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贴只是为了讽刺一些贬低中国文化和吹捧外国文化的人，其实国外的月亮也没有那么圆

如此等等，在西方是历史常识的东西，成为了有些专家坚决不谈的“禁区”。
这些禁区，是专家们自己设置的，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问题和其它敏感原因。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大造“西方自古就比中国强”的舆论，将国人“闭关锁国”在谎言中。
为了这个目的，尽管西方学者认定17世纪以前世界的大多数发明由中国创造，但是他们要么不承认“四大发明”，要么说这是“技术”而不是“科学”，至于欧洲为何有科学而无技术，他们是不屑于回答的；他们声称张衡的地动仪不存在，不惜将唐宋元明商人的商船改挂它国国旗，恨不得注销大批旅居海外的古代中国商人的中国国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经过若干年的积累，他们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谎言“体系”： 欧洲是海洋文明（即所谓蓝色文明），中国的大陆文明（即所谓黄色文明）； 欧洲是科技文明，中国是“经验”文明，换个说法，便是中国只有技术没有科学，欧洲才是充满科学的地方； 欧洲是城市和商业文明，自古重视商业；中国是农耕文明，自古重农抑商；欧洲自古重视民主开放，有民主开放基因；中国自古专制封闭，只有专制保守文化。

谎言重复一千遍，也会变成真话。当谎言从一个个专家嘴中，一遍又一遍地说出来，似乎就变成真理了。我不是学者，只是针对某些专家“著作”中的一些疑问，在西方人的一些著作中，找到了反面答案，证明这些专家正在精心地散布谎言。我不排外，而且对闭关锁国深恶痛绝。西方的崛起，源于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并非西方独立的思维成果，而是东西方文化交汇、发酵的产物。我国汉唐的至强至盛，宋朝的富庶繁荣，无不是以博大的胸襟吸纳外来文明的结果。因此，即便再次成就汉唐盛世，我们仍要有汉唐气概，自觉吸纳世界上一切有益的东西。
学习，是当学生，而不是当奴才做小妾。不管学习世界任何先进的东西，我们都必须好好传承汉唐的阳刚之气，挺直腰板、不卑不亢地学习，绝不能跪着、奴颜婢膝地模仿。自轻自贱、猥琐下流心态的人，即便泡在学习的酒缸里一百年，也是不能成长为大写的人的；奴性十足、无钙无骨的民族，即便学会了人类全部的科学技术，也是无法逃脱任人宰割命运的。 固守中国传统文化，排斥西方文化，闭关锁国，是行不通的。
盲目崇拜西方文化，排斥中国传统文化，则是另一种闭关锁国行为。而且，这样一种闭关锁国，危害性更大。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中说：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学者就是人类的教师、人类的教养员。在这些教师、教养员的培育下，全民将失去自我，失去自信，失去独立自主、奋发图强的精神，彻底成为他人精神上的奴隶，最终导致全民族不战而亡

国人有一个传统，一旦有所成就，便认为“光宗耀祖”了，又是修祖坟，又是建祠堂。在中国，无论谁当上了皇帝，首先想到的，是将自己的祖宗搬出来，追封五代八代的祖先为皇帝，不管他们是聋子还是哑巴。唐朝皇帝本来家世显赫，为了证明自己生来该做皇帝，硬是请出“同姓”的太上老君李耳认作祖宗。
天下人性是相通的，人一阔脸就变，欧洲人也不例外。在17、18世纪，欧洲人仍把中国当天堂一样供着，大有全盘“中”化的势头，莱布尼茨这样的大科学家，还提出要以汉语为世界语。到19世纪上半叶，在完成对中国、日本的征服后，欧洲人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霸主。欧洲人发达后，很为自己祖宗在世界历史上隐姓埋名不爽，于是，想方设法为自己的祖宗增光添彩。

兹从由欧美学者撰写的严肃的学术著作中随意挑出几例：
一说：印刷术是德国人发明的。法国学者安田朴在《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说：“在我离开之前，有人送给我一本40页的小册子，即古登堡博物馆馆长阿洛伊斯·鲁佩尔教授向观众推出的《世界印刷术博物馆和国际古登堡学会的形成与发展》一文。由于我抱有从中发现展览向我掩饰的内容之希望，所以绝不会放弃机会拜读全文：‘......在这里，1400年前，作为当地贵族世家的后代，印刷术的伟大发明家诞生了……美因茨是印刷术的故乡。’” 印刷术诞生于中国，是世人皆知的常识。这种闹剧让同是欧洲人的安田朴先生也看不过去。于是，安田朴先生将印刷术是通过什么样的路径传入欧洲都作了详细描述，并且证明古登堡不过是西欧较早从东欧学到印刷术的人罢了。
二说：阿拉伯数字是古希腊人发明的。英国科学史家W·C·丹皮尔教授撰写的严肃的学术著作《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说：“ 印度的算术是惊人的，因为有证据说明，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印度就采用了一种数码。而我们今天的数码就是由那种数码脱胎而来的。”尽管“在拉丁语中最早使用这个新数字体系的例子，似乎是976年间在西班牙写成的一部手稿”，但是，“印度的数字也许是先由希腊人发明，然后传入印度，再以早期的形式传给阿拉伯人，他们又修改为所谓古巴尔（Ghubar）字体，与我们现今所用的字体更为相近”。 至于古希腊人发明后是如何将这发明好的“数码”是空运、还是飞鸽传书送到遥远的印度，而希腊本土和各“希腊化”王国没有使用，这些问题自然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作为曾经的英国殖民地上的印度人是没有资格发明阿拉伯数字的。

五说：黑死病是从中国传入的。美国著名教授詹姆斯·W·汤普逊撰写的《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说：“1333年，……第二年……在中国的赤镇，水灾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一场瘟疫，使500万人死亡，数目之大，令人难以置信，这种瘟疫沿着商路从中国传入西方。……传染病菌有可能在包装丝绸的包捆中被从东方带到西方。……这场灾祸在蒙古帝国中也非常严重。”
中国历史记载不同于西方。自公元前841年起，每年发生的大事，史书皆有记载，后人难以随意编造。1333年，是元顺帝即位的那一年。根据1290年、1393年（明初）政府组织的两次人口统计，全国人口分别为58834711人、60545812人，那么，1333年全国人口应在6000万人左右。汤普逊之所谓 “500万人死亡”，也就是说，这灾祸造成了元帝国人口的1/12死亡。如此恐怖的灾祸，在《元史》中竟然不见记载。相反，1333、1334年，看起来基本上属于国泰民安的两年，一度中止的全国性科举考试恢复并正常进行，多次小的水灾旱灾之类，政府组织救济后即恢复正常。不知这位教授自称的“精确的材料”从何而来。由欧美专家编写的《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之中，也没有找到有关这场重大灾祸的一文半字，倒是有关这几年发生的其它事情说了不少。也许汤普逊教授也发现了自己“精确的材料”不太靠谱，首先“必须承认，（欧洲）14世纪的天气条件是不利的”，接着承认当时的欧洲人还是比较无知、比较不讲卫生的，所以后面又承认“黑死病还有一个前兆，这就是在黑死病之前蔓延整个西欧的鼠疫，从远古以来，老鼠就是瘟疫的前兆。”

在某些欧美人的眼中，四大文明古国对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不仅无贡献可言，反而祸害连连，值得一提的仅仅是“古”一点而已。人类历史上所有可圈可点的东西，都是欧洲人创造的；欧洲人的一切不幸，都是别人惹的祸。对于这样的一种心态，同样是欧洲人的安田朴先生有一个评价：“对于基督徒来说，最重要的是使人坚定不移地相信亚洲诸民族远远地不及他们自己先进发达，这是为了归化他们或奴役他们的最好理由。” 因为种种难以启齿的原因，洋人适当地贬低一下别人的文化，再适当美化一下自家的历史，这完全可以理解，我们不必过于较真。但是，作为中国的学者，明知对方在说假话，还要拿着鸡毛当令箭，以此作为进一步丑化中国历史文化的武器，那就不好理解了。

、自卑、自贱与自残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由中央帝国变成任人宰割的羔羊。国人的心情很不好，想骂人。清朝政府尽管打不过洋人，但对付国人还是绰绰有余。XX们只好躲到外国骂清政府的娘，宣称要搞反清复明。辛亥革命后，XX们回国了，可以随便骂人了，便从清朝骂起，一代一代往上追着骂。到五四运动前后，一直骂到中华民族的远祖，骂祖宗成了时尚。古圣先贤成了垃圾，远祖骂完了，一时间没了对手，怎么办？XX们突然调转枪口，与亲生父母为敌，父母和家庭成了最后的“封建”堡垒。五四旗手之一的吴虞，第一个将枪口对准自己的父亲，施以恶口称父亲为“老贼”，施以拳脚对父亲实行武力征服，施以法律在财产上与父母划清界限。在XX们示范下，离家出走一度成为时尚。
在XX们的心目中，中国没搞好，是父母的错、祖宗的错，反正自己是无辜的、伟大的；只要将包括父母在内的“老东西”打扫干净了，中国就现代化了。

时代在变，社会潮流必然会变，变是永恒的。今人与古人之间，总会有很多观念不和之处，我们与父母与子女之间也存在着代沟。代沟，未必非通过恶语相向来解决不可。如果我们能够对父母、子女以宽容的态度实现和解，又何必去辱骂古人？古人，也就是父母的父母。认为古人说的不好、不愿意按照他说的去做，自己说自己的、自己做自己的，不就得了！
五四时期的学者们，不少人确实是很不理性的。大有明末文坛之遗风，凡是你们肯定的，我就要否定；只要我肯定的，无论如何我都要坚持。意气用事，以及某些大师过于偏执，使得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肯定，还是全盘否定，并没有做多少认真细致的论证。不过也有一批学者是为了让中国觉醒故意为之就像今天的高级黑。
我们没有必要苛求百年前的学者，那毕竟是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去一趟欧洲须坐几个月的海轮。在这样的时代，介绍西方先进的东西，让全民睁眼看世界，是非常必要的。令人不解的是，直到今天，仍有著名学者撰文，称万里长城由古人的屎堆砌而成，千里黄河之水不过是祖先的尿。靠辱骂祖先博取名利者，必将为后人所唾弃。

4、子虚乌有的“古希腊文明”(上)
村庄联合体
毫无疑问，古希腊文明是客观存在的，因为有那么多遗存摆在那里。不过，古希腊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了不得。古希腊文明，主要是指在西元前8世纪----前323年间，被称为希腊人的人们 “创造”的文明。此前的几个世纪，称为荷马时期，又称“英雄时期”；此后数百年，甚至整个古罗马，据说是希腊文明传遍世界、影响世界的时期，故称之为“希腊化”时期。专家们说到古希腊文明，往往包含“希腊化”时期。

来到古希腊，你会看到，人们光着脚板满街跑，斯巴达人更是光着屁股到处晃悠。文明一点的雅典人，也就是将一块布裹在或披在身上。部落内部，大事小事商量着办，共同祭祖，共同对敌，夺得战利品人人有份。虽有贫富之分，但总体来看，一幅原始共产主义风貌。 说它原始，最典型的，反映在婚姻问题上。 有人以雅典一夫一妻制作为文明的象征，殊不知，这源于雅典禁止它的成员与外界通婚。在小小的雅典，男男女女只能内部消化，要想确保阴阳平衡，惟有强制推行一个萝卜一个坑，认可亲兄弟姐妹结婚。
希腊人的婚姻，自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结果。雅典的女人，青春期过后，14岁左右必须嫁人，一般是嫁给30岁左右的男人。同父异母的男女结合、堂兄弟娶堂姐妹、亲侄女嫁给亲叔伯，统统被社会广泛认可。在斯巴达，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一样可以结婚成家。因为畸形儿太多了，斯巴达有了一个规矩：消灭畸形儿合情合理合法。 这种婚姻制度广泛存在于希腊人的王室。以最为人所炫耀的“希腊化”国家托勒密王室为例： 托勒密一世的女儿阿尔西诺埃二世，先是嫁给她的在马其顿的同父异母兄弟“雷电”托勒密，双方翻脸后，跑到埃及，嫁给她的另一个同父异母兄弟托勒密二世，当上了埃及王后，后来这对国王王后被尊为“姐弟神”，她死后，还被托勒密王国奉为女神。 托勒密三世的女儿阿尔西诺埃三世，嫁给了她同父同母的哥哥托勒密四世，成为埃及王后。 托勒密五世的女儿克莱奥帕特拉二世，先与她同父同母的哥哥托勒密六世结婚，接着又嫁给她同父同母的弟弟托勒密八世，再接着，她的弟弟老公托勒密八世又娶了她的女儿克莱奥帕特拉三世。
......

马其顿王国也是如此。马其顿王德莫特里乌斯二世娶他的亲妹妹为妻；“父贵者”密特里达泰斯六世先杀兄，再杀母，迎娶他的亲姐姐。 如此繁衍出来的希腊人，智商能够高到哪里去，只能去问动物学家了。 这是同时期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吗？至少中国不是这样。《礼记》说：“系之以姓而弗别……虽百世而昏姻不相通者，周道然也。”“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别也。”诸如此类的法律法规民风民俗，充斥中国古代各种文献。
文明程度最高的雅典，公民文化素质也低得一塌糊涂。在雅典，工匠是奴隶，画师是奴隶，医生是奴隶，连教书育人的老师也是奴隶！所有需要文化的工作，离开了奴隶玩不转。“学校的出现始于西元前6世纪末。男童6、7岁开始上学，学费相当低，因为教师工资低。大多数教师是奴隶，有时为自由人，教长通常为自由人。”奴隶所从事的，无疑是最下贱的工作，因此，到了“希腊化”时代，希腊人建立了真正的国家，政府也没有举办任何教育机构，教育活动纯属个人行为。

5、子虚乌有的“古希腊文明”(下)
先进的来自外国
这样的“城邦”，能够独创出多大个文明，无异于天方夜谭。众所周知，封闭状态下，任何一种文明是很难持续发展进步的。正如在其它野生动物消失后，狼群必定会退化；一种文明一旦定型，就会产生惰性，只有与另一种文明交流碰撞，才会激发出新的活力。美洲印第安人早在几千年前就创造辉煌的文明，但到欧洲人抵达时，这里甚至还有退步。中国春秋战国的辉煌，正是中原文化与南方楚文化、东方齐鲁文化交融促进的结果。中国唐朝文化的博大，也源于与中亚、西亚和南亚地区文化的相互交流促进。
古希腊运气不错。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巴比伦就诞生在希腊的旁边。特别是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西亚，古巴比伦消亡了，亚述帝国兴起；继而新巴比伦诞生，接着出现波斯帝国。这里与南方的埃及、东边的的印度、东北面的中国之间，经济、文化、政治、军事交流频繁，始终经贸繁荣、科技文化发达。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告诉我们：希腊文字是希腊人模仿西亚腓尼基字母的结果，这大约发生于西元前8世纪。而腓尼基文字，又是模仿埃及文字而成。和日文来源于汉字一样，今天我们熟悉的英国、法国、德国文字，源头就是腓尼基人的字母。
希罗多德还告诉我们：流行于希腊的奥菲教义是从埃及传来的。就和基督教的上帝、耶稣来自于中东一样，宙斯、阿波罗、普罗米修斯等，原本是古埃及人创造的神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