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季羡林先生的弟子钱文忠说，季老临终前正在酝酿提出“大国学”概念。基于此，根据国学大师季羡林生前10个月时间共计75次的口述录音整理而成的《大国学——季羡林口述史》一书，无疑就成了我们了解“大国学”以及理解季老内心世界最“犀利”的入口。
何谓“大国学”？与以往仅仅将“国学”定义为“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不同，早在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时，季老就提出了“大国学”的初步设想：一是，从地域角度看，我们有绚丽多彩的地域文化，如齐鲁、荆楚、三晋、吴越、巴蜀、燕赵、河陇、青藏、两淮、新疆、草原等等；二是，从民族角度看，我们也有多民族文化交融风格鲜明的学问，如敦煌学、西夏学、藏学、龟兹学、回鹘学等等。三是，从发展角度看，国学是发展着的概念，绝对不是一成不变的概念。国学在今天不是让人们去墨守祖先留下的一套固有观念和思想，而是必须在批判继承基础上，实现三个贯通：古今贯通、中外贯通、文理贯通。正是基于上述设想，在这75次口述中，季老才对中国人大清史研究所所长戴逸不学满文耿耿于怀，对自己逼于道泉翻译《仓央嘉措情歌》津津乐道，对自己建言推动“985规划”更是洋洋得意。
然而，口述史的意义还不止是补充“大国学”内容的细部。那些即兴谈话中“跳”出的人物品评和现实忧思则是在给 “大国学”注入精、气、神。
“大国学”之“精”何在？季老开篇就谈到，他想写一本书，两篇文章。一本书是《中外恩师谱》，两篇文章则一篇谈“侠”、一篇谈“士”。 为什么要写《中外恩师谱》呢？很简单，做人不能忘本。以季老与其恩师胡适的事情为例，想当年，大陆掀起批判胡适的运动，朋友辈的陈垣等人，学生辈的罗尔纲等人，纷纷写批判文章，而季老则坚决不写。2000年，季老从台湾访学归来，写出了让读书人竞相传阅的《站在胡适之墓前》一文。在做口述史时，季老还谈到当时写那篇文章的心情，“那时候当然没有讲得那么细，那个心情就是，认为他走的是对的。”“他要不走，如果不划右派，那才怪呢。”那为什么要谈“侠”和“士”呢？季老认为，他们都“可杀不可辱”，“士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祢衡骂曹，不怕杀脑袋”。而在当代，季老最佩服的“文的是梁漱溟，武的是彭德怀”。说白了吧，季老认为，做人不能忘本，不能丧失自我，要有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