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医学经典的整理和研讨
清代医家对《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医学典籍的注释和阐发方面,曾有突出贡献。有的对原著内容加以适当整理,有的对原文涵义加以确切疏释,这对我国医学理论的深入探索和进一步丰富,以及对后人加强对原著的理解和应用均有直接帮助。
张志聪(字隐庵)于康熙八年(1669)著戍的《素问集注》和康熙十一年(1672)著成的《灵枢集注》 (各九卷),是他长期对《内经》进行研究的具体成果。张氏认为“经义深微,旨趣层析,一字一理,确有指归”[1],所以他在著述时,态度十分认真,“殚心研虑,鸡鸣风雨,未敢稍休”[2]。这两部著作,相辅相成,虽分二帙,实为一部。张氏把“惟以参解经义,不工词藻”[3]作为注解的基本原则,此书阐明了历代医家所忽略和回避的若干疑难问题,这是他对医学理论的贡献,同时也因其本于所谓“惟求经义通明,不尚训话详切”[4]的宗旨,因而在他的注解中,也有以私意测度前人,望文生义,牵强附会之处,这是他的不足。乾隆二十一年(1756),黄元御(字坤载)著成《素问悬解》(十三卷)。黄氏三十岁左右,因目疾为庸医误药致害,发愤学医。他对灵、素之奥旨,多有研究,认为《素问》八十一篇,秦汉以后,始著于竹帛,因辗转传抄,不免发生错乱。黄氏此书,揆诸古义,经过参互校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所注释,每有发明。他于同年刊行的另一著作《灵枢悬解》
(九卷),也以错简为说,对通行木《灵枢》八十一篇的主要内容重予编次,并在原文的个别段落之后加以简要注释,成为一家之言。
乾隆十九年(1754),薛雪(宇生白)所著《医经原旨》(六卷)刊行。薛氏因母病而潜心医学,博览群书,精于典籍。此书系选录《内经》重要内容,参酌张景岳《类经》注释,并广集诸家之说,重于撰注而成。简明扼要,颇有特色,但略于针灸的记述。
乾隆二十九年(1764),徐大椿(字灵胎)所著《兰台轨范》刊行。徐氏学有家传,博通天文、水利,兼工诗文,前后业医五十余年,经验丰富,疗效卓著。《兰台轨范》,本是一部综合性医书,对临证各科,分门阐述,辨证皆本于《内经》等古典医籍,去取极为严谨,对《灵枢》,《素问》精义,多有发挥。其特点是,“每方之下,多有附注,论配合之旨与施用之宜,于疑似出入之间,辨别尤悉,较诸家方书但云主治某证而不言其所以然者,特为精密”[5]。只是徐氏颇信前人“服食”之说,在所列通方之中,往往裁有金石燥烈之药物,这是此书的缺点。
张志聪的学友兼弟子高士栻(字士宗),曾继张氏纂集《本草》、
《伤寒》诸书。因感到《亲问》一书,各家注释,不是苟简隙漏,就是肤浅不经。对张志聪的《素问集注》,他也认为义意艰深,失于晦涩。不得已更作注解,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著《素问直解》(九卷)。此书注释简明,可与正文配合研读:
汪昂(字讱庵),早年业儒,为邑诸生,三十余岁弃举子业而笃志于医,前后历四十余年,著述颇多。汪氏认为《素问》,《灵枢》本是医家必读的要籍,但全书浩衍,随问随答,不便观览。于是参考各家之说,将两经合编为一帙,名为《素问灵枢类纂约注》 (九卷),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刊行。此书删繁辨误,附以己意,堪称《内经》节注中的善本。此外,陆懋修(字九芝)的《内经运气病释》(九卷),《内经遗篇病释》(一卷)、《内经运气表》(一卷)、 《内经难字音义》(一卷),胡澍(字荄甫)的《素问校义》
(一卷),陈念祖(字修园)的《灵素节要浅注》 (十二卷),都是各有特色的医著。诸家在某些问题上,虽观点不尽一致,但这些著作,均对研习《内经》,提供了参考。
在《难经》的研究方面,雍正五年(1727)刊行徐大椿著《难经经释》(二卷),它是用《内经》的经义来解释《难经》的一部著作,共特点是:“训诂诠释,则依本文,辩证考证,则本《内经》”[6]。此书对《内》、《难》二经的有关内容,阐发义理及其学术渊源,颇能“逐难发挥,考证详明”,“深思体认,通贯全经”[7]。在经络,脏腑学说方面,每有独到的见解,很有参考价值。但因徐氏主张“言必本于圣经,治必尊乎古法”[8],故其学术思想,总的说来,是尊经守旧的,这不能不使其对典籍的诠释,具有某些复古主义色彩。乾隆二十一年(1756)刊行的黄元御所著《难经悬解》 (二卷)一书,是根据他个人的研究心得,对“八十一难”逐段予以注释的一部著作。黄氏认为《难经》的旧本,多有讹误,所以有必要进行更定,但真正发挥原旨奥义的学术见解并不多。
在《伤寒论》与《金匮要略》的研究方面,则首推顺治五年(1648)喻昌(字嘉言)著的《尚论篇》(此书本名《尚论张仲景<伤寒论>重编三百九十七法》其文过繁,世称现名以从简)。此书先论《伤寒论》大意,次辨王叔和编次,林亿,成无己校注之失,继则以六经各自为篇。纲目分明,条理井然,这部书实本本有失《伤寒论条辨》的看法,而较方氏更有创新。正如评者所说,能“发仲景之精微,补正叔和之疑阙,参以妙悟,得之神解”[9],但有人认为亦有“颠倒仲景原论中撰次”,“殊悖于理”[10]的地方,喻昌的弟子徐彬(字忠可),于康熙六年(1667)著《伤寒一百十三法发明》。他的学术观点皆源于喻氏,但忠可认为《尚论篇》详于论证而略于方论,颇觉美中不足,于是将方论专辑一帙而成此书。其中选录嘉言的论证大意,分注于《伤寒论》一百十三方之下,对仲景立方深义,作者则在方解部分进行阐发。它是一部配合喻著探究《伤寒论》立方本旨的参考书籍。张璐(字路玉)鉴于《伤寒论》的各家注本多歧而不一,从而感到“仲景书不可以不释,不释则世久而失传,尤不可多释,多释则词繁而易乱”,决心综合衷中,进行阐述。及得方有执《伤寒论条辨》[11]和喻昌《尚论篇》等书,并广搜秘本,反复详玩,遂使早日所谓多歧的问题,逐渐澄清,归于一贯,康熙六年(1667)著成《伤寒缵论》(二卷)、《伤寒绪论》(二卷)。他在《自序》中说:“缵者,祖仲景之文;绪者,理诸家之纷纭而清出之,以异仲景之法,汇明其源流”。
《缵论》、《绪论》相辅而行,其所诠释,大都能博采众长,参以己见,条理明晰,读之使人豁然。不足的是此书“纂集昔贤后人方论,大半不标名姓,然亦每多偏僻处”[12],在阅读时如不着意揣摩,则不易辨识,有些不便。张氏的长子名登(字诞光),著有《伤寒舌鉴》,二子名倬 (字飞畴),著有《伤寒兼证析义》,都继承了其父的医学事业,这两部著作,可视为张氏二书的附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