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0月，巴托克踏上了开往美国的轮船。在从欧洲寄出的最后一封信中，巴托克写下了自己的处境，也说出了自己的心绪：“告别，真的很难……我一直在问：未来会如何？我们在这儿的朋友又会有什么遭遇？……这趟航程真的是像从一个已知但难以忍受的世界，跳入一个未知的世界。由于我的健康状况，只有上帝才知道我如何能在那儿工作，又能做多久。但是我们别无选择；这不是需不需要的问题，因为我们必须如此。”在这封信的德文原稿中，最后一句话是借用了贝多芬最后的弦乐弦乐四重奏Op.135的末乐章中题在两句主导乐句上的——“Muss es sein? denn es muss sein”（必须如此吗？但必须如此！）——中的句子。我们知道，巴托克的六首弦乐四重奏，也许是贝多芬晚期弦乐四重奏以后，这个领域内最具创造性的作品。巴托克是一位真诚的作曲家，他对浪漫派不加节制的表达方式的反对，并不意味着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不再言说自己的心绪，尽管这种言说有时显得那样曲折，有时甚至是躲在民间音乐的外表和庇护后面的。聆听巴托克的音乐，很多时候都很难被轻易地感动，他的作品对于许多听者来说充满了一种距离感，似乎他是有意保持这样的距离。然而，一旦我们理解了巴托克对于形式与内容高度统一的古典价值观的追求，理解了巴托克试图表达的在纯粹形式的表现手段中得到净化的某种情绪时，我们就能相信美国学者埃弗雷特·赫尔姆的论述：“巴托克在他的音乐作品中用极其直率、极其恳切、极其热情的语气对我们讲话……在音乐中，这位过于敏感的人为了防备冷酷无情、伤人情感的世界，防备他无法与之和解的那个充满妥协和忙忙碌碌的世界而系上的面具掉落了下来。他的整个一生恰似一次逃亡，逃避单调平庸的世界。”1939年以后，巴托克就不仅仅是在内心流亡了，他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流亡者，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故乡。这首第六弦乐四重奏是一次艰难的告别，可以说，在这首作品中巴托克的表达很直观，没有比这更直观的了。只是在他的忧伤背后，还有更深一层的绝望：他与所有那些亲切的人和事物的联系，终于被无情地切断。未来没有了可以赖以生长的土壤，只有恐惧弥漫其间。悲痛，在这个时候，倒显得是一种安慰了。

手机党看累死了

巴托克的一生确实很悲伤，作为后浪漫时期伟大的革新家，他的作品在他活着时却没有得到伟大的声誉

可能只有苦难才能最大限度榨出天才的创造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