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研究三十年 ———以 《杜甫研究学刊 》 为中心的讨论（三）
吳中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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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研究三十年 ———以 《杜甫研究学刊 》 为中心的讨论
吳中胜

吴中胜, 赣南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 博士后 ,341000。

杜甫生平研究
杜晓勤
飓风居主人 2021-01-22
本世纪的杜甫生平研究，以闻一多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和陈贻焮的《杜甫评传》取得的进展最大。其中闻著对前人的杜甫生平研究作了一次全面的清理和总结，使杜甫的生平大致明了了；而陈著则在有分析地吸取清代钱谦益、杨伦、浦起龙、仇兆螯，以及现当代闻一多、俞平伯、冯至、萧涤非等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杜甫的游踪、交往和杜诗的写作年代、地望作了相当多的考订工作，纠补了前人不少阙失，可谓是本世纪杜甫生平研究的集成之作。除此以外，本世纪还产生了相当数量的杜甫年谱、杜甫传和数量更多的有关杜甫生平事迹考订的专题论文，综观这些成果，虽然没有出现大的进展和突破，但大致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了一定规模的讨论：
一、生卒年
从宋人吕大防《少陵年谱》以来，大多数学者认为杜甫生于唐玄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卒于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享年59岁。清末学者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首次对吕大防说提出质疑，他认为：“按老杜绝笔当在《风疾伏枕》一首。......《耒阳阻水》当在五年春夏之交，《风疾书怀》在其冬，其夏《舟中苦热》已有’耻以风疾辞，胡然泊江岸‘之句，则杜公之卒必在大历六年。”陈氏此说提出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未有人响应。本世纪较早认同此说并对之补证的学者是丘良任。他先后撰写了《杜甫湘江诗月谱》、《杜甫之死及其生卒年考辨》，对杜甫的生卒年予以再考，以证陈说之不误。其中前文主要以作品逐月编次的方式，得出杜甫大历五年冬尚在长沙的结论；后文则据《资治通鉴》，认为杜甫的《献三大礼赋》写于天宝十载，又其中有“行四十载”之语，则杜甫当生于先天二年，以此年下数元稹所说的杜甫享年59岁，则杜甫必卒于大历六年而非大历五年。在任文发表后不久，王辉斌也相继撰文对杜甫的卒年重新考察。他在《杜甫卒年新考》中也认为杜甫大历六年仍健在人世，其主要论据是：
（1）大历六年春，刘长卿在湖南与杜甫曾赠诗同送“韦赞善”至岭南；
（2）卢岳大历五年秋护送韦之晋灵柩至京师后，于翌年夏不曾返长沙，杜甫斯时曾以诗寄怀之；
（3）萧十二（一本作萧二十）牧守长沙事在大历六年春后，杜甫于潭州曾写诗求其“一起辙中鳞”；
（四）《风疾舟中》的“三霜楚户砧”所指为大历四年、五年、六年。后来，王辉斌又撰《杜甫〈风疾舟中〉诗新说》对《风疾舟中》为绝笔说进行质疑，认为其作年在大历六年冬，题旨则是因辛京杳牧潭的胡作非为而发。翌年春，辛京杳被召还长安，萧十二继其任，杜甫以诗赠萧，说明其卒年当在大历七年的春天。除此以外，四川文史馆编《杜甫年谱》还对杜甫出生的具体时日进行了考订，他们认为杜甫当生于先天元年（公元712年）的正月一日。但萧涤非《杜甫研究》和陈贻焮《杜甫评传》均认为此说不可信。
二、世系、母系与妻室问题
世系本世纪对杜甫世系进行考订的成果主要有冯至的《杜甫家世里的一段（两个姑母）》、岑仲勉的《唐集质疑·杜甫世系》、曾意丹的《介绍一块研究杜甫家世的重要墓志――大周故京兆男子杜并墓志铭并序》、金启华的《杜甫诗论丛·杜甫世系表》、邓绍基《杜诗别解·关于杜甫的世系问题》等。岑文主要针对仇兆螯《杜诗详注·杜氏世系》所进行的考辨与订正，如认为杜甫至晋代杜预为十四代而非十三代，杜位系杜甫的从子而非从弟等；另外，岑文还对仇兆螯世系中的若干阙失进行了正补，使“十四代”之世系更为完整与翔实。金文则是针对钱谦益《钱注杜诗·杜甫世系》、吴景旭《杜陵世系》以及冯至《杜甫传》、四川文史馆《杜甫年谱》中的四种世系，进行了综合考订，他列了两份新的世系表，一为杜预至杜甫的“十四代”表，一为杜预至杜氏得姓起的“杜伯”的“十八代”表，在“十四代”表中，金启华对第六、十两代的人名作了全面的补正，又考证出杜甫为杜预第四子杜耽之后。邓绍基文则对现代研究者的有关成果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理，最后得出结论：杜甫世系除第五代尚付阙如外，其他都已考出，并列了一份自杜预至杜甫的“十三代”世系表。
母系本世纪较早对杜**系进行探讨的文章是朱偰《杜**系先世出于唐太宗考》，该文认为杜甫的外祖母是纪王慎（太宗第十子）之孙，义阳王悰之女，故杜**系先世出于唐太宗。但此说后来响应者不多。
冯至的《杜甫传》和岑仲勉的《唐集质疑·杜甫祖母卢氏考》则考证出杜甫的母亲有生母和继母之分，生母为崔氏，继母为卢氏。此外，《杜甫传》还对崔氏的世系进行了勾勒，认为崔氏系出清河，于杜甫幼年时已死去；杜甫生母的舅父为李行远、李行芳兄弟，李琮的女儿为杜甫的外祖母；杜甫外祖的父母亲为舒王李元名之女。
四川文史馆编撰的《杜甫年谱》则认为杜甫的生母崔氏乃“文章四友”之一的崔融长女。陈贻焮《杜甫评传·杜母小议》则主要针对崔氏名海棠的旧说进行辩驳；同时指出，清代钱谦益、朱鹤龄等人对杜**系的研究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错误。
刘衍《关于李贺的家世》则通过对李贺家世的梳理，提出了一种前人所未及的新说，认为杜甫与李贺的父辈有着一种疏远的亲戚关系。王辉斌《杜**系问题辨说》则对杜**系问题研究中的三个主要问题进行了考辨，认为：（1）崔氏为崔融长女之说与史料不符，未可信从；（2）崔氏非系出清河一房，而是博陵安平崔姓的后裔；（3）杜集中无海棠诗，与崔氏毫无关系，该因海棠乃一种从海外引进的花卉，杜甫当时根本没有见过。
妻室据元稹《杜君墓系铭》，杜甫妻子杨氏为司农少卿杨怡女，享年49岁。故本世纪大部分学者均认为杨氏卒于杜甫谢世之后，杜、杨结为伉俪当在开元二十九年，杜甫时年30岁，杨氏19岁。然王辉斌《杜甫妻室问题索隐》则指出：根据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所颁布的“婚姻法”，男15岁女13岁以上者须“得嫁娶”；故杜、杨结合应在开元二十二年；杨氏约生于开元五年，卒于大历元年秋前；杨氏卒后，杜甫于大历二年的秋天，又于夔州与当地的一位少妇再婚，即杜甫一生凡两娶。杜甫卒后，此继室尚健在。

三、行踪与交游
本世纪学界对杜甫一生重要行踪的考察起于二十年代。1929年陈鸣西发表了《杜诗地名考》和《杜诗地图十幅》，以地图的形式对杜甫一生的重要行踪进行了粗略的勾画。此后，闻一多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也对杜甫的一些重要行踪进行了考辨。但对杜甫一生行迹的大量考察和杜甫一些重要行止原因的深入探讨，却是在八十年代以后。
行踪的新发现和详细考察在八十年代初期，陈贻焮对杜甫行踪的新发现比较多，他曾先后发表了《杜甫壮游踪迹初探》、《杜甫携家避安禄山乱经过》、《杜甫秦州行止探（上）、（下）》等系列文章，其中《初探》一文首次揭示出杜甫在十九岁那年曾经去郇瑕（今山西临猗县）一带漫游，并在那里结识了韦之晋、寇锡。而他在《杜甫评传》中对杜甫一生重要行踪的勾勒尤多且细。
同时或以后，对杜甫行踪详加考证的文章还有王重九的《杜甫弱冠西游考》、沈元林的《唐宝应元年杜甫行迹考》、孙士信的《杜甫客秦州赴两当县考――关于杜甫由秦陇入蜀路线的质疑》、陶瑞芝的《杜甫自齐赴“西归到咸阳”时间考》、陈铁民的《由新发现的韦济墓志看杜甫天宝中的行止》、乔长阜的《杜甫的应进士试和壮游齐赵新探――兼探杜甫初游吴越的时间》等。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通过实地考察来研究杜甫的行踪，此种研究法以张忠纲的《杜甫在山东行踪遗迹考辨》开其先河，此后有林家英等的《评踪辨迹学杜诗》、张忠的《杜甫陇右纪念遗迹》、杜甫纪念馆的《杜甫川北行踪遗迹考察记》、丁浩的《杜甫两川行踪遗迹初考》、《杜甫两川行踪遗迹资料辑录》等。不过，运用这种研究方法最突出的成果还是山东大学《杜甫全集》校注组集体实地考察后所编写的《访古学诗万里行》一书，该书不仅纠正了历代杜诗注家的不少地名错误，还发现了许多新的踪迹和新的地望，不少成果为陈贻焮《杜甫评传（中、下卷）》等新的论杜著作所直接援引采用。
杜甫一些重要行止的原因杜甫后期先后漂泊西北、西南，都是在一地生活一段时间后即离去，对于杜甫离开这些地方的原因的探讨，也是杜甫生平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1、离开华州去秦州的原由。关于杜甫由华州去秦州的原由，旧说认为，属“关辅饥，辄弃官而去，至秦州”。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亦主此说。首先提出新说的是冯至的《杜甫传》,该书认为，杜甫至秦州乃是因为此地有其从侄儿杜佐与友人赞公。朱东润的《杜甫叙论》则认为，杜甫之所以去秦州，是因为他想去蜀中投靠房琯、刘秩、严武等朋友，而秦州是当时由关中至蜀中较为安全的线路上的必经之地，故有秦州之行。此后还出现了一些研究杜甫弃官去秦州的缘由的论文，如冯钟芸的《关于杜甫弃官往秦州缘由新探》、王抗敌的《从弃官西游看杜甫思想的复杂性》等，陆续提出了避乱说，归隐说等。
2、离蜀的原因。旧说认为，严武病卒成都，杜甫无从依靠，故而离去，闻一多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冯至的《杜甫传》、朱东润的《杜甫叙论》皆从之。陈尚君的《杜甫为郎离蜀考》、《杜甫离蜀后的行止原因新考》则认为，杜甫离蜀的真正原因，乃是入京为郎，时间在永泰元年严武未卒之时。陈文还认为，杜甫之被任命为郎官，乃是严武向朝廷奏请所致，与入参严武幕为两回事。后来陈贻焮在《杜甫评传》中吸收了陈尚君这一新说。
但是张忠纲在《论严杜交谊与杜甫之去蜀》中不同意陈尚君的为郎离蜀说，他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商榷，最后认为杜甫离蜀仍然是因为严武死后，无所依从所致，旧说不误。
3、离开夔州南下湖湘的动机。杜甫南下湖湘的动机，旧说以为是投靠亲友，王辉斌《杜甫出峡后两改初衷探究》则从多方面对之进行了辩驳，认为杜甫南下的真正目的是受功名的驱使与欲解民于倒悬。
交游杜甫一生交游甚广，诗文中所及时人很多，对于杜甫与这些人的交往情况的考证，也是杜甫生平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本世纪除了一些年谱、评传、传等专门著作中涉及到杜甫的交游问题，还产生了相当多的研究杜甫交游问题的论文。

对这一问题进行综合考论的文章主要有卞敬业的《杜少陵朋辈考》、李云逸的《杜甫交游补笺》、杨廷福的《杜甫交游考略》、陶敏的《杜甫交游新考》、胡可先的《杜甫交游补考》等。探讨杜甫与个别诗人交游的文章则主要有：张清华的《杜甫与孟云卿》、卞孝萱的《杜甫与高适、岑参》、蔡川右的《杜甫与郑虔》、沈元林的《论杜甫与高适在蜀时的关系变化》、钟来因的《杜甫与裴虬》等。
四、卒地、卒因与墓地
这三个问题，从宋代以来即多有争论。本世纪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为杜甫生平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卒地关于杜甫的卒地，学界有两大说法：
1、耒阳说。此说始于中唐，历代多有从之者。本世纪持此说的主要有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金启华的《杜甫诗论丛》和《杜甫评传》、邓绍基的《杜诗别解·关于杜甫的卒地卒因问题》、朱东润的《杜甫叙论》等。
2、潭岳之间说。此说起于南宋鲁訾、黄鹤等人。闻一多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在批驳“耒阳说”后，对此说作了大量的补证工作，最后认为杜甫于大历五年（770）冬以寓卒于潭岳间。后来从此说者甚众，但观点又小有区别。如冯至的《杜甫传》和四川文史馆编著的《杜甫年谱》均认为杜甫卒于湘江舟中；萧涤非的《杜甫研究》则认为是在洞庭湖的舟中；陈贻焮的《杜甫评传》认为杜甫卒于潭岳途中；丘良任的《杜甫之死及其生卒年考辨》则认为杜甫卒地乃在昌江寓所，即今湖南省平江县境内。
卒因至于杜甫的卒因，学界更是说法不一。传统观点有三：饫死说、病死说和溺死说。本世纪学界主要继承了前两种说法，但饫死说又派生出了中毒致死说，如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即认为杜甫死于其所食之腐肉中毒（因天热变质而有毒且被酒所促进）；病死说的类别更多，主要有急性胰腺病、风湿病、风疾病、肺病、糖尿病、心肌梗塞、综合症等说法。
墓地据有关资料记载，湖南耒阳、平江、湖北襄阳、河南巩县、偃师等地，均有杜甫墓。经过本世纪学者的研究，发现耒阳的杜甫墓为后人伪托，襄阳墓是纪念墓，但余下的平江、巩县、偃师三地的杜甫墓，到八九十年代也还各有人认为是真墓。如萧涤非《杜甫研究·再版前言》和冯建国的《杜甫四墓考》则认为杜甫死于洞庭湖中，初葬平江，后迁至偃师；傅永堂的《关于巩县杜甫墓问题》则认为杜甫的真正墓地应在巩县，余皆不可信；毛居青的《杜甫墓考》、毛炳汉的《杜甫墓地在平江》、丘良任的《杜甫之死及生卒年考辨》等文则均主平江墓说，认为巩县墓不可靠；熊治祁的《杜甫之死及平江墓》又认为平江墓为后人伪托，未可遽信。
另外，本世纪还出版了专门研究杜甫卒葬问题的论著，即傅光的《杜甫研究（卒葬卷）》。该书认为杜甫于大历五年（770）夏卒于耒阳，杜甫初葬岳阳，终葬偃师，三者构成了杜甫灵柩归葬的全过程。

杜晓勤（Du Xiao Qin）
　　杜晓勤，男，汉族，文学博士，1967年8月生于江苏如皋。1995年起，任教于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2005年9月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现【2006年】为古代文学教研室教授、中国古代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

个人简介
杜晓勤，男，1967年8月生，江苏如皋人。1982-1985年在如皋县磨头中学读高中。1985-1989年在江苏省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南通班读本科，获文学学士学位。1989-1992年在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获文学硕士学位。1992-1995年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魏晋隋唐方向博士生，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兼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孟浩然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古典学》集刊主编。出版《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齐梁诗歌向盛唐诗歌的嬗变》、《六朝声律与唐诗体格》、《唐代文学的文化视野》、《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述论》等专著。
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专题论文80余篇。主持开发“中国历代基本典籍库·隋唐五代卷”、“中国古典诗歌声律分析系统”等电子数据库软件多种。
曾获“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社会科学）三等奖”、“第七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集体）、“全国优秀教育图书奖”（集体）、“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集体）、“北京市教育创新标兵”、“北京高校第五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文科A组一等奖”、 “北京大学杰出青年人文学者奖”、“第十届北京大学最受学生爱戴的老师暨‘十佳教师’慈竹奖”、“北京大学教学优秀奖”等荣誉。2009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二十世纪杜甫研究概述
时间：2018-12-04
杜晓勤
杜甫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也是被研究得最为充分的诗人。本世纪学界逐渐改变了以前多用封建伦理观、文艺观评价和研究杜甫生平、思想和诗歌艺术的学术传统，代之以民主思想评判和现代艺术分析，取得了十分可观的进展和成绩。
一、本世纪上半叶
在本世纪的头二十年里，人们仍然习惯沿用考证、笺注和点评式的传统方法来研究杜甫及其诗歌。最早用现代学术观念和人文理论研究和分析杜诗的成果是1922年梁启超的学术讲演《情圣杜甫》，他在该文中首次对历代诗评家封杜甫为"诗圣"的作法提出异议，完全把杜甫当成一个普通的诗人看待，极力挖掘杜甫诗中的"情"之"真"和"情"之"深"。二十年代末，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也认为杜甫更贴近平民大众。此后以现代伦理观念和人文价值标准来分析杜甫生活、性格和思想的论文逐渐多了起来，其中尤见时代烙印的研究成果则有顾彭年的《杜甫诗里的非战思想》、易君左的《杜甫的时代精神》、杜若莲的《民族诗人杜少陵及其生平》、冯至的《杜甫与我们的时代》等。
与此同时，学界对杜甫生平事迹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如闻一多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将前人数十种杜甫年谱加以汇集笺注，而且注意辑入了当时的音乐、绘画、宗教、文献等史料，把杜甫及其文学创作放到一个大的文化史的背景下来考察，是对传统年谱学的一个创新。而以评传这一新形式叙述杜甫生平的著作则有朱偰的《杜少陵评传》、冯至的《杜甫传》等。
本世纪上半叶杜甫诗歌艺术的研究是新旧方法并存，有纯用传统方法研究杜诗的，如郭曾炘的《读杜劄记》；有在传统的点评方法基础上稍加综合论述的文章，如玄修的《说杜》；也有引进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特别是写实主义或现实主义理论分析杜诗艺术的，如耕南的《杜甫诗中的唐代社会》、吴泾熊的《杜甫论》、李广田的《杜甫的创作态度》等。另外，洪业的《杜诗引得》的出版可以说是现代西方的引得编撰方法和中国传统的乾嘉学派的诗文校勘整理的合璧，至今仍嘉惠学林。
还值得一提的是，四十年代的解放区延安对杜甫比较重视，胡乔木曾经有过关于纪念杜甫的指示信，焕南的《案头杂记》介绍了延安的杜公祠、少陵川，谈到延安纪念杜甫将修葺杜公祠，开纪念会；而同时发表的钱来苏的《关于杜甫》（同前）高度评价了杜甫及其作品，强调了杜甫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气节，指出纪念杜甫的重大现实意义。
二、五六十年代
从五十年代初开始，许多杜甫研究者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来研究和分析杜甫及其诗歌，在杜甫的生平思想、创作道路，杜诗产生的社会原因以及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等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冯至在五十年代初期在《新观察》上连续发表的《杜甫传》和萧涤非五十年代末期在《文史哲》上连载的《杜甫研究》。但这一阶段，由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够、运用不当，不少文章生搬硬套俄国和苏联文学理论的名词术语，在对杜甫思想和诗歌艺术的分析过程中有简单化的弊端。当时能够避开政治风潮、思想论争对杜甫诗歌艺术进行深入、独到的分析的文章只有夏承焘连续发表的《杜诗札丛》、马茂元的《谈杜甫七言绝句的特色》等数篇。
1962年是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杜甫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全国各地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文化界名流学者更是纷纷撰文纪念，据不完全统计，这一年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有关杜甫的文章有三百多篇，涉及杜甫的各个方面，其中郭沫若在纪念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大会上的开幕词《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对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谓杜甫是"伟大的诗人"、"爱国诗人"，"和人民打成了一片"，"同命运，共甘苦"。这一论断在很长时间里一直为学界所沿用、发挥。
还值得一提的是中华书局在1962年12月、1963年2月、1963年11月相继出版了《杜甫研究论文集》一、二、三辑，汇集了世纪初到1963年间重要的杜甫研究论文，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和总结了大半个世纪杜甫研究的实绩。

三、文革期间
1966年开始的文革，使杜甫研究中断了。据王学泰的《二十世纪文化变迁中的杜甫研究》一文，1966年底至1967年初，江青审查解放以来所拍摄的国产影片，便对1962年为纪念杜甫所拍的纪录影片《诗人杜甫》大放厥词，说是冯至一帮人为影射现实而拍摄的，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作品。并说毛主席喜欢李白而不喜欢杜甫。于是杜甫、杜诗就被作为封建"四旧"而扫地出门了。文革前六年中，没有一篇关于杜甫的文章，也就不奇怪了。1971年，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问世了，在该书中他一反1953年给成都杜甫草堂题书的楹联"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和在杜甫诞生一千二百周年大会开幕词中对杜甫的高度评价，认为杜甫是一个"完全站在统治阶级、地主阶级一边"的封建卫道士。
1975年开展的"评法批儒"运动，又使杜甫搅入"儒法斗争"的中去了。梁效的《杜甫的再评价――批判杜甫研究中的尊儒思想》就是这么给杜甫划线定性的，他们认为杜甫的诗是"政治诗"，他的诗歌是对当时唐玄宗推行的儒家路线的批判，说杜甫是一个不自觉的"法家诗人"。紧接着，报刊上围绕这篇文章展开了一场规模不算太大的关于杜甫到底属于儒家还是法家的论争，论争的双方虽然观点不同，但是都没有离开"评法批儒"这一总的政治原则。

四、文革以后
1977年以后，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和学术研究的走上正轨，又出现了研究杜甫的热潮。这个时期，学界不但整理再版了大量的明清名家注杜论杜的旧著，如仇兆螯的《杜诗详注》、钱谦益的《钱注杜诗》、浦起龙的《读杜心解》、杨伦的《杜诗镜铨》、王嗣奭的《杜臆》、施鸿保的《读杜诗说》、金圣叹的《杜诗解》等，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杜诗打下了基础；而且陆续出版了不少当代学者研杜的新著，如傅庚生的《杜诗析疑》、徐仁甫的《杜诗注解商榷》、陈贻焮的《杜甫评传》、金启华的《杜甫诗论丛》等。还出现了专门刊发论杜成果的《草堂》（后改名为《杜甫研究学刊》），除了成都杜甫草堂有杜甫纪念馆，河南的巩县也建立了杜甫纪念馆，四川省还成立了杜甫研究会，并多次召开了全国性的杜甫及其诗歌作品学术讨论会。
就研究方法而言，近二十年来，人们不断开拓视野，从诗歌艺术本身、从美学、从文艺心理学、从文化史、从杜诗研究史等各个角度对杜甫及其诗歌作品进行了深入、细致、全面的探讨，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
第二节杜甫生平研究
本世纪的杜甫生平研究，以闻一多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和陈贻焮的《杜甫评传》取得的进展最大。其中闻著对前人的杜甫生平研究作了一次全面的清理和总结，使杜甫的生平大致明了了；而陈著则在有分析地吸取清代钱谦益、杨伦、浦起龙、仇兆螯，以及现当代闻一多、俞平伯、冯至、萧涤非等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杜甫的游踪、交往和杜诗的写作年代、地望作了相当多的考订工作，纠补了前人不少阙失，可谓是本世纪杜甫生平研究的集成之作。除此以外，本世纪还产生了相当数量的杜甫年谱、杜甫传和数量更多的有关杜甫生平事迹考订的专题论文，综观这些成果，虽然没有出现大的进展和突破，但大致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了一定规模的讨论：
一、生卒年
从宋人吕大防《少陵年谱》以来，大多数学者认为杜甫生于唐玄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卒于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享年59岁。清末学者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首次对吕大防说提出质疑，他认为："按老杜绝笔当在《风疾伏枕》一首。……《耒阳阻水》当在五年春夏之交，《风疾书怀》在其冬，其夏《舟中苦热》已有'耻以风疾辞，胡然泊江岸'之句，则杜公之卒必在大历六年。"
陈氏此说提出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未有人响应。本世纪较早认同此说并对之补证的学者是丘良任。他先后撰写了《杜甫湘江诗月谱》、《杜甫之死及其生卒年考辨》，对杜甫的生卒年予以再考，以证陈说之不误。其中前文主要以作品逐月编次的方式，得出杜甫大历五年冬尚在长沙的结论；后文则据《资治通鉴》，认为杜甫的《献三大礼赋》写于天宝十载，又其中有"行四十载"之语，则杜甫当生于先天二年，以此年下数元稹所说的杜甫享年59岁，则杜甫必卒于大历六年而非大历五年。
在任文发表后不久，王辉斌也相继撰文对杜甫的卒年重新考察。他在《杜甫卒年新考》中也认为杜甫大历六年仍健在人世，其主要论据是：（1）大历六年春，刘长卿在湖南与杜甫曾赠诗同送"韦赞善"至岭南；（2）卢岳大历五年秋护送韦之晋灵柩至京师后，于翌年夏不曾返长沙，杜甫斯时曾以诗寄怀之；（3）萧十二（一本作萧二十）牧守长沙事在大历六年春后，杜甫于潭州曾写诗求其"一起辙中鳞"；（四）《风疾舟中》的"三霜楚户砧"所指为大历四年、五年、六年。后来，王辉斌又撰《杜甫〈风疾舟中〉诗新说》对《风疾舟中》为绝笔说进行质疑，认为其作年在大历六年冬，题旨则是因辛京杳牧潭的胡作非为而发。翌年春，辛京杳被召还长安，萧十二继其任，杜甫以诗赠萧，说明其卒年当在大历七年的春天。
除此以外，四川文史馆编《杜甫年谱》还对杜甫出生的具体时日进行了考订，他们认为杜甫当生于先天元年（公元712年）的正月一日。但萧涤非《杜甫研究》和陈贻焮《杜甫评传》均认为此说不可信。
二、世系、母系与妻室问题
世系本世纪对杜甫世系进行考订的成果主要有冯至的《杜甫家世里的一段（两个姑母）》、岑仲勉的《唐集质疑·杜甫世系》、曾意丹的《介绍一块研究杜甫家世的重要墓志――大周故京兆男子杜并墓志铭并序》、金启华的《杜甫诗论丛·杜甫世系表》、邓绍基《杜诗别解·关于杜甫的世系问题》等。
岑文主要针对仇兆螯《杜诗详注·杜氏世系》所进行的考辨与订正，如认为杜甫至晋代杜预为十四代而非十三代，杜位系杜甫的从子而非从弟等；另外，岑文还对仇兆螯世系中的若干阙失进行了正补，使"十四代"之世系更为完整与翔实。金文则是针对钱谦益《钱注杜诗·杜甫世系》、吴景旭《杜陵世系》以及冯至《杜甫传》、四川文史馆《杜甫年谱》中的四种世系，进行了综合考订，他列了两份新的世系表，一为杜预至杜甫的"十四代"表，一为杜预至杜氏得姓起的"杜伯"的"十八代"表，在"十四代"表中，金启华对第六、十两代的人名作了全面的补正，又考证出杜甫为杜预第四子杜耽之后。邓绍基文则对现代研究者的有关成果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理，最后得出结论：杜甫世系除第五代尚付阙如外，其他都已考出，并列了一份自杜预至杜甫的"十三代"世系表。
母系本世纪较早对杜**系进行探讨的文章是朱偰《杜**系先世出于唐太宗考》，该文认为杜甫的外祖母是纪王慎（太宗第十子）之孙，义阳王悰之女，故杜**系先世出于唐太宗。但此说后来响应者不多。
冯至的《杜甫传》和岑仲勉的《唐集质疑·杜甫祖母卢氏考》则考证出杜甫的母亲有生母和继母之分，生母为崔氏，继母为卢氏。此外，《杜甫传》还对崔氏的世系进行了勾勒，认为崔氏系出清河，于杜甫幼年时已死去；杜甫生母的舅父为李行远、李行芳兄弟，李琮的女儿为杜甫的外祖母；杜甫外祖的父母亲为舒王李元名之女。
四川文史馆编撰的《杜甫年谱》则认为杜甫的生母崔氏乃"文章四友"之一的崔融长女。陈贻焮《杜甫评传·杜母小议》则主要针对崔氏名海棠的旧说进行辩驳；同时指出，清代钱谦益、朱鹤龄等人对杜**系的研究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错误。
刘衍《关于李贺的家世》则通过对李贺家世的梳理，提出了一种前人所未及的新说，认为杜甫与李贺的父辈有着一种疏远的亲戚关系。王辉斌《杜**系问题辨说》则对杜**系问题研究中的三个主要问题进行了考辨，认为：（1）崔氏为崔融长女之说与史料不符，未可信从；（2）崔氏非系出清河一房，而是博陵安平崔姓的后裔；（3）杜集中无海棠诗，与崔氏毫无关系，该因海棠乃一种从海外引进的花卉，杜甫当时根本没有见过。
妻室据元稹《杜君墓系铭》，杜甫妻子杨氏为司农少卿杨怡女，享年49岁。故本世纪大部分学者均认为杨氏卒于杜甫谢世之后，杜、杨结为伉俪当在开元二十九年，杜甫时年30岁，杨氏19岁。然王辉斌《杜甫妻室问题索隐》则指出：根据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所颁布的"婚姻法"，男15岁女13岁以上者须"得嫁娶"；故杜、杨结合应在开元二十二年；杨氏约生于开元五年，卒于大历元年秋前；杨氏卒后，杜甫于大历二年的秋天，又于夔州与当地的一位少妇再婚，即杜甫一生凡两娶。杜甫卒后，此继室尚健在。

三、行踪与交游
本世纪学界对杜甫一生重要行踪的考察起于二十年代。1929年陈鸣西发表了《杜诗地名考》和《杜诗地图十幅》，以地图的形式对杜甫一生的重要行踪进行了粗略的勾画。此后，闻一多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也对杜甫的一些重要行踪进行了考辨。但对杜甫一生行迹的大量考察和杜甫一些重要行止原因的深入探讨，却是在八十年代以后。
行踪的新发现和详细考察在八十年代初期，陈贻焮对杜甫行踪的新发现比较多，他曾先后发表了《杜甫壮游踪迹初探》、《杜甫携家避安禄山乱经过》、《杜甫秦州行止探（上）、（下）》等系列文章，其中《初探》一文首次揭示出杜甫在十九岁那年曾经去郇瑕（今山西临猗县）一带漫游，并在那里结识了韦之晋、寇锡。而他在《杜甫评传》中对杜甫一生重要行踪的勾勒尤多且细。
同时或以后，对杜甫行踪详加考证的文章还有王重九的《杜甫弱冠西游考》、沈元林的《唐宝应元年杜甫行迹考》、孙士信的《杜甫客秦州赴两当县考――关于杜甫由秦陇入蜀路线的质疑》、陶瑞芝的《杜甫自齐赴"西归到咸阳"时间考》、陈铁民的《由新发现的韦济墓志看杜甫天宝中的行止》、乔长阜的《杜甫的应进士试和壮游齐赵新探――兼探杜甫初游吴越的时间》等。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通过实地考察来研究杜甫的行踪，此种研究法以张忠纲的《杜甫在山东行踪遗迹考辨》开其先河，此后有林家英等的《评踪辨迹学杜诗》、张忠的《杜甫陇右纪念遗迹》、杜甫纪念馆的《杜甫川北行踪遗迹考察记》、丁浩的《杜甫两川行踪遗迹初考》、《杜甫两川行踪遗迹资料辑录》等。不过，运用这种研究方法最突出的成果还是山东大学《杜甫全集》校注组集体实地考察后所编写的《访古学诗万里行》一书，该书不仅纠正了历代杜诗注家的不少地名错误，还发现了许多新的踪迹和新的地望，不少成果为陈贻焮《杜甫评传（中、下卷）》等新的论杜著作所直接援引采用。
杜甫一些重要行止的原因杜甫后期先后漂泊西北、西南，都是在一地生活一段时间后即离去，对于杜甫离开这些地方的原因的探讨，也是杜甫生平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1、离开华州去秦州的原由。关于杜甫由华州去秦州的原由，旧说认为，属"关辅饥，辄弃官而去，至秦州"。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亦主此说。首先提出新说的是冯至的《杜甫传》,该书认为，杜甫至秦州乃是因为此地有其从侄儿杜佐与友人赞公。朱东润的《杜甫叙论》则认为，杜甫之所以去秦州，是因为他想去蜀中投靠房琯、刘秩、严武等朋友，而秦州是当时由关中至蜀中较为安全的线路上的必经之地，故有秦州之行。此后还出现了一些研究杜甫弃官去秦州的缘由的论文，如冯钟芸的《关于杜甫弃官往秦州缘由新探》、王抗敌的《从弃官西游看杜甫思想的复杂性》等，陆续提出了避乱说，归隐说等。
2、离蜀的原因。旧说认为，严武病卒成都，杜甫无从依靠，故而离去，闻一多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冯至的《杜甫传》、朱东润的《杜甫叙论》皆从之。陈尚君的《杜甫为郎离蜀考》、《杜甫离蜀后的行止原因新考》则认为，杜甫离蜀的真正原因，乃是入京为郎，时间在永泰元年严武未卒之时。陈文还认为，杜甫之被任命为郎官，乃是严武向朝廷奏请所致，与入参严武幕为两回事。后来陈贻焮在《杜甫评传》中吸收了陈尚君这一新说。
但是张忠纲在《论严杜交谊与杜甫之去蜀》中不同意陈尚君的为郎离蜀说，他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商榷，最后认为杜甫离蜀仍然是因为严武死后，无所依从所致，旧说不误。
3、离开夔州南下湖湘的动机。杜甫南下湖湘的动机，旧说以为是投靠亲友，王辉斌《杜甫出峡后两改初衷探究》则从多方面对之进行了辩驳，认为杜甫南下的真正目的是受功名的驱使与欲解民于倒悬。
交游杜甫一生交游甚广，诗文中所及时人很多，对于杜甫与这些人的交往情况的考证，也是杜甫生平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本世纪除了一些年谱、评传、传等专门著作中涉及到杜甫的交游问题，还产生了相当多的研究杜甫交游问题的论文。
对这一问题进行综合考论的文章主要有卞敬业的《杜少陵朋辈考》、李云逸的《杜甫交游补笺》、杨廷福的《杜甫交游考略》、陶敏的《杜甫交游新考》、胡可先的《杜甫交游补考》等。探讨杜甫与个别诗人交游的文章则主要有：张清华的《杜甫与孟云卿》、卞孝萱的《杜甫与高适、岑参》、蔡川右的《杜甫与郑虔》、沈元林的《论杜甫与高适在蜀时的关系变化》、钟来因的《杜甫与裴虬》等。
四、卒地、卒因与墓地
这三个问题，从宋代以来即多有争论。本世纪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为杜甫生平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卒地关于杜甫的卒地，学界有两大说法：
1、耒阳说。此说始于中唐，历代多有从之者。本世纪持此说的主要有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金启华的《杜甫诗论丛》和《杜甫评传》、邓绍基的《杜诗别解·关于杜甫的卒地卒因问题》、朱东润的《杜甫叙论》等。
2、潭岳之间说。此说起于南宋鲁訾、黄鹤等人。闻一多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在批驳"耒阳说"后，对此说作了大量的补证工作，最后认为杜甫于大历五年（770）冬以寓卒于潭岳间。后来从此说者甚众，但观点又小有区别。如冯至的《杜甫传》和四川文史馆编著的《杜甫年谱》均认为杜甫卒于湘江舟中；萧涤非的《杜甫研究》则认为是在洞庭湖的舟中；陈贻焮的《杜甫评传》认为杜甫卒于潭岳途中；丘良任的《杜甫之死及其生卒年考辨》则认为杜甫卒地乃在昌江寓所，即今湖南省平江县境内。
卒因至于杜甫的卒因，学界更是说法不一。传统观点有三：饫死说、病死说和溺死说。本世纪学界主要继承了前两种说法，但饫死说又派生出了中毒致死说，如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即认为杜甫死于其所食之腐肉中毒（因天热变质而有毒且被酒所促进）；病死说的类别更多，主要有急性胰腺病、风湿病、风疾病、肺病、糖尿病、心肌梗塞、综合症等说法。
墓地据有关资料记载，湖南耒阳、平江、湖北襄阳、河南巩县、偃师等地，均有杜甫墓。经过本世纪学者的研究，发现耒阳的杜甫墓为后人伪托，襄阳墓是纪念墓，但余下的平江、巩县、偃师三地的杜甫墓，到八九十年代也还各有人认为是真墓。如萧涤非《杜甫研究·再版前言》和冯建国的《杜甫四墓考》则认为杜甫死于洞庭湖中，初葬平江，后迁至偃师；傅永堂的《关于巩县杜甫墓问题》则认为杜甫的真正墓地应在巩县，余皆不可信；毛居青的《杜甫墓考》、毛炳汉的《杜甫墓地在平江》、丘良任的《杜甫之死及生卒年考辨》等文则均主平江墓说，认为巩县墓不可靠；熊治祁的《杜甫之死及平江墓》又认为平江墓为后人伪托，未可遽信。
另外，本世纪还出版了专门研究杜甫卒葬问题的论著，即傅光的《杜甫研究（卒葬卷）》。该书认为杜甫于大历五年（770）夏卒于耒阳，杜甫初葬岳阳，终葬偃师，三者构成了杜甫灵柩归葬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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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涤非杜甫研究全集（上，下)
作者: 萧涤非

出版社: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出版年: 2012-2
装帧: 平装 32开
ISBN: 9787531640837
内容简介
zt:苍茫云海杜诗情
20世纪西风东渐以后，中国的古典文学特别是唐诗的研究，也沐浴着现代化的学术之风。自二三十年代起，对李白、杜甫的研究便扬起了新的风帆，一些零散的论文，可以看作是泓澜张扬的波影。1951年，北大学人冯至先生最先发表了《杜甫传》一书，为杜甫研究埋下了一个里程碑。随后是萧涤非先生《杜甫研究》的出版。但自那以后，国人的学术研究不断受到“运动”的冲击，而杜甫研究也经历了一段波谲云诡的岁月。原因是自五六十年代起，持续了一千多年的关于李白、杜甫孰优孰劣的争论，终于以扬李抑杜为终结。若干年后，笔者才知道，当时的冯至、萧涤非等曾经高度赞扬过杜甫的所谓反动权威，当时都遭到了非人的迫害。但是，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们的意识为转移的，被视为半个历史学家的郭沫若老的《李白与杜甫》一书的错误观点，在“文革”后不久便遭到了许多有良知的学人的质疑与批驳。
这里边最值得大书一笔的，便是1979年在《文史哲》第三期上发表的萧涤非先生的《关于〈李白与杜甫〉》一文。此文以商榷的口气，对郭沫若老 先尊杜后抑杜批杜的见解进行缜密的诘问与反驳。萧涤非老认为：李白和杜甫，一个是浪漫主义，一个是现实主义。李白不能包括杜甫，杜甫也不能包括李白。我们既需要杜甫，也需要李白。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此亦见出萧涤非老的理论勇气和学术胆识。
在全面否定《李白与杜甫》中的谬论之论著中，最数萧涤非先生的说服力最强，也最深刻，也最早。如今，萧老关于杜甫研究的全部文论都收集在这里了，那就是他的《杜甫研究》上下卷，原分别于1955年和1957年出版，后来又出版合订本，1980年代又分卷出版。现在读到的《萧涤非杜甫研究全集》分为上编、下编和附编三册。在上编中，便收入了《杜甫研究》的上下卷。其中，上卷犹如杜甫的简传，写杜甫的经历、困厄、陷城、漂泊和流浪，也写杜甫的思想、根源和杜诗的进步意义，以及杜诗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等；下卷收入的是萧先生研究杜甫的论文、学术随笔等二十余篇，篇篇都是力作。以小见大，以细微处入手，引而申之，是萧老独特的文风，犹见萧先生学养与功力的笃厚。
萧涤非老原名萧忠临，1906年生于江西省临川县茶溪村。他的生活多遭苦难，未满周岁便失去了母亲，10岁时又遭遇父亲病故。他小的时候，曾在祖父创办的小学念书，又放牛，又学习，亲身尝过生活的辛酸。他后来在亲属的帮助下念完中学，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国文系，1933年从清华研究院毕业。他的导师是著名学者黄节先生，毕业论文即他的第一部大著《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毕业后，萧涤非先生在黄节老师的力荐下到山东大学教书，比萧老年龄还大的臧克家先生那时还在青岛的山东大学学习，便成了萧的学生与朋友。教了三年，校长换了，他遭遇解聘。萧先生便和新婚的妻子黄兼芬先生一同到成都，执教于四川大学。不久，抗战爆发，教书人的生活更加困难。这样，萧先生便在困厄愁苦中与一千多年前处于困厄愁苦中的杜甫贴近，或者说是一千多年前处于战乱、穷困和饥饿中的杜甫的心灵之音，超越悠远的时空，竟在青年学子萧涤非的心中产生了应答。于是，踏着民生和民族的苦难，萧涤非先生在杜甫那里，寻找到解绎的钥匙。他的杜甫研究不是躲在书斋里，坐在太平椅子上的故作高深之言，而是真正地在浸透了苦难、战争与饥饿的血泪之后，用血泪来解读诗人杜甫和彼时人民的悲怆。因而，萧先生于1955年至1957年出版的《杜甫研究》就更具有一位贫困知识分子对杜甫和杜诗解读的独特意蕴和不凡的见解。他后来的论文更是此种学术之风的延伸。
沿着萧先生的不凡之见，笔者也曾涉及和学习杜甫与杜诗，一句话，得益匪浅。萧先生对杜诗研究的精到缜密，使我在读他的论文与随笔时，不时地激发出内心深处的仰慕与钦佩。举一小例：杜甫的杰作之一《羌村三首》第二首中有“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两句。争论的核心是“复却去”中这个“去”字动词的主语是谁：是怕刚回家的杜甫还要远行呢，还是儿子面对老子还要走而自行离去？萧先生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不久便另有北京大学教授吴小如先生、西北大学教授傅庚生先生（这两位都是我极为敬重的老师，他们的文著也是我学养的乳汁），对萧先生的解读提出诘问，而后萧先生又著文复以解读（俱见《杜甫研究》下卷）。笔者读过三人的文章后，感觉到各说各有理，故而我乃著文主张：保持不同的解读，可能更好。诗无达古，保持这些不同的解读，更说明了诗歌语言艺术的复杂性和多义性。而三位巨擘级的教授间的平心静气的争鸣，不仅显示了大师们自身的涵养（现时的许多所谓“争鸣”，多是陷入到国骂与对战公堂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不亦悲乎？），而且他们共同求真求实的执着，也使晚辈如我等读者更深刻地体会到了杜甫诗中对复杂的人情美的真切艺术把握。———杜甫在《忆李白》诗中曾说：“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原来细读杜诗，恰恰符合当年李白、杜甫之间的研读诗歌艺术的本原———唯细读才能精进。
《萧涤非杜甫研究全集》上篇中，还收有《杜甫研究续编》一部，共计收论文30篇，由于文字所限，这里不能一一提及，仅记萧先生关于“杜甫不是死于耒阳的铁证”一文，便有开先河并解开杜甫死地之谜（其实这并不影响耒阳每年举办的杜甫之祭）的作用。这也是萧先生的功绩之一。萧先生的另一个功绩是领导了《杜甫全集校注》的编纂工作。
54万字的“杜甫研究”和近30万字的“杜诗校注”，凝结了萧先生杜甫研究一生的心血。此外，他还著有《中国文学史》等多部专论。萧先生“传道、授业、解惑”的另一个亮点是倡导并亲自参加了《访古学诗万里行》的壮举，重走杜甫等唐代诗人的身历之路，会见杜甫的后人，为他确认的邙山杜甫墓写诗……凡此种种，都显现出一代育人大师的师德之勋。
本人是一位杜诗的酷爱者，故我可以直言不讳地告诉读者《萧涤非杜甫研究全集》上下编及附编“萧诗”，都是不可多得的有分量的学著，具有无可争议的收藏和学习的价值。
萧涤非杜甫研究全集（上，下)的创作者 · · · · · ·
萧涤非 作者

出生日期: 1906年
去世日期: 1991年
出生地: 中国,江西,临川
更多中文名: 忠临（原名）
职业: 作者 / 编者
萧涤非（1906-1991），江西临川人。1930年于清华大学毕业，1933年在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后到山东大学任教。抗日战争时期去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后于1947年回山东大学，历任中文系主任、教授，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培养过项怀诚等一大批国之栋梁。新时期，萧先生在耄耋之年以多病之躯，仍致力于中青年学者和研究生的培养，培养了我国古典文学专业的首批五名硕士和两名博士，指导美国高级进修生。他的有些老学生称他为“20世纪的杜甫”，美、日等国学者以之为“汉学伟人”。

师子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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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取名师子美，也是寓意自己意欲师从杜甫，虽然对于作诗一事，虽百世犹不能及，但我更仰慕老杜胸怀和人生追逐，那种“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和“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的志愿正是我所倾倒之追求。
*
一直想问，赴奉先县咏怀中
“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
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
杜是真觉得圣人有警醒下臣的目的，还是惯常的美言，一如“生逢尧舜君”。即杜甫对于圣人究竟是没看透彻，还是说仅在诗中不敢针砭圣人。我倾向于后者，但是圣人筐篚恩一句感觉过于美化掌权者，加之他言“盗贼本王臣”，以至于我不笃定杜甫是否认清一国腐败源头本是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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