备”是“乖背”之史
石小生
为证明诸葛亮躬耕于襄阳隆中，“襄阳说”的学者包括史学家史式先生、余鹏飞先生多次引用与诸葛亮生活在同一时代的鱼豢撰写的《魏略》一书，“刘备屯于樊城……亮乃北行见备”的史料，以证明诸葛亮是居住在汉水之南的。的确，刘备由新野退守樊城为建安十二年，正是“三顾茅庐”发生的时间，亮“北行”樊城见刘备只能从南边的襄阳或隆中出发，如属实，将是诸葛亮躬耕隆中最有力的证据。但问题是，这则史料属实吗？为让读者对此事有一个全面清晰的了解，我们将《魏略》中的记载全文录于后：
刘备屯于樊城。是时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当受敌，而刘表性缓，不晓军事。亮乃北行见备，备与亮非旧，又以其年少，以诸生意待之。坐集既毕，众宾皆去，而亮独留，备亦不问其所欲言。备性好结毦，时适有人以髦牛尾与备者，备因手自结之。亮乃进曰：“明将军当复有远志，但结毦而已耶！”备知亮非常人也，乃投毦而答曰：“是何言与！我聊以忘忧尔。”亮遂言曰：“将军度刘镇南孰与曹公邪？”备曰：“不及。”亮又曰：“将军自度何如也？”备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将军之众不过数千人，以此待敌，得无非计乎？”备曰：“我亦悉愁之，当若之何？”亮曰：“今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发调，则人心不悦；可语镇南，令国中凡有游户，皆使自实，因录以益众可也。”备从其计，故众遂强。备由此知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礼之。《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余鹏飞先生认为：“北行”是由南至北才为“北行”，如果诸葛亮时住宛县，那由宛至樊城，那就是“南行”了。《魏略》的上述记载说明，生活在曹魏中叶时任郎中的鱼豢也确信诸葛亮是居住在汉水之南的。这也是余先生提出的五条足以说明诸葛亮是寓居躬耕于隆中的详尽理由之一。《魏略》系魏郎中鱼豢私纂，后世史学家多认为此书记述魏国与汉末中原群雄相当详细，而对偏方地区的记载较略，甚至与他书记载不大相同，“多与他史异”（清钱大昕语）。如有关刘禅被人口贩子出卖和上述孔明见刘备的史事与《三国志》的内容多不相符。很明显，《魏略》里讲得这个故事是“孔明自荐”而非“三顾茅庐”。所以，裴松之在引用《魏略》此文后立即注明：“臣松之以为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则非亮先诣备，明矣。虽闻见异辞，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为可怪。”裴松之为何在注文里再一次重复引用《出师表》中的这段话呢？就是为了强调《魏略》的“孔明自荐”与《出师表》的不同，并斩钉截铁地批驳说：“非亮先诣备，明矣。”
很明显，此事早有定论。另在《后主传第三》裴松之引用《魏略》中刘禅被拐卖文后也注明：“以事相验，理不得然。此则《魏略》之妄说，乃至二百余言，异也”。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只用了《魏略》不多的几条史料，其中就有两条被他明确驳为“妄说”、“异也”、“乖背”之史。裴松之之所以将上述两条“妄说”、“乖背”的伪史收进《三国志》注中，正是为了给这两个错误流传的史料一个明确的决断，即“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使后人明了事情的原委，不再产生歧义。所以，不认真研读史料，为证明诸葛亮时住汉水之南，抓住一句“北行见备”就大做文章，甚至说“诸葛亮是虚伪之人，说了谎话，”目的是“在向扶不起的刘阿斗上《前出师表》的时候，不能不想起刘备不听其劝告一意孤行的往事。如果我提兵在外，无暇内顾，阿斗又不听话，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来，岂不糟糕！于是就向阿斗编造出一套三顾茅庐的故事来，说明你爸爸对我是如何尊重。可见诸葛亮为了争取北伐胜利，后方又不出乱子，只好对阿斗编造出一些假话。”又说“《三国志》的史料价值，注文高于正文，裴松之的史才高于陈寿。”接着作者在有意（或无意）隔过“非亮先诣备，明矣”这句话后评论裴松之的注说：“裴松之的评论是很得体的。他认为:对于史事有时候‘闻见异辞’产生不同的说法是常有的。但是对于‘三顾茅庐’一事的两种说法互相抵触到这种程度，实在太奇怪了。言下之意，自是不以陈寿的说法为然。不过限于体例,他只能用别的说法写在注文中反衬正文说法之不当，却不能改动正文。事情至此已很明朗”（见史式先生文章）。这种认为诸葛亮说假话的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太不着边际了吧？鱼豢、陈寿、裴松之孰优孰劣自是可以评价，但在这里认为裴松之对“三顾茅庐”也提出了疑义的观点则是太离谱了，“非亮先诣备，明矣。虽闻见异辞，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为可怪。”这是裴松之在怀疑陈寿的《三国志》中“三顾茅庐”的史实吗？裴松之说得很明白：“不是诸葛亮先见刘备，这是很明确的事！虽然所见不一样，得出不同的结论是常有的事，然违背事实到了如此地步，实在是非常怪异的。”说白了，这是裴松之在对《魏略》的这则“乖背”之史进行“矫正”和“惩妄”，所以，拿这等被惩之“妄说”作为“襄阳说”的五条铁证是有点太不着边际了。
如果依史、余两位先生的观点，“三顾茅庐”为“亮北行见备”，地点是樊城，那“襄阳说”费那么大的劲推出的“隆中对”是不是要改成“樊城对”？自然“南阳说”也不要争什么《草庐对》了，因《魏略》明明讲得是“殿堂对”，大冬天的，刘备能住草庐吗？
依《魏略》言，“北行见备”之前诸葛亮是一个刘备正眼都不看的无名之辈（无徐庶推荐在先），那诸葛亮凭什么就那么大胆子在刘表的眼皮底下建议刘表手下的大将刘备去谋反？他不怕刘备杀了他向刘表邀功？反过来讲，刘备难道不怕诸葛亮是刘表派来钓鱼的奸细？（此纯为臆想，但三位先生的观点让人不能不去臆想）。
当然，在讲坛上随便说说倒也没有什么，“闻见异辞，各生彼此”吗，但为了“雷人犀利”，结果只能是“乖背至是，亦良为可怪”。虽然现在大多数史学家已不再坚持“为贤者讳”（孔子《春秋》语）的史学传统，但以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也不能以这样南北朝时就“明矣”而被否定的“乖背”史料来证明诸葛亮时在隆中，这样就根本否定了“三顾茅庐”，那还争什么“三顾之地”？可见，写进书里的不见得就是真实的，也有“乖背”和“妄说”之事。所以，不论什么样的史料，我们都必须认真地进行考证，去伪存真，以还历史原貌。
（写于2011年1月6日）
石小生
为证明诸葛亮躬耕于襄阳隆中，“襄阳说”的学者包括史学家史式先生、余鹏飞先生多次引用与诸葛亮生活在同一时代的鱼豢撰写的《魏略》一书，“刘备屯于樊城……亮乃北行见备”的史料，以证明诸葛亮是居住在汉水之南的。的确，刘备由新野退守樊城为建安十二年，正是“三顾茅庐”发生的时间，亮“北行”樊城见刘备只能从南边的襄阳或隆中出发，如属实，将是诸葛亮躬耕隆中最有力的证据。但问题是，这则史料属实吗？为让读者对此事有一个全面清晰的了解，我们将《魏略》中的记载全文录于后：
刘备屯于樊城。是时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当受敌，而刘表性缓，不晓军事。亮乃北行见备，备与亮非旧，又以其年少，以诸生意待之。坐集既毕，众宾皆去，而亮独留，备亦不问其所欲言。备性好结毦，时适有人以髦牛尾与备者，备因手自结之。亮乃进曰：“明将军当复有远志，但结毦而已耶！”备知亮非常人也，乃投毦而答曰：“是何言与！我聊以忘忧尔。”亮遂言曰：“将军度刘镇南孰与曹公邪？”备曰：“不及。”亮又曰：“将军自度何如也？”备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将军之众不过数千人，以此待敌，得无非计乎？”备曰：“我亦悉愁之，当若之何？”亮曰：“今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发调，则人心不悦；可语镇南，令国中凡有游户，皆使自实，因录以益众可也。”备从其计，故众遂强。备由此知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礼之。《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余鹏飞先生认为：“北行”是由南至北才为“北行”，如果诸葛亮时住宛县，那由宛至樊城，那就是“南行”了。《魏略》的上述记载说明，生活在曹魏中叶时任郎中的鱼豢也确信诸葛亮是居住在汉水之南的。这也是余先生提出的五条足以说明诸葛亮是寓居躬耕于隆中的详尽理由之一。《魏略》系魏郎中鱼豢私纂，后世史学家多认为此书记述魏国与汉末中原群雄相当详细，而对偏方地区的记载较略，甚至与他书记载不大相同，“多与他史异”（清钱大昕语）。如有关刘禅被人口贩子出卖和上述孔明见刘备的史事与《三国志》的内容多不相符。很明显，《魏略》里讲得这个故事是“孔明自荐”而非“三顾茅庐”。所以，裴松之在引用《魏略》此文后立即注明：“臣松之以为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则非亮先诣备，明矣。虽闻见异辞，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为可怪。”裴松之为何在注文里再一次重复引用《出师表》中的这段话呢？就是为了强调《魏略》的“孔明自荐”与《出师表》的不同，并斩钉截铁地批驳说：“非亮先诣备，明矣。”
很明显，此事早有定论。另在《后主传第三》裴松之引用《魏略》中刘禅被拐卖文后也注明：“以事相验，理不得然。此则《魏略》之妄说，乃至二百余言，异也”。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只用了《魏略》不多的几条史料，其中就有两条被他明确驳为“妄说”、“异也”、“乖背”之史。裴松之之所以将上述两条“妄说”、“乖背”的伪史收进《三国志》注中，正是为了给这两个错误流传的史料一个明确的决断，即“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使后人明了事情的原委，不再产生歧义。所以，不认真研读史料，为证明诸葛亮时住汉水之南，抓住一句“北行见备”就大做文章，甚至说“诸葛亮是虚伪之人，说了谎话，”目的是“在向扶不起的刘阿斗上《前出师表》的时候，不能不想起刘备不听其劝告一意孤行的往事。如果我提兵在外，无暇内顾，阿斗又不听话，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来，岂不糟糕！于是就向阿斗编造出一套三顾茅庐的故事来，说明你爸爸对我是如何尊重。可见诸葛亮为了争取北伐胜利，后方又不出乱子，只好对阿斗编造出一些假话。”又说“《三国志》的史料价值，注文高于正文，裴松之的史才高于陈寿。”接着作者在有意（或无意）隔过“非亮先诣备，明矣”这句话后评论裴松之的注说：“裴松之的评论是很得体的。他认为:对于史事有时候‘闻见异辞’产生不同的说法是常有的。但是对于‘三顾茅庐’一事的两种说法互相抵触到这种程度，实在太奇怪了。言下之意，自是不以陈寿的说法为然。不过限于体例,他只能用别的说法写在注文中反衬正文说法之不当，却不能改动正文。事情至此已很明朗”（见史式先生文章）。这种认为诸葛亮说假话的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太不着边际了吧？鱼豢、陈寿、裴松之孰优孰劣自是可以评价，但在这里认为裴松之对“三顾茅庐”也提出了疑义的观点则是太离谱了，“非亮先诣备，明矣。虽闻见异辞，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为可怪。”这是裴松之在怀疑陈寿的《三国志》中“三顾茅庐”的史实吗？裴松之说得很明白：“不是诸葛亮先见刘备，这是很明确的事！虽然所见不一样，得出不同的结论是常有的事，然违背事实到了如此地步，实在是非常怪异的。”说白了，这是裴松之在对《魏略》的这则“乖背”之史进行“矫正”和“惩妄”，所以，拿这等被惩之“妄说”作为“襄阳说”的五条铁证是有点太不着边际了。
如果依史、余两位先生的观点，“三顾茅庐”为“亮北行见备”，地点是樊城，那“襄阳说”费那么大的劲推出的“隆中对”是不是要改成“樊城对”？自然“南阳说”也不要争什么《草庐对》了，因《魏略》明明讲得是“殿堂对”，大冬天的，刘备能住草庐吗？
依《魏略》言，“北行见备”之前诸葛亮是一个刘备正眼都不看的无名之辈（无徐庶推荐在先），那诸葛亮凭什么就那么大胆子在刘表的眼皮底下建议刘表手下的大将刘备去谋反？他不怕刘备杀了他向刘表邀功？反过来讲，刘备难道不怕诸葛亮是刘表派来钓鱼的奸细？（此纯为臆想，但三位先生的观点让人不能不去臆想）。
当然，在讲坛上随便说说倒也没有什么，“闻见异辞，各生彼此”吗，但为了“雷人犀利”，结果只能是“乖背至是，亦良为可怪”。虽然现在大多数史学家已不再坚持“为贤者讳”（孔子《春秋》语）的史学传统，但以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也不能以这样南北朝时就“明矣”而被否定的“乖背”史料来证明诸葛亮时在隆中，这样就根本否定了“三顾茅庐”，那还争什么“三顾之地”？可见，写进书里的不见得就是真实的，也有“乖背”和“妄说”之事。所以，不论什么样的史料，我们都必须认真地进行考证，去伪存真，以还历史原貌。
（写于2011年1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