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说：“庄子说的外化，则是指与外界相处时要通达，要使自己的行为与社会相顺应。”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于丹对“外化”的肤浅而错误的理解来自她 “以俗观之”的思想境界。我们也知道，于丹所理解的“外化”以与社会规则相顺应，其实质正是庄子所反对的“内化”。在此，于丹更明确地表达了这个观点。
难道于丹就没有把这一思想和庄子那简单的没几句话的生平结合起来考虑一下吗？庄子一生哪件事情是顺应社会的？不但不是顺应，甚至是表现出极端的不配合。历代王朝都从中找不出“忠君”、“愚民”，看到的倒是一个不折不扣、桀骜不训的“反对派”。怎么到了于丹这里就成了“顺应社会”的楷模了呢？
这是一次无知，还是一次有意？无知何以敢讲，有意又意欲何为？
连于丹自己也纳闷儿于自己的伟大发现，她说：“但一向超脱的庄子，为什么会提倡顺应外在世界呢？”是啊，百家讲坛的有关人员就没把这句话动个念头？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的编辑同志就没对这句话动过脑子？
我们看于丹是怎么论证“原来庄子也提倡顺应社会”这一前无古人、后也绝对不会有来者的重大独创课题。
你看了会很失望，因为这个招数实在不新鲜。你已经猜到了，就是断章取义。
于丹用的是《人间世》里孔子劝戒叶公子高的一段话来论证这个话题的。于丹直接就意译了寓言中孔子的话，并做了论述。我们看于丹的原文：
庄子在他的《人间世》里，假托孔子之口说：人间万事有很多规则，有两种东西你必须遵守，一个是命，一个是义，这是“天下大戒”。什么叫大戒？就是足以为法的最大的戒律。子女事亲，对父母尽孝，这就是命，命定的必须要这么做。人臣事君，对国家尽一分忠诚，这就叫义，是无法逃避的必须做的事。
我们所了解的庄子一直提倡特立独行，遨游天地，心游万仞。在这里，他又提倡遵守这命与义的“天下大戒”，与我们的想象有所不同。
其实，于丹不必再表演了！我不相信于丹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情。虽然于丹文化层次是谈不上，但查查字典还是能够看点古文的吧，要知道，于丹好像还是先秦文学的研究生。于丹应该早就知道庄子“特立独行，遨游天地，心游万仞”，也应该知道《人间世》的文意，即便在这里发现了一些“顺应”的字眼，稍微顺一下文字，也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于丹为了某种我猜不出来的目的而有意进行的歪曲。这完全是一场表演。难道于丹不知道我们大家的生活水平还是买得起《庄子》原著的吗？如此拙劣的表演手段也敢如此放肆使用，到底是谁给了于丹的胆？于丹，卸掉身上的行头，洗起脸上的油彩，一起看看《人间世》中的孔子这段原话吧！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夫子其行可矣！
叶公子高奉命要去出使齐国，他深知齐国的傲慢，所以知道这件差使的难度。办好办不好其实都没好结果，因此进退两难，甚至都神经衰弱了。因此才来向孔子请教，孔子就说了上面那段话。
孔子从“天之大戒”讲开去，讲了三层意思。前两层意思于丹已经表达得比较清楚，需要说明的有两点。一，所谓“天之大戒”的命和义，其实就是“孝”和“忠”的“天理”，是世俗观点看来难以跨越的“难关”。这也是叶公子高的苦恼之处；二、孔子说这些只是替叶公子高为什么会进退两难、苦恼万分，还并没有出主意解决问题。叶公子高“子其有以语我来”的恳求孔子还不曾回答。所以第三层意思是孔子的具体建议。
孔子分析完情况后，话题转到了他的建议上来，就是要叶公子高做一个“自事其心者”，则这些问题就都可以解决了，实际上是都不再存在了。孔子首先给叶公子高指出怎么摆脱这些痛苦，那就是做个“自我修身养性的人”，他说：“自我修身养性的人，处于哀乐的境地，也不会影响自己的感情。”
既然“修身养性”可以，那怎么做呢？孔子接着说：“知道事情难办又无可奈何的，那就安之若命，这才的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这些改变不了的事情，不要强行做什么，也不要灰心不去做，以正常之理安心对待就可以了。
接下来既是针对出使的直接建议，也是人生建议：“为人臣子的，当然有不得已的事，按着事情的实际情况去办理，置自身于不顾，哪里还会有贪生怕死的念头呢！先生这么去做就可以了！”
鉴于叶公子高的身份，庄子借孔子之口提出的建议还是比较保守的，因为他知道叶公子高不可能放弃世俗的事功，所以给他揭示了苦恼的原因后，委婉地否定了他热衷事功的心思，转而建议他做道德修养高的人，提出“安之若命”和“忘其身”的修养境界。他从来没有“提倡遵守这命与义的‘天下大戒’”。
就文字形式上来说，这三层意思也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可以看到“事其亲”、“事其君”、“事其心”三个内容完备、结构分明的三个一组的排比句式，还不至于疏忽遗漏吧？
这不但不是在提倡“顺应社会”，反而是倡导“自事其身”。其中是“安之若命”是“外化”顺应于“道”的另一种说法；而“忘其身”就是“忘形”的翻版。所有这些思想都是庄子的一贯主张，哪里是什么“与我们想象得有所不同”呢？
这是一次典型的断章取义。于丹把对自己“有用”的东西拿出来，把对自己“没用的”或者不符合自己要求的思想隐藏了去，不惜对庄子思想肆意歪曲，以削足适履的方式满足自己的叙述需要，这是对听众、读者的极大不负责，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极大不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