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政子的评价谈起
北条政子，她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位女性？
至少在我呆过的一些日史论坛中，关于这个问题，也见着了不少讨论。但是很遗憾，所见的无怪是“悍妇”、“残忍”之类的评价。不过也难怪，自江户时代以来，日本的女性地位就落入了一个自日本有史以来的一个最低点，以朱子学为正统的幕府官方意识形态当然不会容忍“母鸡司晨”的现象产生，武家的女性只消老老实实地呆在“御奥”里就可以了，哪有她们插嘴政事的份？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政子的“女人政治”在人们眼里当然是怪胎，更加上其他的一些因素，如“判官袒护”的心理，以及人们反感德川将军家动不动就拿源氏正统来宣扬自己的政治正当性，于是好拿赖朝做影射等等，政子的形象便这般地日益扭曲下去。
但是，在当时，人们是如何看待政子的呢？慈圆（当时的天台座主，九条兼实之弟）曾在其所撰之史书《愚管抄》中就政子与后鸟羽院的红人，一时在朝中权势绝顶的卿二位藤原兼子共襄三代将军实朝后嗣一事，评为“女人入眼（指佛象开眼，此为引领意）之日本国”已即将到来，他还发了一通有趣的议论，称赞能够耐受是男性所不能经历的生产的痛苦经验的母性之伟大，并且认为这样的母性方是女人的特点，对女人引领历史的潮流毫无排斥感，佛教向来有着歧视女性的一面，慈圆作为僧人能够发出这样的议论，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另外在《吾妻镜》的某个写本中，在卷首附上了一个名为“关东将军次第”的一览表，其中在“源实朝治十七年”同“藤原赖经治十八年”之间，明确记载了“平政子治八年”（实朝被暗杀于1219年，而九条赖经得到将军宣下在1226年，其间刚好事隔八年）。而《贞永式目》的第七条的题目便是“右大将（赖朝）家以后代代将军并二位殿（政子）御时所充给所领等，依本主诉讼被改补否事”，完全将政子和之前的三代将军相提并论。这些事实说明，虽然政子从未做过将军，但是在当时，在官方也好，在社会上也好，完全是将她视为一位堂堂的武家栋梁，没有任何的贬低。再从事实上看，政子所完成的事业，确实是非一般平凡女性所能成就的，甚至可以说，若无政子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新生的武家政权会立即四分五裂，毁在内耗上面。
但是，就是她的某几次挺身而出态度太过刚毅，有不少的现代人以他们的伦理道德观念指责政子阴毒，没有母性。这种说法本身就犯了以今度古的读史大忌。我们必须在理解在治承、寿永内乱中诞生的东国武人政权的性质的基础上，才能正确评价政子那看似冷酷无情的作为。

二、源氏将军和坂东武士的相生相克
先让我们简略回顾一下赖朝起兵的简单过程：治承寿永之乱通常被我们称作“源平合战”，但是源平之争只是内乱的表象，内乱的底流是平氏政权强硬的地方支配政策和已经形成了在地领主制度的地方武士之间的矛盾。平氏任用一族及亲信家人充当地方国衙的目代，在各国设置“家人奉行”，强行将在地武士编入其军制，从事京都大番役。虽然我们也能举出畠山重能、斋藤实盛等东国武人和平家结下了主从情缘的例子，但是大多数关东武人便是如《源平盛衰记》里所见的那样“在国则随从目代，在庄则出仕预所（庄官），被课以公事，杂役，昼夜无宁时”，或是为服京都大番役吃尽苦头，“去的时候高高兴兴带家人郎党启程……回到本国时，差不多是赤着脚回来”（《承久军物语》），平氏家人的横暴举动，也和关东各国在厅官人级的豪族武士产生了很多摩擦。一系列矛盾的结果是“众庶之怨气答天，四方之匈奴成变”（《玉叶》）。当源赖政、以仁王的举兵失败后，平氏加强了对其残党的镇压，使赖朝自危而举兵谋反。于是平氏关东统制的矛盾以此为契机一下子爆发出来，坂东武士们纷纷抓住“贵种”再兴这个大义名分，杀死平家派遣下来的目代官吏而响应赖朝，使得赖朝能在石桥山惨败后迅速再起，进据镰仓，建立起涵括了整个南关东的割据政权。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结论，关东武人们是为了寻求得以维护自己权益的领袖而拥戴赖朝的。河内源氏嫡流这一身份仅是一面旗帜而已，并不在赖朝是否能够获得绝对权威这一点上具备决定性的意义。事实上，象上总广常这样的大豪族在赖朝的举兵过程中基本采取的是先观望形势的态度，见到赖朝有值得押宝上去的价值后才归顺的，如果赖朝是个没有器量的人物，广常甚至准备当即就用他手下的二万骑把赖朝火并掉。赖朝在富士川会战后，便立即发动对佐竹氏的征讨，这不能单纯视为稳固后方的举动。我们必须看到千叶常胤和常陆源氏当时在领地方面存在的矛盾，才能全面的理解这一军事行动的背景。可见赖朝在治承年间专注于关东的经营，而不轻易举兵上京并不仅仅是赖朝对贸然上京的危险性感到顾虑，他必须设法把平治之乱后关东武人和源氏淡薄了的主从连系从虚线重描成实线，稳定自己的政治基础。《愚管抄》记载，上总广常曾经批评赖朝“老是想替朝廷出力，真是没有出息，如果待在坂东，谁能奈何得你”，从这句话里，我们甚至可以看见平将门的幽灵在其中忽隐忽现，“坂东自立”无疑是这些东国武人所想要达到的目的。

但是，赖朝毕竟是“贵种”，是直仕朝廷的“京武者”。其母方之父热田神宫宫司藤原季范，就是鸟羽院的皇后待贤门院藤原璋子（闲院流出身，崇德、后白河之母）的一族。日本学者元木泰雄指出，赖朝之父源义朝关东下向的背景，是他遭到父亲为义的废嫡，从而义朝便同他身为摄关家藤原忠实家人的父亲兄弟们分道扬镳，而开始靠近鸟羽院的宠姬美福门院得子（出身院近臣末茂流藤原六条氏）为首的政治势力。众所周知，在保元之乱前夜，美福门院为挫败崇德院企图使自己的皇子重仁亲王继承皇位的图谋，便准备拥立自己的养子，崇德院同母兄弟雅仁亲王（后白河帝）之子守仁亲王（二条帝），而以雅仁亲王暂代皇位。这样，义朝巧妙地融合进了待贤门院和美福门院两派势力之中，成功插入到院近臣集团中去。这也最终决定了赖朝的王臣家性格，使他和坂东的乡下武士的立场终究有别。主张关东独立的上总广常最终在赖朝决定和后白河法皇取得妥协的时刻被清洗掉了。镰仓幕府还是没有成为东国独立国家，而是得到了王朝国家的军事警察权委任，成为了军事权门。就这点上，镰仓幕府和平家政权没有什么两样，两者的决定性区别是，幕府掌握了守护、地头职的补任权，王朝没有权利更迭幕府在各国设置的守护、在庄园和国衙领安插的地头，幕府的关东割据也以“关东御领”、“关东御分国”的形式合法化了。关东武士的对土地的“职”的知行也以此而确定下来。赖朝以其出色的政治才能，力图将矛盾放在体制允许的范围内予以解决。既避免了和王朝国家的全面决裂，也维护了武士们的基本权益。
但是，赖朝和关东武士之间的矛盾，也在一些微小的细节上，擦出了忽隐忽现的火花。从所谓的文治守护地头敕许事件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苗头。
众所周知，平家灭亡以后，早已蓄积了很深矛盾的赖朝和义经兄弟立即翻脸为敌，后白河法皇同意了源义经赐予其关东追讨的院宣的要求。结果义经却迅速没落，法皇反而要面临着赖朝方面的巨大压力。北条时政作为赖朝的代官上京，向法皇提出设置地头的要求。这时的设置的地头，并非后来我们认知的以庄园，或以国衙领的保、乡为单位的庄乡地头，而是以一国为单位的“国地头”。九条兼实在其日记《玉叶》里记当时的交涉情况云：“又闻将五畿、山阴、山阳、南海、西海诸国分赐北条丸（指时政）等一党。不论庄园及公领，非但征课兵粮之催，总可以知行田地也……”，可见这种“国地头”根本不是象庄乡地头或是守护这样没有实际私占土地权力的“职”，而是实实在在的从王朝国家处抢夺土地了。这很难认为是一向来重视和王朝国家协调的赖朝所为，只能认为是北条时政等地方武士的激进路线。结果赖朝在解决义经后，立即调整了姿态。他停止了时政获得的七国国地头的职权，并且制止御家人的非法行为，时政在京都的赖朝代理人身份也被解除，而代之以赖朝的妹婿，公家出身的一条能保。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赖朝和北条时政为代表的关东武士在政治路线上的激烈碰撞。时政恐怕也因此和赖朝心生芥蒂。日本法制史的泰斗三浦周行很早就注意到后来曾我兄弟复仇事件中北条氏的背景因素并对之加以指摘，从这个角度就可以看到时政对赖朝的怨恨之深。

只要看下熊谷次郎直实的例子就可以明白这种意识的强烈性了，熊谷氏虽是个小武士团，但是直实此人基于等辈观的荣誉感却是比谁都要厉害。在一次流镝马表演上，赖朝要他做立靶子的差使，他坚决不干，理由就是立靶子要步行，而人家都骑马，这是明显对我的不公平待遇，坚持自己的见解一步不让，即使因为就此而遭赖朝没收领地的处罚也毫不为意。之后之所以因为在输了同久下直光的官司而出家遁世，就是以久下事先巴结了梶原景时，影响了裁判公正为其理由的。就算随法然出家以后，他也丝毫不改这一作风，当法然在给关白九条兼实讲法时，他因为是无位无官的遁世者，不能近殿听法而无法听清法然的说话声，于是便拂然怒道：“啊，没有比在身在此秽土而更为可叹的事了！若在极乐世界的话就不会有这样那样的差别了，在这里连可敬的上人讲法的声音都听不见啊！”
由此可见，源赖朝也好，还是后来的北条泰时也好，于政事上无论哪一点都要以“公平政治”为标榜，自然是缘自镰仓武家社会的这一特性，连源氏将军都要受这一风习约束，刚刚得以稳定的北条执权体制如果违背了这一点，会招来怎么样的恶性后果是不言而自明的。而赖家却给予他的近幸如中野能成之流很大的特权，甚至可以在镰仓市中无法无天也不受惩处。而受其宠爱的侧近也是骄横妄为，例如当时投靠赖家而得宠的“鼓判官”平知康就在酒席中当众嘲弄北条义时的弟弟北条时连，说他的名字中“连”字不雅，是钱褡子的意思。虽然说时连不动声色的把名字改成了时房，但是在他心里，会对放任佞幸折辱武人的将军赖家一点意见也没有？
所以说，赖家亲裁权的被剥夺简直是理所当然了，因为他的失德。一些本已平息了的动乱苗子居然又死灰复燃起来，1201年发生的越后城氏之叛就是个显著例子。所以说，以御家人合议制度取代将军亲裁，宁可说是政子对赖家的一种保护措施，目的是防止将军威信的进一步动摇（这里要指出一点，这并不代表赖家被架空，至少最终决定还是要赖家作的，制度的创立主要是为了抑制赖家妄为而带来的将军权力的恶性膨胀）。但是之后的赖家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开始游猎怠政，政子多次劝谏他也毫不改正。恐怕从这时起，政子已经觉得赖家根本不适合担任武家的栋梁了。比企氏事件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的。
因为这个事件本身太富有戏剧性，所以说近年来学界有对只记载对北条有利的方面的《吾妻镜》的对此事件叙述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事件的真相恐怕是一次由政子和担忧新外戚比企氏势力坐大，想要拥立能完全由北条氏控制的实朝的北条时政共同主导的“おしこむ”式政变。就如提出这个概念的笠谷和比古先生所指摘的那样，在强调绝对效忠主君的江户时代，家老们同心起来幽闭违逆重臣们意志的主君的例子尚屡见不鲜，更何况于武士主体能动性更强的中世时代？政子能够下达这个看似非情的决定，完全是基于武家社会的一贯作法，用肉亲之情来指责政子，则只能说这是非历史的观点了。何况，政子哪里没有尽到了作为母亲对赖家的指导之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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