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人的骨髓，那是爸的。其时他正在弥留，大夫说那液体变得清澈透明了，爸才有救。那贯穿着生命始终的液体，原本就不该有任何颜色。可是它躺在针管里，浑浊淡黄，如同窗外残阳泣血的冬季。

第二十三天，我终于撑不住了，躺在一个偶然闲置的病床上酣然睡去，没有人唤醒，不知会睡到什么时候。

我和爸的感情并不好，或者说，我们原本就谈不上有什么感情。爸在我心目中，是个带着陌生又震慑感觉的影子，即便每天朝夕相处，也永远有距离。我没有见过他风华正茂的样子，从我有记忆的那天起，他就已经是个灰头土脸的煤矿工人了。他每天按时上班，穿着被矿灯硫酸烧出破洞的工作服潜入冰冷的地层，挥动着铁锹开采微薄的工资。他每天下班，我都按照妈妈的吩咐站在门口的小山坡上眺望迎接。远远的，走过来一个个被煤灰蒙得面目全非的下班工人，分不清哪个是爸爸，哪个是别的叔叔。但仍是能够从身形上猜测出来的，爸清瘦高挑，背有些驼，走路的时候爱把双手插在裤兜里，不苟言笑。

爸从未抱过我，也从未亲过我。爸从未因我而自豪，我也从未因爸而骄傲过。

但他是我的爸爸，勤劳善良又孤独的爸爸。多年来一直梦见他，每一回都是恶梦，醒来时手心脚心都很凉。

出事之前我和爸进行谈判，那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我介入他婚姻状况的交锋。我带着妈的“最后通牒”在小矿井里找到他，告诉他希望他回家，他断然拒绝了。当时他双腿残疾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妈希望他回到家乡所在的地方承包几亩地来维持生计，饿日他则甘愿做这个小矿井里的工头儿。那时候的感觉就是“摇摇欲坠”四个字，婚姻、家庭和感情，都摇摇欲坠。我们一起喝酒一起抽烟，一起放声歌唱。

爸生命里的最后一首流行歌曲是《九月九的酒》，他始终不肯回家，但他总在歌唱，又是九月九，愁更愁，情更悠，回家的打算始终在心头。

那也是爸最后一次打我，狠狠地一记耳光，因为我顶撞了他。然后我看见他哭了。无声地落了泪。或许，我从来就没读懂过爸这本书，因此多年来一直在翻读，无论是怎样形式上的放下，爸总是在梦里找我，让我走不出那个冰冷彻骨的冬天。

午夜，突然有人敲门，急切得象战争迸发时的炮火。我听见妈在悉悉索索地穿衣服，开门，然后冲进来两个不认识的人。他们说爸出事了，现在在城里的医院里，并且要我也过去。十二月中旬的午夜，苍茫大地被冰雪覆盖，进城的路又冷又长，我不记得是否有月光。我看妈的脸色，看其他人的脸色，大家都不说话，只有车轮碾压路面的声音，那些冻僵了的石子被车轮卷起，啪啪地甩到路旁干枯的草丛里。我只有一个念头，爸是不是死了？

然而没有，脚步如飞，水泥台阶旋转，到了病房门口，凌晨窗帘缝隙里透过微弱的光线，两扇锈渍的木门怪叫着洞开，又是不认识的人肃然起立，让开病床前的围绕，我却不 认得病床上那个奄奄一息的人是爸了。

好象不是他，爸不会是这个样子。爸很酷，爸很高挑，爸很喜欢抽烟喝酒很豪爽。爸从来不对我笑，也从来不和我谈心，但是他给我以血脉、肉体或者灵魂。而眼前这个刚接受过开颅手术的人，面色如土地般灰暗，光头上包裹着厚厚的白色纱布，上面透着斑斑血迹。他那么脏，那么瘦，那么虚弱，浑身上下插满了管子象一个机器人。硕大的氧气瓶象炸弹一样在床头立着，导管的一端连着透明的面罩，罩在他脸上。他象醉得很深一般沉闷地呼吸，他自己和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

大夫过来巡视一周，简要地说了说手术的情况，而我始终也没能相信这是真的。爸的后脑被人误伤，然后淤血存留在颅内，然后在额上方打开头骨取出血块，一切机械得象某种实验作业。可他是我爸爸呀，我的爸爸，倔强得象黑土地上的荆棘，最终的结果却象案板上的西瓜，打开关上，没有知觉，没有神志。

人都走了，妈和我呆呆地站着，看着床上的爸，看着第一缕阳光爬过来，打在墙壁上，反射在爸的脸上。所有的药瓶都亮得晃眼，所有滴下来的液体都有一种寒冷的光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