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正午阳光很好，蝶形窗帘的背后是一堵墙，缝隙里的光斑有种抽象的形状。我在宽整平硬的床上静静地躺着，湖蓝色的床单上面印着白色蒲公英花絮的图案，散发着洗衣粉残留着的淡淡香味儿。我刚看完影碟——从街角那家店子的碟海里掏出来的很久也无人问津的影碟，它的名字是《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取材于张洁的同名小说。小说我没看过，只听说过。影片我也没看过，只听说过。仅是听说，我就知道自己肯定会流泪，我是那样一个容易被触动的人，我的心里始终回旋的仍是亲情，面对亲情我从不吝啬自己的泪水，毕竟，对一个男人来讲，流泪是件奢侈的事情。关上门，房间里静静的没有任何嘈杂的声音，躺在床上，隆重地思乡。
　　老人常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养儿不知父母恩。
　　老人常有不合时宜的言语和举动，老人的时代属于过去，不管它曾经多么繁华似锦。
　　
　　一个年轻的母亲写了一篇文章，讲述自己万千呵爱新生女儿的时候，猛然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对于母爱的理解是需要时间才能完成的，因为母爱之琐碎、之寻常、之平淡常常遥看有却近看无。就象影片，作家的母亲直到患了脑萎缩、白内障和脑瘤需要推上手术台的时候，忙碌的作家才反思自己曾经一直忽略的亲情。失去的迫近、迟来的珍惜加上急功近利的补偿，两个生命在一个生命即将结束之前碰撞摩擦。妈说“我不能死，我死了你怎么办？”女儿说“你不会死、永远不会！”母女连心，才真正的最疼。而世界上所有的妈都曾说过类似的话吧？我妈就说过。尽管我已经有很多很多年，没有叫过“妈”。
　　我没机会叫，我在外边，学习或工作，忙碌或清闲，我写信，也打电话，信越写越少，电话越打越疏，叫“妈”的时候，竟有些迟疑和羞涩了。三十岁的男人心里还有妈吗？电影里妈说“我也没有什么遗产。”电影里的孩子说“妈，你把我们拉扯大，不就是最大的遗产吗？”而事实上，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将会是妈的遗产。对于更多的有妈在身边的人来说，妈是什么？是一个枯萎渺小的老太太，是一个拖带着孩子的工具，是一个唠唠叨叨的烦着你围着你的人。她甚至很难伺候，或者什么事都插一杠子。如果她得了老年痴呆症，或者瘫痪或者大小便失禁了，那么生活中又多了一份索然的负担。这个时候，还记得挂在身上的负担曾经是放在心头的最疼么？世界上最伟大的是妈，世界上最好的老师是失去。
　　
　　作家的女儿远在美国，影片结尾的时候采取戏剧化的处理，女儿站在门口，作家昏花的眼睛无法辨认出变化巨大的女儿，竟然问：“你找谁？”这与作家和作家妈妈之间的情形巧合着，象一个带着反讽意味的轮回。记得斯琴高娃在某一个电视节目里谈过她主演的这部影片，说它反映着城市和时代里的亲情关系。忽略，一概的忽略，没什么忘不了的。小的时候记得跟妈撒娇和索要东西却不记得妈也是女人也会有女人的贪小和敏感。大了以后忙着生存和生活了，自然还有自己若干次又若干次的爱情，心里那个钟情的女性绝不会是妈。再大了以后膝下有子女，身旁有忙不完的操心事，妈不过是个生命符号罢了。这很正常，多少人就是这样变成符号的，包括自己。而我，却突然想妈，想起我们老北方的老话，七十岁有个家，八十岁有个妈。
　　我的床单是自己洗的，散发着洗衣粉残留的香味儿。
　　妈曾帮我洗过的床单只能枕在遥远的记忆里，我很想让她再帮我洗一次。
　　
　　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除了哭，我没有任何办法。作家捧着妈的骨灰在山冈上喊：“妈——”喊得我心撕裂了。我从来没这么喊过，是的，我含蓄，我害羞，我没机会。没有人不害怕失去最亲的人，也没有人不会失去，生命是个客观冷静的流程。只是，不要等失去了再去哭，妈是不可再生的财富，哪怕是做一个临时演员，也都回家去客串一下吧。
　　在妈的心里，你的演技永远是一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