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节选“纸币成为蒙元贵族搜刮财富的工具”

鲁迅曾说过：“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其实，蒙古部落在灭金之前就已征服了中亚与西亚的一些国家，在灭宋之前又征服了俄罗斯等东欧国家。鲁迅的家乡绍兴属南宋地区，他的这一说法倒也不算大谬。

蒙古部落以征服者自居，将中原看成殖民地，依靠色目人大肆掠夺中原财富，以至于当时有“穷极江南，富称塞北”的说法。色目人则成了蒙古人搜刮民脂民膏的帮凶。元代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实行过包税制的朝代。包税制是一种源于古希腊的古老财政制度，主要是指国家将政府的征税权包给包税商，包税商只需事前付给国家额定的租金就可以拥有该定额之外的所有税收，多收的钱则落入包税商的口袋，成为他们的利润。蒙古在所征服的各个地区均实行包税制，如金帐汗国统治俄罗斯期间也常以包税制的形式征税。
在蒙古军南征北讨期间，色目商人为蒙古的大汗们提供巨额贷款来支持军费。蒙古人为了犒赏色目商人的忠诚与帮助，授予他们包税的特权。充当税官的色目商人把征税权发挥到最大效用，尽一切可能向人民收税。他们在中原地区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层出不穷。

中国自古以来很少用金银做货币。而在中亚与西亚地区，从巴比伦、腓尼基和以色列等古国到东罗马、波斯时代，金银一直充当主币的角色。尤其白银更是充当了主币的角色。阿拉伯人8世纪创建的阿拔斯王朝，其领土西面是东罗马旧土，主要采用金本位制，其领土西面是波斯旧土，主要采用银本位制。
汉、唐、五代时，将白银铸成一定形状，称之为银铤，形制较大的重约50两。宋代将银铤改称为银锭，一般大锭重50两，小锭重3两、7两、12两、25两不等。蒙元时代，白银仍以银锭为主，一般称之为元宝，和政府财政相关的税锭是1锭重50两的大锭。明清代的元宝有1两、2两、5两、10两、20两不等的形制。

蒙古贵族对宝石、珍珠、骆驼、马匹、地毯、名贵皮毛、药材以及香料等中亚与西亚产的供蒙古皇室和贵族享用的奢侈品拥有庞大的需求。为了满足自己的穷极奢欲，他们极为依赖色目商人联系起蒙元帝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贸易。购买中亚与西亚的产品，只能向色目商人支付白银。结果，几千年来中国用铜做主币的历史被打破了，蒙元破天荒地在中原地区以白银作为征税与流通的主币。在色目包税商的操作下，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向蒙古政府和色目商人的口袋，其中一部分流向中亚与西亚地区用于交换奢侈品。

色目商人还为蒙古贵族充当经营高利贷的中间人，称之为“斡脱”。“斡脱”是蒙古语“合伙”的音译。蒙元时代，蒙古大汗以及诸王、公主、后妃等蒙古贵族提供本金，委托色目商人发放高利贷，从中坐收高额利息，榨取人民膏血。据孟珙的记载，当时斡脱高利贷的年利息是100%，利滚利后，1锭银10年之后竟能收回本息合计1024锭。当时的中原人民向斡脱商人借白银来缴纳税租。很多人为偿还年年剧增的债务，不得不出售田地，卖妻鬻子，即便如此，还是有人无法偿清债务。斡脱商人仗着蒙古贵族的袒护，极为蛮横猖狂，大量农民被逼的破产流亡。这严重动摇了蒙元统治的根基。

在这种民失其业、白银萎缩情况下，纸币成为蒙元政府最佳的选择。1260年，忽必烈即皇帝位，依照中国传统建年号中统。同年7月，蒙古皇帝发行纸币——中统元宝交钞，简称中统钞。中统钞没有赎回时间，可以无限期流通。中统钞以铜钱为单位，面额分别文和贯，但却以黄金、白银为发行储备金，每2贯纸币等同1两白银。因此，中统钞本质上是以白银的重量为货币单位。这改变了中国以铜钱为本位货币的历史，后来的明清时代均以白银作主币。

1262年，蒙元政府下令禁止金银充作货币，中统钞变成了不可兑换纸币。人们可以用纸币从政府兑换出买到金银，但只能作为工艺用途而不能用作货币。在纸币发行初期，蒙元政权严格控制发行量。1260年政府发行纸币7万多锭，1261年发行纸币3万多锭， 1269年发行纸币2万多锭，纸币在这段时期的总发行量为70万锭。1275年，元朝灭宋后，禁江南行用铜钱，中统钞开始在江南流通。尽管纸币发行量逐年增长，但就像南宋纸币的早期时候一样，当新币逐渐扩散到蒙古帝国全境时，对新币的需求量能够跟得上稳定增发的纸币的数量。当时中统钞发行总额一直在160多万锭左右。同时忽必烈政府拥有着大量搜刮来的金银储备，尽管这些储备并未全部作为准备金来稳定纸币，但政府拥有大量储备的本身就起到了一种良好的稳定人心的效果。在20多年的时间中，中统钞币值稳定，具有良好的信誉，民间甚至出现了视钞重于金银的现象。

1286年，中统钞的流通量相对1260年最初发行时的147倍，物价上涨几十到十几倍。中统钞在民间几乎被视为废纸了。1287年，忽必烈发行了新纸币——至元宝钞，1贯当中统钞5贯，等于是承认了中统钞的贬值。2贯新纸币法定价值1两白银， 20贯新纸币法定价值1两黄金。为了促进新纸币的流通，私人金银交易再次被禁止。而中统钞却未被废除，这一年的纸币流通量增加了40%。实际上政府还是想让新钞取代中统钞的。公元1288年，政府毁掉中统钞的印刷设备，不再印制中统钞。

但新纸币的发行并未缓解财政压力，政府支出年年遽增。蒙古贵族原本生在苦寒贫穷之地，中原的花花世界对于他们来说无非是抢掠的战利品，他们并未因财政困难而勤俭度日，仍然保持着奢侈无度的生活。蒙古人以骑射为长，但当时射手拉弓的扳指却由实用性极强的皮革改为毫无实用性的金玉。由此可见蒙古军队的腐化程度。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过度享乐导致名震世界的蒙古骑兵战斗力锐减，这为明朝的兴起埋下了伏笔。

蒙元政府因各种赏赐对政府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有时候，为了填补这个无底洞，蒙元政府为了赏赐各路蒙古贵族竟然大肆动用纸币发行的白银储备金。1300年，蒙元政府将存放在全国各地的白银准备金悉数调运北京以赏赐贵族们。这一年全国财政支出需纸币500万锭，但赏赐的白银竟达到100万锭，价值1060万锭的纸币。大量动用白银准备金最终只能让纸币信用一落千丈。纸币信用的降低致使纸币币值下降，从而导致政府财政亏空更加严重。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又只能超量发行纸币，引起物价大幅上涨，纸币更为贬值，从而形成了一个纸币贬值与财政亏空的恶性循环。到1329年，纸币流通量是1286年增的8、9倍，是1260年的1400-1600倍。纸币贬值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程度，蒙古帝国的掠夺式经济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

元顺帝即位后，又一种新纸币至正钞被发行，其面值不是以银来衡量，而是以铜来衡量。蒙元政府试图回归中国传统的铜钱本位制来维持自己在中原的统治。但这些举措为时已晚。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以红巾军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在全国爆发。从此，神州大地，狼烟四起，烽火遍地，英雄逐鹿。蒙元政府为了镇压起义，唯有印制大量纸币才能应付军费开支的剧增。但是，随着局势的日益混乱，蒙古贵族逐渐失去了对社会的控制，禁止使用金银的法令变得越来越难以执行，对货币的需求越来越多地由金银来满足，结果纸币贬值的速度超过了纸币印制的速度，纸币购买力一泻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