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大陆杜甫研究目录
【续14】
明清杜诗手批本书目著录的辑补与辨正 曾绍皇 《中国文学研究》2017年第1期
试论清代杜诗未刊评点序跋的理论价值 曾绍皇 《文史哲》2017年第2期
民国诗话中的杜甫评论 孔令环 《杜甫研究学刊》2017年第2期
杨慎《杜诗选》考辨七则 白建忠 《杜甫研究学刊》2017年第4期
试论刘凤诰《杜工部诗话》的评诗特色 吕帅栋 《杜甫研究学刊》2017年第4期
论明代朱谏的李杜观 徐小洁 《杜甫研究学刊》2017年第3期
杜甫古典诗话的终结：蒋瑞藻《续杜工部诗话》考论 王新芳、孙微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明代杜诗学中的“大家”论争 张慧玲 《江西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
吕祖谦杜诗学考论 贾兵 《杜甫研究学刊》2017年第4期
论宋人研究李白、杜甫诗失衡的深层原因 张佩 《杜甫研究学刊》2017年第1期
论《岁寒堂诗话》的多重杜甫形象 金华 《中华文化论坛》2017年第11期
南宋理学家选杜诗与杜诗“诗史”名作的传播 李昇 《中国韵文学刊》2018年第1期
王士禛杜诗批评析辨 张东艳 《中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2期
清初唐诗选本与杜诗的经典化 韩宁 《河北学刊》2018年第5期
杜诗学视角下清初学者“意法论”诗学理论和方法 刘重喜 《南京师大学报》2018年第4期
唐诗选本与李、杜诗歌的经典化——以唐代至明代唐诗选本为例 丁放 《文史哲》2018年第3期
从“细推物理”到“灵幻摇动”——《杜诗解》批评话语的三重意蕴 李远达 《杜甫研究学刊》2018年第1期
赵统“粗律”论与明代杜诗批评 汪欣欣 《新疆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渔洋不喜少陵”说探论——兼论王渔洋的杜诗批评 张东艳 《郑州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
邓显鹤《沅湘耆旧集》选录杜甫相关文献略说——兼论沅湘杜诗学的传承发展 曾亚兰 《杜甫研究学刊》2018年第，(01):34-48.
《杜诗详注》引阴铿诗考辨 胡旭、万一方 《杜甫研究学刊》2018年第1期
建国以来对杜甫研究的回顾、反思与展望 段海蓉 《杜甫研究学刊》2000年第3期
东屯、瀼西及其他——读《杜甫夔州诗现地研究》 谭文兴 《杜甫研究学刊》2000年第4期
于平实处见精神——萧涤非先生的治学道路 林继中 《文学遗产》2000年第5期
二十世纪杜甫研究述略 张忠纲、赵睿才 《文史哲》2001年第2期
新时期杜甫研究述略 张忠纲、赵睿才 《杜甫研究学刊》2001年第1期
闻一多和杜甫 张浩逊 《杜甫研究学刊》2001年第3期
冯至先生的杜甫研究 张迎胜 《杜甫研究学刊》2001年第3期
论郭沫若的李杜研究 谢保成 《郭沫若学刊》2001年第2期
如今了然识所在——再论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 刘茂林 《郭沫若学刊》2001年第2期
光辉的楷模——缅怀陈贻焮先生 张志烈 《杜甫研究学刊》2001年第3期
论“并置结构”在杜诗研究中的应用——关于《再议杜甫：文学巨匠和文化巨人》一书的唐诗研究方法 王剑 《杜甫研究学刊》2001年第2期
《李白与杜甫》：沉重的精神涅槃——郭沫若对“中国的庸人气味”的批判 严峻的心灵解剖 严肃的思想任务——再论郭沫若对“中国的庸人气味”的批判 曾永成 《郭沫若学刊》2002年第2、3期
《李白与杜甫》：乱世浊流中的文化抗争 曾永成 《郭沫若学刊》2002年第3期
士人格与仕途圆融之两难——《李白与杜甫》管窥 张顺发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李审言杜诗研究述评 王京州 《杜甫研究学刊》2006年第3期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冯至先生的杜甫研究 赵睿才 《杜甫研究学刊》2006年第3期
志存少陵壮怀烈——兼论张志烈教授的杜甫研究 张忠纲《杜甫研究学刊》2006年第3期
论20世纪李杜研究及其差异 余恕诚 《文学遗产》2006年第2期
杜甫研究学术网站现状述略 周睿 《杜甫研究学刊》2007年第3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内杜甫生平研究述论——兼评《杜甫亲眷交游行年考》 沈文凡、孟祥娟 《杜甫研究学刊》2008年第2、3期
钱钟书的杜甫研究及杜诗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 孔令环 《中州学刊》2008年第3期
胡小石先生杜诗研究发微 杨思贤 《杜甫研究学刊》2009年第3期
古典文学资料汇编杜甫卷（唐宋之部）补遗 王飞 《杜甫研究学刊》2010年第2期
废名的杜甫研究述论 张吉兵 《杜甫研究学刊》2010年第1期
学术怪胎：郭沫若《李白与杜甫》 吴中胜 《粤海风》2010年第3期
杜诗注释学史的学术反思 王新芳、孙微 《湖北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论闻一多后期对杜甫认知角度的转变及其原因 李乐平 《学术月刊》2011年第8期
重拾杜甫研究的遗珠：邵祖平论杜辑评 熊飞宇 《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建国初年的杜甫形象和杜诗评论 吴中胜 《杜甫研究学刊》2012年第3期
民国时期杜甫诗学著作四种经眼录 熊飞宇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从杜甫研究看现代唐诗研究的三种范式 杜学霞 《河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
我于古文学，特爱少陵诗——山东大学杜甫研究学统的变迁 赵睿才 《杜甫研究学刊》2014年第2期
学识、才情与心曲——陈贻焮先生的《杜甫评传》 黄琪 《文史知识》2014年第1期
整体观照与理论升华——论韩成武先生的杜甫研究特色之一 孙微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走出李杜优劣论的怪圈——李杜优劣之争研究评述 莫道才、张超 《杜甫研究学刊》2016年第3期
半世生涯东坡酒，百年心事杜陵诗——论张志烈先生的治杜、治苏及其他 杨理论 《杜甫研究学刊》2016年第1期
现代杜诗学文献述要 孔令环 《中州学刊》2016年第10期
论夏承焘《杜诗札丛·儒学与文学》的学术意义 查正贤 《北京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杜诗“人民性”之学术话语的传统资源——以萧涤非先生“义愤说”为中心 付振华 《湖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杜甫资料全编·唐宋卷》整理札记 刘明华 《杜甫研究学刊》2017年第4期
杜诗排行榜及其传播与接受——基于对20世纪以来杜诗选本的考察 郝润华、王燕飞 《杜甫研究学刊》2017年第2期
贺昌群杜甫研究述评 付定裕 《杜甫研究学刊》2017年第3期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著述动机发微 李斌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
学者，长者，诗人——张志烈先生学术研究五十年感言 刘明华 《杜甫研究学刊》2017年第1期
民国文学史著作中的“李杜优劣论”——以曾毅《中国文学史》中“李杜优劣论”为中心 罗晨 《杜甫研究学刊》2018年第2期
杜甫与佛教关系研究综述 刘雯 《杜甫研究学刊》2018年第3期
《杜集叙录》补正 杨海龙 刘雯 《杜甫研究学刊》2018年第3期

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是由天地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钱穆。
书中保留了钱穆先生授课中鲜活的口语表达，也留存了许多神来之笔。全书31章，从诗经一直讲至明清章回小说，贯穿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脉络。
书 名：《中国文学史》
作 者：钱穆 讲述；叶龙 记录整理
类 别：社科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03月01日
页 数：400 页
开 本：32开本
ISBN：978-7-5455-1749-1
内容简介
书中保留了钱穆先生授课中最鲜活的口语表达，也留存了许多神来之笔。
全书31章，从诗经一直讲至明清章回小说，贯穿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脉络。 或许并不是“理想”的文学史，或许并没有严谨到可用作教科书，但它有活泼的生命力、有效治学的方法、令人眼睛发亮的顿悟。 一本好的书，它本身只是起点，它可以让读者从起点出发，向知识更远更深处独立前进，钱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就是这样的书，它是启发者，点燃许多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让人忍不住去阅读和思考它所提及的作品和知识。从此种意义上，它超越了那些严肃严谨的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国学大师钱穆唯一文学史讲义，尘封60载首度出版。罗辑思维高调力荐。钱理群、洪子诚、莫砺锋、陈思和、陈平原、王德威发文推荐。）
一部深情而沉痛的文学史。一本最好的中国文学入门书。一部能给你格局、带你“俯视”文学史的惊奇之书。
媒体评论
我真心的建议大家读一读钱穆先生的这部《中国文学史》。它并不能告诉你具体每一首诗词的美，但他能给你一种叫格局的东西。
什么是格局？就是在你的大脑中搭建起一个框架，能够把每一个具体的知识安放在它恰当的位置。
—— 目前最有影响力的新锐互联网知识社群：罗辑思维创始人、资深媒体人 罗振宇
编辑推荐
国学大师钱穆唯一文学史著作，尘封六十年横空出世
一本让钱理群、洪子诚、莫砺锋、刘再复、陈平原、陈思和、王德威等二十几位大学者激动发声的奇书！
北大教授陈平原说他“更喜欢钱穆这样的‘自作主张’”
著名人文学者刘再复感叹“能读他（钱穆）更为系统的中国文学史，真是太让人高兴了！”
5. 南大教授、唐宋文学专家莫砺锋评价钱先生“文史兼通”“有很深的文学素养”，并且他完全同意钱先生关于文学史的那些观念
6. 《中国文学史》以史论文，从史学的角度讲文学，别开生面
7. 自尧舜禹讲至清朝末年，对文学之流变有独到见解
8. 不随波逐流，重独立考证，对历史公案自有看法
9. 有新创识，自一九二二年起便早于鲁迅意识到建安文学的地位
10. 宏观论述+史学考证+文人点评+作品赏析，举重若轻，活色生香。
11. 复旦大学教授骆玉明、香港中文大学及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陈志诚作序！
名人推荐
我不欣赏思想上大一统或追求发行量的通用教材，而更喜欢钱穆这样的“自作主张”。在我看来，每个从事文学研究的好的学者，都“应该在心中或口头有一部自己的文学史”。
——北京大学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 陈平原
钱穆先生的论著单行本大约有80种左右。我仅读了一半。他的史著中有许多篇幅谈论文学艺术，其基本文学观我早已熟悉，这回能读他的更为系统的‘中国文学史’，真是太让人高兴了。
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文学史，乃是 “个人化、个性化的文学史”，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肯定是钱穆化的文学史，即体现钱穆先生独立不移的文化理念与审美趣味的文学史。
——著名人文学者 刘再复
钱先生的主要研究兴趣在于中国历史，包括中国思想史，但由于他在总体上对中华传统文化抱着敬畏、热爱的态度，所以对中国古代文学也很重视。而且前辈学人都是文史兼通的，所以钱先生对古代文学也有很深的素养，他关于中国文学的这些观念，我是完全同意的。
——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唐宋文学研究专家 莫砺锋

目录
第一篇 绪 论
第二篇 中国文学的起源
第三篇 诗经
第四篇 尚书
第五篇 春秋
第六篇 论语
第七篇 中国古代散文
第八篇 楚辞（上）
第九篇 楚辞（下）
第十篇 赋
第十一篇 汉赋
第十二篇 汉代乐府
第十三篇 汉代散文——《史记》
第十四篇 汉代奏议、诏令
第十五篇 汉代五言诗（上）——《苏李河梁赠答诗》
第十六篇 汉代五言诗（下）——《古诗十九首》
第十七篇 建安文学
第十八篇 文章的体类
第十九篇 昭明文选
第二十篇 唐诗（上）——初唐时期
第二十一篇 唐诗（中）——盛唐时期
第二十二篇 唐诗（下）——中晚唐时期
第二十三编 唐代古文（上）
第二十四篇 唐代古文（下）
第二十五篇 宋代古文
第二十六篇 宋词
第二十七篇 元曲
第二十八篇 小说戏曲的演变
第二十九篇 明清古文
第三十篇 明清章回小说
第三十一篇 结 论
跋
附 记

作者简介
钱穆（1895-1990）国学大师、一代通儒。字宾四，江苏无锡人。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任院长。1966年移居台北。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其专著丰富，达80多种，逾1700万言。
叶龙，香港能仁书院前院长、能仁哲学研究所及中国文史研究所前教授及前所长。新亚书院哲学教育系及新亚研究所毕业，曾师从钱穆多年。后获香港中文学历史学系荣誉文学士、香港大学哲学硕士及哲学博士。
【民国著名史学家，国学大师钱穆在《中国文学史》的评价作结语：
世上常有二人齐名，如“韩柳”“孔孟”“墨荀”“陆王”等，虽齐名，但仍以其中一人为较高。此处如李、杜齐名，但以杜甫为高。所以，说杜甫是中国第一诗人，一点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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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回答：

郭贤青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十一月初三读书有感并序
丁酉年五月廿六，余幸得佳作，心甚悦之。
诸凡义例，反覆详论，凡三十一章，二十万余言。
捧卷所见，璧坐玑驰。
仰可观文辞之鼎盛，俯可察诗赋之琳琅。
圣贤风流跃然纸上，文脉悠长蕴于字间。
文法精妙，真情自然，后辈之人莫不叹服。
然初读之，每日万言；再读之，千言难继；
后读之，百言不足。
朝弃夕拾，历时半载，方能尽读。
文理之艰深，用时之长久，实所未料。
盖因学识鄙薄，与先人不可同日而语。
吾生于浔阳，求学于豫章。
学成四载，今以教二三子文为生。
不求功名利禄以显贵，但凡学子一二人有志于文学，好学不厌，吾当鞠躬尽瘁，身为示范。
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嗟夫！
贤人远去，吾辈孰可传薪火，继绝学，令华夏文学流亘千古，亦使华夏文化耀于世界名族之林。
今有感于斯作，遂作此文，以自勉之，文曰：
混沌初开，天清地浊。茹毛饮血，斯文未作。
及至羲王，画图造契。开化万民，文籍初生。
诗传六义，歌言咏志。姬公之籍，洪钟大吕。
春秋三传，一字见义。孔父之书，仁义始传。
诸子百家，立意为宗。屈骚之韵，盖自怨生。
荀传五赋，宋作登徒。辞藻华章，兴情写志。
子虚乌有，相如入室。鵩鸟忧愤，贾谊登堂。
乐府双璧，浅而能深。天下至文，靡以过之。
司马著述，体大精思。含垢受辱，以就功名。
陈政事疏，千古之冠。论积贮疏，亲民如子。
论贵粟疏，癝庾尽满。守边备塞，屯田安疆。
孟德求贤，唯才是举。让县述志，激越真率。
降将河梁，苍茫绸缪。同病相怜，人生悲常。
迢迢牵牛，皎皎河汉。逐臣弃妇，离恨乡愁。
汉魏风骨，父子承袭。魏武雄才，雅爱诗文。
昼讲武策，夜思经传。登高必赋，皆成乐章。
魏文清绮，妙善辞赋。思王俊逸，下笔琳琅。
七子风流，俊才云蒸。文举宴客，仲宣登楼。
诗分三品，酌量味厚。雕龙剖精，文质益彰。
文选七朝，综缉辞采。语流千载，秀才熟烂。
国朝盛文，子昂高滔。天地悠悠，怆然涕下。
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
襄阳夫子，醉卧松云。摩诘隐逸，辋川诗画。
太白狂歌，诗酒剑绝。仙乐满囊，道书盈箧。
杜陵布衣，波澜老成。安得广厦，忧心如焚。
乐天易居，以风刺上。琵琶泪雨，长恨宫阙。
飞卿词华，朴中藏丽。义山艳靡，绮密瑰妍。
南阳退之，三岁而孤。依兄为命，兄长早卒。
廿五及第，痛陈强权。朝谏佛骨，夕贬潮汕。
时乖命蹇，九死未悔。师说尊师，原道传道。
诗文朴厚，体类宏达。文起八代，道济天下。
河东子厚，八记永州。柳州种柳，移风易俗。
庐陵永叔，滁州醉翁。属文精微，烂若星辉。
临川荆公，革故鼎新。雄健崛峭，深婉不迫。
东坡雄矫，文深似海。大江东去，千里快哉。
重光寂寥，孤院深锁。故国回望，几多离愁。
耆卿恣意，典雅文华。关河冷落，晓风残月。
稼轩悲昂，壮志难酬。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实甫情深，西厢待月。汉卿剧悲，冤动天地。
震川真挚，明文正宗。桐城三祖，言物有序。
水浒粗豪，流集街肆。红楼细腻，闭作书斋。
圣叹率性，才子六批。中华文功，诗文赋宗。
词曲小说，辅以为荣。今文凋敝，何挽颓势。
明珠之颣，补苴调胹。三余三上，岁不我与。
孜孜不倦，跛鳖千里。斧斤脾睨，重开荒林。
栽种前树，荫蔽后人。
十一月初三于豫章赣江畔

编辑于 2017-12-22 09:33

刘宁：中国大陆新世纪杜甫研究综述（2000-2018）
http://www.newdu.com
2020-07-09
爱思想 刘宁
中国大陆新世纪的杜甫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在文献整理、生平交游行迹、诗体研究、艺术的多维探索、杜甫思想、阐释批评与影响接受等方面，都有重要推进，下面分别介绍。
第一节 杜集文献整理与研究
21世纪的杜甫研究，在杜集文献整理方面取得重大成就，既出版了全面反映当代学术成就的全集新校注本，又对历史上的杜集文献做出了进一步的整理研究，在文献整理体例的探索、文献的综合集成与深入考辨方面都有重要创获。
一、两部新全集校注本
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1]（以下简称萧注）、谢思炜《杜甫集校注》[2]（以下简称谢注）是两部具有重大创获的全集新校注本。
萧注的设想从1976年提出，1978年立项，萧涤非担任主编，主要参加者：廖仲安、郑庆笃、焦裕银、张忠纲、冯建国、王佩增、刘卓平、杨广才、李华、朱宝清。校注工作因萧涤非先生去世，一度停滞，2009年重新启动，由萧涤非学生张忠纲（时任中国杜甫研究会会长）担任全书终审定稿人，宋开玉、赵睿才、綦维、孙微参与校注工作。出版时署名：主编萧涤非，全书终审定稿张忠纲，副主编廖仲安、张忠纲、郑庆笃、焦裕银、李华。
萧注全书12册，680万字，对杜甫全部存世诗文做了校勘、编年、注释、汇评、备考等工作。全部诗作编年排列，系年主要依据杨伦《杜诗镜铨》，分为五部分：题解、注释、集评、备考和校记。文的编排打破旧注按体编排的成例，以赋及进赋表为一卷，余文一卷，均依年编次，并有附录。“解题”说明创作时间、地点、背景和主要内容。“注释”兼采众说之长，参综古今，每韵加注、逐句解说。“集评”汇集有参考价值的前人评论及有代表性的异解。“备考”辑录有关资料及异说别解，以备参考。“附录”包括《杜甫年谱简编》《传记序跋选录》《诸家咏杜》《诸家论杜》《重要杜集评注本简介》等。书末附有依音序编排的篇目索引。体例十分完备。
萧注编纂中，对杜集版本进行广泛搜求，对公私书录所载及未载，而今尚存之杜集版本，几搜罗殆尽，得到清末以前著述二百余种，近人著述、海外译本数百种。然对底本和参校本的选择十分精审，以商务印书馆影印之《续古逸丛书》第四十七种《宋本杜工部集》为底本，校以十三种宋元刻本和一种明钞本，又以《太平御览》《文苑英华》《乐府诗集》《永乐大典》等最佳影印本中所征引者参校。十四种参校本如下：1.《杜工部集》二十卷、补遗一卷、清初钱遵王述古堂影宋钞本；2.《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残存六卷，宋阙名编，南宋刻本；3.《新刊校定集注杜诗》三十六卷，宋郭知达编，宋刻本；4.《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三十二卷，传为宋王十朋辑，贵池刘氏玉海堂影宋丛书本；5.《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三十六卷，宋黄希、黄鹤补注，宋刻本；6.《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二十五卷，宋阙名编，宋刻本；7.《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二十卷，残存六卷，宋阙名编，宋刻本；8.《杜工部草堂诗笺》五十卷[残]，宋蔡梦弼笺，宋刻本；9.《杜工部草堂诗笺》四十卷[残]，宋刻本；10.《杜工部草堂诗笺》五十卷[残]，宋刻本；11.《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三十六卷，《年谱辨疑》一卷，宋黄希、黄鹤补注，元刻本；12.《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二十五卷，文集二卷，年谱一卷，宋徐居仁编次，黄鹤补注，元刻本；13.《杜工部诗千家注》六卷，宋黄鹤补注，元范梈批选，元明间刻本；14.《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五十卷[残]，宋赵次公注，明钞本。萧注的校勘，尊重底本，不轻易改字，考辨精审。
前代杜集编次，有分体、分类、编年、分韵四体，萧注采用了最能体现杜诗“诗史”特色的编年，全书虽以存世最早的《续古逸丛书》所收杜集宋本为底本，但编次则参照宋代以来诸家之考订，并参考新见文献和实地考察，有部分调整。1978-1979年，萧涤非率编撰成员，沿着杜甫的行踪遗迹进行了实地考察，后撰成《访古学诗万里行》一书。实地踏勘的成果直接反映在萧注中，例如校注组在踏勘湘江沿途景观后，将《入乔口》诸诗改编到《宿凿石浦》诸诗前。
萧注在“注释”部分，以张忠纲主编《杜甫大辞典》[3]为依托，兼采古今精粹之说，“继承萧涤非《杜甫诗选注》的善例，尊重旧注以揭示诗中典实、语词来源的引征前代文献的传统，又注意吸取历代学者诠释杜诗时的创说发明，更注意现代学者需要通过原句语译以便准确理解诗意的要求……融诸说之长，别择认真，解释客观”。[4]
全书附录备考近千例，罗列有关杜诗之争议的主要观点和证据，以清末以前诸家为主，对近人之说遴选严格，书末附录《重要杜集评注本简介》对援引较多的134种杜集做精当客观的介绍。
萧注前后历时36年，“集中了三代学者的接续努力，文献之丰备，校勘之精审，注释之周详，考断之稳妥，确能代表当代别集整理新注之最高水平，是一部总结一千多年来杜甫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在杜甫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5]
谢思炜《杜甫集校注》是个人独立完成的杜甫全集校注，共收诗1455首，文32篇，210万字。谢注不采用集解会注和资料汇评的形式，对如下两方面的内容不涉及：一、旧注有关诗歌作法、章法的一些繁琐讲解；二、诗歌用韵和诗律问题的讨论；也不采取逐诗附评点的做法。在版本校勘、编年考证、注释解读、语源典故的揭示等方面，都做了简明处理。
谢校不作全面繁校，底本仍采用商务印书馆影印之《续古逸丛书》第四十七种《宋本杜工部集》，主要参校本仅选取三种：1.清钱谦益《笺注杜工部集》（清康熙六年静思堂刻本）；2.宋郭知达《新刊校定集注杜诗》（中华书局影印南宋宝庆元年曾噩刊本（习称《九家集注》）；3.宋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古逸丛书》影印覆麻沙本）。谢注认为杜诗在流传中所产生的异文，其来源和性质有所不同，其中最早一批异文来自五代、宋初的杜诗传本，二王本校文及吴若本（借助钱笺所见）校文“樊作某”“晋作某”等，即是这些异文的反映。宋初所编《文苑英华》收杜甫诗文二百余篇，其正文及初次校文（“一作某”）反映的也是这之前杜集传本的情况，这批早期异文，来源有自，可采信程度高，其文本价值与二王本正文几乎等同。《续古逸丛书》所收宋本杜集之后出现的异文，则出自宋人手笔，因宋人好改字，因此这类异文的校勘价值远逊于早期异文，杜集校勘要尽量区分开这两类不同来源的异文。明清时期新产生的异文，更加纷杂，偏离祖本愈远，谢注仅酌情对某些影响较大、引起严重歧义的例子加以说明。
谢注认为，相对于杜诗祖本，编年本完全改变了原有的编次，必然导致所有版本信息丢失，从存真的原则出发，谢注忠实维持了二王本篇目次第原貌，在每篇作品下考订作年以体现最新的编年成果。全书编年考订多有新的发明，例如《塞芦子》作年，旧说或谓至德二载，或谓至德间，谢注考证作于乾元二年。
谢注在注释方面，对前人成说，于赵次公、蔡梦弼、黄希黄鹤父子以及明清王嗣奭、钱谦益、仇兆鳌诸家援引较多，对有争议之处，辨析疑义，创获甚多，旧注忽略的官制、科举、军事等专门知识，有较多补充，对近代以来唐史和唐代语言研究方面的成绩，也有所参考，是“综括历代杜注精华、融贯古今治杜创获，并在繁复选择后完成的一部杜集新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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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宁：中国大陆新世纪杜甫研究综述（2000-2018）
2020-07-09
爱思想 刘宁
中国大陆新世纪的杜甫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在文献整理、生平交游行迹、诗体研究、艺术的多维探索、杜甫思想、阐释批评与影响接受等方面，都有重要推进，下面分别介绍。
第一节 杜集文献整理与研究
21世纪的杜甫研究，在杜集文献整理方面取得重大成就，既出版了全面反映当代学术成就的全集新校注本，又对历史上的杜集文献做出了进一步的整理研究，在文献整理体例的探索、文献的综合集成与深入考辨方面都有重要创获。
一、两部新全集校注本
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1]（以下简称萧注）、谢思炜《杜甫集校注》[2]（以下简称谢注）是两部具有重大创获的全集新校注本。
萧注的设想从1976年提出，1978年立项，萧涤非担任主编，主要参加者：廖仲安、郑庆笃、焦裕银、张忠纲、冯建国、王佩增、刘卓平、杨广才、李华、朱宝清。校注工作因萧涤非先生去世，一度停滞，2009年重新启动，由萧涤非学生张忠纲（时任中国杜甫研究会会长）担任全书终审定稿人，宋开玉、赵睿才、綦维、孙微参与校注工作。出版时署名：主编萧涤非，全书终审定稿张忠纲，副主编廖仲安、张忠纲、郑庆笃、焦裕银、李华。
萧注全书12册，680万字，对杜甫全部存世诗文做了校勘、编年、注释、汇评、备考等工作。全部诗作编年排列，系年主要依据杨伦《杜诗镜铨》，分为五部分：题解、注释、集评、备考和校记。文的编排打破旧注按体编排的成例，以赋及进赋表为一卷，余文一卷，均依年编次，并有附录。“解题”说明创作时间、地点、背景和主要内容。“注释”兼采众说之长，参综古今，每韵加注、逐句解说。“集评”汇集有参考价值的前人评论及有代表性的异解。“备考”辑录有关资料及异说别解，以备参考。“附录”包括《杜甫年谱简编》《传记序跋选录》《诸家咏杜》《诸家论杜》《重要杜集评注本简介》等。书末附有依音序编排的篇目索引。体例十分完备。
萧注编纂中，对杜集版本进行广泛搜求，对公私书录所载及未载，而今尚存之杜集版本，几搜罗殆尽，得到清末以前著述二百余种，近人著述、海外译本数百种。然对底本和参校本的选择十分精审，以商务印书馆影印之《续古逸丛书》第四十七种《宋本杜工部集》为底本，校以十三种宋元刻本和一种明钞本，又以《太平御览》《文苑英华》《乐府诗集》《永乐大典》等最佳影印本中所征引者参校。十四种参校本如下：1.《杜工部集》二十卷、补遗一卷、清初钱遵王述古堂影宋钞本；2.《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残存六卷，宋阙名编，南宋刻本；3.《新刊校定集注杜诗》三十六卷，宋郭知达编，宋刻本；4.《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三十二卷，传为宋王十朋辑，贵池刘氏玉海堂影宋丛书本；5.《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三十六卷，宋黄希、黄鹤补注，宋刻本；6.《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二十五卷，宋阙名编，宋刻本；7.《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二十卷，残存六卷，宋阙名编，宋刻本；8.《杜工部草堂诗笺》五十卷[残]，宋蔡梦弼笺，宋刻本；9.《杜工部草堂诗笺》四十卷[残]，宋刻本；10.《杜工部草堂诗笺》五十卷[残]，宋刻本；11.《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三十六卷，《年谱辨疑》一卷，宋黄希、黄鹤补注，元刻本；12.《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二十五卷，文集二卷，年谱一卷，宋徐居仁编次，黄鹤补注，元刻本；13.《杜工部诗千家注》六卷，宋黄鹤补注，元范梈批选，元明间刻本；14.《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五十卷[残]，宋赵次公注，明钞本。萧注的校勘，尊重底本，不轻易改字，考辨精审。
前代杜集编次，有分体、分类、编年、分韵四体，萧注采用了最能体现杜诗“诗史”特色的编年，全书虽以存世最早的《续古逸丛书》所收杜集宋本为底本，但编次则参照宋代以来诸家之考订，并参考新见文献和实地考察，有部分调整。1978-1979年，萧涤非率编撰成员，沿着杜甫的行踪遗迹进行了实地考察，后撰成《访古学诗万里行》一书。实地踏勘的成果直接反映在萧注中，例如校注组在踏勘湘江沿途景观后，将《入乔口》诸诗改编到《宿凿石浦》诸诗前。
萧注在“注释”部分，以张忠纲主编《杜甫大辞典》[3]为依托，兼采古今精粹之说，“继承萧涤非《杜甫诗选注》的善例，尊重旧注以揭示诗中典实、语词来源的引征前代文献的传统，又注意吸取历代学者诠释杜诗时的创说发明，更注意现代学者需要通过原句语译以便准确理解诗意的要求……融诸说之长，别择认真，解释客观”。[4]
全书附录备考近千例，罗列有关杜诗之争议的主要观点和证据，以清末以前诸家为主，对近人之说遴选严格，书末附录《重要杜集评注本简介》对援引较多的134种杜集做精当客观的介绍。
萧注前后历时36年，“集中了三代学者的接续努力，文献之丰备，校勘之精审，注释之周详，考断之稳妥，确能代表当代别集整理新注之最高水平，是一部总结一千多年来杜甫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在杜甫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5]
谢思炜《杜甫集校注》是个人独立完成的杜甫全集校注，共收诗1455首，文32篇，210万字。谢注不采用集解会注和资料汇评的形式，对如下两方面的内容不涉及：一、旧注有关诗歌作法、章法的一些繁琐讲解；二、诗歌用韵和诗律问题的讨论；也不采取逐诗附评点的做法。在版本校勘、编年考证、注释解读、语源典故的揭示等方面，都做了简明处理。
谢校不作全面繁校，底本仍采用商务印书馆影印之《续古逸丛书》第四十七种《宋本杜工部集》，主要参校本仅选取三种：1.清钱谦益《笺注杜工部集》（清康熙六年静思堂刻本）；2.宋郭知达《新刊校定集注杜诗》（中华书局影印南宋宝庆元年曾噩刊本（习称《九家集注》）；3.宋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古逸丛书》影印覆麻沙本）。谢注认为杜诗在流传中所产生的异文，其来源和性质有所不同，其中最早一批异文来自五代、宋初的杜诗传本，二王本校文及吴若本（借助钱笺所见）校文“樊作某”“晋作某”等，即是这些异文的反映。宋初所编《文苑英华》收杜甫诗文二百余篇，其正文及初次校文（“一作某”）反映的也是这之前杜集传本的情况，这批早期异文，来源有自，可采信程度高，其文本价值与二王本正文几乎等同。《续古逸丛书》所收宋本杜集之后出现的异文，则出自宋人手笔，因宋人好改字，因此这类异文的校勘价值远逊于早期异文，杜集校勘要尽量区分开这两类不同来源的异文。明清时期新产生的异文，更加纷杂，偏离祖本愈远，谢注仅酌情对某些影响较大、引起严重歧义的例子加以说明。
谢注认为，相对于杜诗祖本，编年本完全改变了原有的编次，必然导致所有版本信息丢失，从存真的原则出发，谢注忠实维持了二王本篇目次第原貌，在每篇作品下考订作年以体现最新的编年成果。全书编年考订多有新的发明，例如《塞芦子》作年，旧说或谓至德二载，或谓至德间，谢注考证作于乾元二年。
谢注在注释方面，对前人成说，于赵次公、蔡梦弼、黄希黄鹤父子以及明清王嗣奭、钱谦益、仇兆鳌诸家援引较多，对有争议之处，辨析疑义，创获甚多，旧注忽略的官制、科举、军事等专门知识，有较多补充，对近代以来唐史和唐代语言研究方面的成绩，也有所参考，是“综括历代杜注精华、融贯古今治杜创获，并在繁复选择后完成的一部杜集新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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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代杜诗学文献整理研究
在杜集新全集注本的编纂取得重大突破的同时，新世纪对历代杜诗学文献的整理，也取得丰富的成果。宋代和清代杜诗学文献尤其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在宋代方面，曾祥波《杜诗考释》[6]对杜集的宋本与宋注有深入的发掘考辨，在此基础上对杜诗注释研究的原则进行了理论思考。著者曾翻译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7]，受到洪业杜甫研究理路的深刻启发，曾著认为，洪业以史学家身份从事杜诗研究，其论杜诗注重追溯一切见解与资料的第一源头，能越过明清注家积累的成见而直指宋人注乃至杜诗本文。曾著由此确定自身撰著的三个原则：研究理路上以洪业为师法；诗义阐释上以宋注为源头；版本源流上以编次（系年）为核心。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杜集传谱考论”，阐述杜诗宋本、早期宋注、唐宋时期杜甫《传》《谱》的文献沿革流变、撰述特点。为以宋注为源头重新思考杜诗阐释奠定版本基础。下编“杜诗选释”分系年、题解、笺释三个部分，在贯彻上述三个原则的基础上，对部分杜诗的重要作品做出阐释。
上编有关杜集文献探讨的主要问题是：1.论杜诗系年的版本依据与标准——以王洙祖本为中心；提出探究杜诗系年，要重视杜集祖本王洙本在系年上的源头性。2.论吴若本与《钱注杜诗》之关系——兼论《钱注杜诗》的成书渊源，指出吴若本编次应与王洙本相同，《钱注杜诗》对之做了极大改动。3.早期杜集宋注师尹《杜工部诗注》的特点与价值，认为其与师尹个人经历有关，其所揭橥的“自寓说”对探究杜诗篇章本意不无启发；4.现存最早杜诗编年注本《杜诗赵次公先后解》平议，指出其作为现存最早杜诗编年注本，其特点与价值具有“导夫先路”的开创性；5.蔡梦弼《草堂诗笺》整理刍议，指出有必要以宋刻五十卷本系统及其他宋人集注本对其加以编次及注文两方面的校勘整理，以期得到一种最早之宋人编年集注杜诗善本。6.论宋代以降杜集编次谱系——以高崇兰编刘辰翁评点《集千家注杜工部诗》编次的承启为中心，对高崇兰编次本在杜集编次流变中的枢纽地位进行了揭示；7.现存唐宋杜甫传谱考论，对各传谱对杜甫行实及杜诗系年的原创性贡献及先后承袭关系作了详细辨析；8.现存五种宋人“杜甫年谱”平议——以鲁訔《杜工部诗年谱》对赵子栎《杜工部草堂诗年谱》、蔡兴宗《重编杜工部年谱》的承袭为线索，对五种年谱的价值和相互关系进行了新的考察。
下编“杜诗选释”分系年、题解、笺释三个部分，在充分尊重杜诗宋注的基础上，对杜甫部分重要作品进行笺释，对洪业的意见也多有汲取和辩证。全书上编的讨论，为以宋注为源头重新思考杜诗阐释奠定版本基础；下编在上编讨论的基础上，围绕全书撰著的三个原则，对部分杜诗的重要作品进行了更为接近本原的探索。全书在考辨精审的基础上，也体现了对杜集整理方法论的深入思考。
孙微以清代为中心的杜诗学文献整理与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著有《清代杜诗学史》[8]、《清代杜诗学文献辑考》[9]、《杜诗学文献研究论稿》[10]、《杜诗学研究论稿》（与王新芳合著）[11]、《清代杜集序跋汇录》[12]、《杜诗文献学史研究》（与王新芳合著）[13]等著作。《清代杜诗学文献辑考》对清代杜诗学文献做了目前最为全面的搜集，全书共收清代杜诗学文献410余种，补充遗漏失载，订正疏失，重新厘定出一个相对完备、翔实的清代杜诗学文献书目。陆钺《杜诗注证谬》、沈起《测杜少陵诗》、刘佑《杜诗录最》、程琦《集杜各体诗》、许之渐《次杜草》、徐禄宜《杜诗偶识》、陈浩《杜诗读本》、王邻德《睡美楼杜律五言》等皆是本书第一次著录。对散佚的杜诗学文献，尽量搜检辑录其书序跋，著者生平考证也用力颇多。补述著者生平空白者多达120多人。纠正前人内容疏失70多处。对已经散佚的文献，通过辑佚而恢复原貌，例如申涵光《说杜》辑佚复原。对张笃行《杜律注例》、沈寅、朱崑《杜诗直解》、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等书初刻时间的考订，都颇为精审。《清代杜集序跋汇录》对清代杜集序跋进行了最为详尽的纂录整理，搜集存佚210种杜集中的460余篇序跋，其中如张羽《杜还七言律》、汪枢《爱吟轩注杜工部集》等数十种文献都是海内孤本。对全部序跋进行了点校，编排体例也颇为严谨。
在清代杜诗学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孙微对杜诗学文献及杜诗学史展开综合思考，其《杜诗学文献研究论稿》，从校勘学、注释学、辑佚学、杜诗文献学史四个方面建构了杜诗学文献研究的理论框架，对杜诗文献学史进行梳理，选取了唐宋、金元明及清代不同时期最具文献价值的杜诗注本进行探讨，如宋吴若本《杜工部集》、赵次公《杜诗先后解》、元好问《杜诗学引》、卢世㴶《杜诗胥钞》与《读杜私言》、仇兆鳌《杜诗详注》等，揭示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杜诗学研究论稿》（与王新芳合著）、《杜诗文献学史研究》（与王新芳合著）两书，对杜诗文献学史上的重要问题做了丰富的钩稽考辨。
关于杜诗学文献的综合性整理研究，还有胡可先《杜甫诗学引论》[14]。本书有四个部分：一、杜诗学通论，范围包括七个方面：1.杜诗的著录；2.杜诗的版本；3.杜诗的校勘；4.杜诗的注释；5.杜诗的史料；6.杜诗的评点；7.杜诗的文化（绘画、书法、石刻、戏曲、集句）。二、杜诗学史论，包括：1.杜诗渊源论；2.唐代杜诗传承论；3.论宋末的杜诗学；三、杜诗学专论，侧重于杜诗学的专题研究。四、杜诗学年表。对杜诗学发展过程加以考证，按年代编次。附录包括安史之乱中杜甫行经地名笺证，杜集善本目录。作者在参考周采泉《杜集书录》、郑庆笃等编著《杜诗书目提要》及中华书局出版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杜甫卷》的基础上，广泛搜集资料，论述颇为翔实。
蔡锦芳著《杜诗版本及作品研究》[15]对郭知达《新刊校订集注杜诗》、钱谦益《钱注杜诗》、朱鹤龄《辑注杜工部集》、杨伦《杜诗镜铨》等重要文献进行了考辨。郝润华等著《杜诗与杜诗文献》[16]，对宋元明清有代表性的杜诗文献做了详细的考察，论及宋代杜注伪王注、赵次公杜注、《九家集注杜诗》、《黄氏补注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杜律意筏》、《钱注杜诗》、朱鹤龄《辑注杜工部集》、黄生《杜诗说》等。书中还讨论了李梦阳对杜甫七律的追摹与创获、晚清诗人鲁一同对杜诗的接受与超越，都是杜诗学史较受忽视而又颇为重要的问题。刘重喜《明末清初杜诗学研究》[17]对明末清初杜诗的校勘、年谱和编年、笺注、技法、解意等五个方面的问题展开详细的论述。
刘文纲《杜甫学史》[18]对历代杜甫批评家的见解进行了梳理，对重要的杜诗学文献进行了考辨，如郭知达《杜工部诗集注》、《黄氏补注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刘辰翁的杜诗评点、文天祥《集杜诗》二百首、单复《读杜愚得》、邵宝《杜少陵全集分类详注》、唐元竑《杜诗捃》、胡震亨《杜诗通》、卢世㴶《杜诗胥钞》、朱鹤龄《杜诗辑注》、卢元昌《杜诗阐》、张溍《杜诗注解》、吴见思《杜诗论文》，书中皆有论列。
在杜诗文献的专书研究方面，郝润华《<钱注杜诗>与诗史互证方法》[19]、李爽《钱注杜诗研究》[20]、陈茝珊《<钱笺杜诗>研究》[21]、吴淑玲《<杜诗详注>研究》[22]值得关注。《<钱注杜诗>与诗史互证方法》，周勋初在此书序言中指出：“前人注杜，虽名著甚多，而以钱谦益的贡献为大，因为他将古来以史证诗和以诗证史的方法系统化了，形成了一种较为完整的诗史互证的体系，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润华以此为研究对象，对中国学术史上的这一特殊现象作了深入的探讨，将这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了系统归纳和阐发，并对这种方法的意义作了多方面的考察。”[23]全书对钱注“诗史互证”方法的创新性、内在阐释结构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和当代意义，做了系统的梳理和思考。陈茝珊《<钱笺杜诗>研究》，讨论了《钱笺》的版本体例、宋元明清杜诗注本的流变，对钱笺如何发扬诗史互证法做了更细致的讨论。李爽《钱注杜诗研究》认为钱氏对《洗兵马》1600多字的笺注可为全部笺注之纲，李著对《钱注杜诗》中涉及诗史互证的笺注，包括相关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典章职官、典故词语、修辞手法都做了详细的考辨，得出这些笺注与唐史符合率约为百分之九十，不符合率仅为百分之十，因此钱笺“开启了对杜甫微言政治抒情诗的深度系统解读，是中国微言诗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24]。其中微言政治抒情诗的概念，源自邓小军《魏晋宋微言政治抒情诗之演进——以曹植、阮籍、陶渊明为中心》。[25]吴淑玲《<杜诗详注>研究》[26]对《杜诗详注》注杜的指导思想、批评方法、取得的成就、存在的失误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全面梳理了仇氏的诗学批评思想及其对杜诗注释的影响。
专书研究之外，一些重要的杜诗学文献也得到整理和研究，例如张忠纲编著《杜甫诗话六种校注》[27]收录宋方深道辑《诸家老杜诗评》、宋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话》、清刘凤诰《杜工部诗话》、清潘德舆《养一斋李杜诗话》、蒋瑞藻《续杜工部诗话》、张忠纲编注《新编渔洋杜诗话》等诗话著作。韩成武等点校《杜工部诗集辑注》[28]。
刘文刚《郭知达<杜工部诗集注>考论》[29]、李伟《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版本辨疑》[30]、彭燕《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师古注”考》[31]、彭燕《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述评》[32]，沈时蓉、庾光蓉《卢世㴶<读杜私言>发微》[33]、郝润华《朱鹤龄<辑注杜工部集>略论》[34]、周兴陆《从杜诗接受史考察黄生<杜诗说>》[35]都对所讨论的文献作了深入梳理考辨。聂巧平《赵次公<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的编年诠释及其历史价值》[36]认为南宋初赵次公《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的编年笺注既是杜诗学史上“以史证诗”、“以诗证史”的开山之作，也在实践上为后世“诗史互证”阐释学观念的产生与这一研究方法广泛运用于诗文诠释准备了充分条件。陈尚君、王欣悦《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版本流传考》[37]通过对所见各版本的比对，整理蔡笺从50卷本到40卷本的演变过程，重新认定40卷本系统的价值及黎庶昌刊刻“《古逸丛书》本”的意义。李小华《宋代杜诗编年考论》[38]梳理了宋代杜诗编年的演变过程。
曾绍皇《论杜甫陇右诗的清人未刊评点》[39]以数十家杜甫“陇右诗”的清人未刊评点为对象，具体剖析了杜甫陇右诗清人未刊评点的历史贡献。曾绍皇《明清杜诗手批本书目著录的辑补与辨正》[40]辑录43种《杜集书录》未曾著录之杜诗手批本，对诸家杜集书目误录杜诗手批本的情况进行了辨正。

三、文献研究的成果集成及未来发展方向
新世纪在对杜诗学文献及杜诗研究成果的全面总结方面，也有重要收获，以《杜集叙录》[41]《杜甫大词典》[42]为代表。
张忠纲、赵睿才、纂维、孙微编撰《杜集叙录》收录杜集文献1216种；1986年问世的郑庆笃、焦裕银、张忠纲、冯建国《杜集书目提要》收录知见及著录书目600余种；周采泉《杜集书录》收录达1200余种（实际二书收录书目数量相近，只是收录标准和体例不同）；《杜集叙录》收录杜集文献1216种，唐五代14种、宋代124种、金元28种、明代171种、清代416种、现当代350种、国外158种。包括中国和国外（欧美、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区和国家），体裁上包括有关杜甫诗文的全集、选集、评注本、研究著作、文艺作品（包括集杜、和杜、拟杜，以及传奇、杂剧、小说、电影）、港台硕博士论文等。编纂中尽量秉持亲见原书的原则，最大限度避免讹误，考订精细。
《杜甫大辞典》按作品提要（包括诗文）、名句解析、语词成语、家世交游、地名名胜、版本著作、研究学者七大类编排，计收词目七千六百八十余条。辞典正文前为《凡例》《目录》，而正文后又有《附录》与《笔画索引》，其中《附录》收入张忠纲编《杜甫年表》、杨广才编《杜甫研究报刊论文索引（1909—2003）》。王士菁编《杜甫词典》[43]收有词条1327条，侧重杜诗典章、文物、制度、历史人物和事件、山川、草木、飞禽、走兽、语言文字等。
杜甫文献研究未来进一步的发展方向，首先是杜甫研究资料汇编唐宋部之外的辑录，冀勤《金元明人论杜甫》[44]对金元明三朝文人著作中有关杜甫的研究资料做了辑录，对辑录编排体例皆有深入的思考。目前中华书局正在委托刘明华主持进一步的辑录工作。
杜诗学史的编写，张忠纲主持并亲自撰写“唐、五代编”，梁桂芳撰“两宋编”，綦维“金元编”“明代编”，孙微“清代编”，赵睿才“现当代编”。完成后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对出土文献、碑志的利用，胡可先《出土碑志与杜甫研究》[45]提示新出土的碑志当中，直接和间接涉及杜甫其人其诗者不下于20方，这些资料，为探讨杜甫的家世生平、交游经历，解读杜甫的诗歌作品，提供了切实的依据，需要引起高度重视。胡可先《杜甫叔父杜并墓志铭笺证》[46]就利用1919年出土的杜甫叔父《杜并墓志铭》对杜甫家世多有补证。这方面的工作还大有可为。
文献研究方面的博士论文有范伟军《黄生及其<杜诗说>研究》（安徽大学，2006）、曾绍皇《杜诗未刊评点的整理与研究》（复旦大学，2010）、彭燕《宋代巴蜀杜诗学文献研究》（四川大学，2012）、王欣悦《南宋杜注传本研究》（复旦大学，2013）、熊言安《杜诗批点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4）。

第二节 生平交游行迹研究
对杜甫生平交游的研究，是20世纪的研究热点，学界围绕杜甫的生卒年、父系、母系与妻室、李杜交游、行踪、由华州至秦州、离蜀、南下湖湘、卒地与卒因等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47]新世纪学界对上述问题，仍有进一步的关注。新世纪文学史研究更趋深细、地域文化研究日益兴起，这些新的学术趋向对杜甫研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学者更多地着眼于交游和行迹的考察，杜甫交游研究和行迹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极大的拓展。
一、生平研究的新推进
关于杜甫生卒问题，杨经华《“南窑湾”“康店”之争——杜甫诞生地的历史真相》[48]，吴淑玲、康靖、樊纯轩《杜甫诞生巩义康店龙窝沟考》[49]，认为杜甫出生于巩义“康店”而非传统所认为的“南窑湾”。杜甫的卒葬问题，20世纪关注者多，但尚无定论。萧涤非主张杜甫“病死在由长沙到岳阳的洞庭湖上”（《杜甫研究》再版前言）。傅光《杜甫研究（卒葬卷）》[50]全面论述了杜甫的卒葬问题，认为杜甫于大历五年夏卒于耒阳。莫砺锋《重论杜甫卒于大历五年冬——与傅光先生商榷》[51]，赞同杜甫卒于大历五年冬。新世纪以来，霍松林《杜甫卒年新说质疑》[52]仍然认为卒于大历五年冬比较合理。王辉斌反驳了傅光的意见。[53]李定广《杜甫大历五年夏卒葬耒阳考实》[54]依据唐五代至宋初人祭拜杜甫墓者全在耒阳，绝无一诗一文涉及岳阳；北宋至明代人均曾为核实杜甫墓而进行过实地考察，证实唐宋元明四朝岳阳无杜甫墓。杜甫大历五年夏五月卒葬耒阳应是事实。
关于杜甫的妻室问题，据元稹《杜君墓系铭》载，杜甫妻子为司农少卿杨怡女，享年49岁，不少研究者认为，杨氏之卒当在杜甫之后，杜、杨结褵在开元二十九年，时杜甫30岁，杨氏19岁。王辉斌《杜甫妻室问题索隐》[55]则认为杨氏早于杜甫去世，其后杜甫又与夔州当地的一位少妇再婚。这一观点被陈冠明、孙愫婷《杜甫亲眷交游行年考（外一种 杜甫亲眷交游年表）》[56]等采纳，但也受到很多质疑。孙微《诗圣杜甫家室问题考辨——与王辉斌先生商榷》[57]针对王氏再娶说进行反驳，认为王氏认为杨氏早卒的几点证据皆难以成立，而仅凭杜诗“山妻”“卓女”等意象，即论证其再娶，亦无说服力。谭庄《杜甫妻室问题辨正》[58]对孙氏之论有进一步补充。陈道贵《杜甫续娶“山妻”说辨疑》[59]，认为杜甫续娶的立论之基有三点：《促织》诗“去妻”问题，《孟仓曹步趾领新酒酱二物满器见遗老夫》诗之“山妻”问题，《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诗中“薛十二丈”“郎”“卓女”和杜甫之间的关系问题。王氏对与这三个问题相关的文献材料多有错解、误解，其续娶说难以成立。
关于杜甫二子，曾祥波《杜甫二子考》[60]提出骥子为宗文，熊儿为宗武之新说。[61]孙微《杜甫之子杜宗武事迹新考——以任华<送杜正字暂赴江陵拜觐叔父序>为中心的考察》[62]据任华《送杜正字暂赴江陵拜觐叔父序》对此说进行了反驳，认为仍以旧说为是。
关于杜甫由华州至秦州问题，阎琦《杜甫华州罢官西行秦州考论》[63]认为杜甫罢官是由于其华州任内荒怠职务，尤其与触犯禁内外官员“私出州县界”的法律规定有关。杜甫因为牢骚太盛而行为有失检点，导致罢官是必然的，而西行秦州则是他罢官后无奈中的仓促选择。王勋成《杜甫罢官说》[64]认为杜甫于天宝十四载（755）秋，因曾献三大礼赋而被授河西县尉，不拜，旋改为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自此起至乾元二年秋任华州司功参军，正好四年，应罢秩守选。此后需守选五年才可准其参加吏部铨选。罢官后没有生活来源，故赴秦州。王勋成《杜甫授官、贬官与罢官说》[65]进一步全面梳理了杜甫仕途起落经历，指出杜甫一生授官四次，贬官一次，罢官一次。第一次授官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是在天宝十四载十月，其授官原因是献《三大礼赋》而被玄宗所赏，命中书门下试文取得了献赋出身之故，由吏部注授。至德二载四月逃至肃宗行在凤翔。五月，由胄曹参军提升为左拾遗，这是第二次授官，由中书门下敕授。乾元元年六月，杜甫因房琯之党由左拾遗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为中书门下以敕书形式贬谪。乾元二年九月，杜甫因一任四考已满，被吏部罢官停秩，开始其流浪生活。广德元年十二月，杜甫在梓州，由严武举荐，被中书门下敕授为京兆府功曹参军，但未赴任，此为第三次授官。广德二年夏秋之交，杜甫在成都被严武聘为剑南东西川节度参谋。十二月，又因严武举荐被中书门下制授为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此为第四次授官。自此以工部员外郎为前资官漂泊而终。
关于杜甫离蜀的原因，旧说认为严武病卒，杜甫无所依靠，故而离去。陈尚君认为杜甫离蜀的真正原因，是入京为郎，时间在永泰元年严武未卒之时。[66]孙羽津《再论杜甫去蜀之原因》[67]通过对杜甫相关诗作及其职官、章服等问题的考辨，认为杜甫去蜀原因，仍以《旧唐书》“武卒，甫无所依”之旧说为信。
在对上世纪提出的老问题做新探索之外，新世纪还关注到一些新问题。张忠纲《杜甫献<三大礼赋>时间考辨》认为杜甫是在天宝九载冬预献《三大礼赋》；孙微、王新芳《一段被忽略的历史：杜甫是玄宗封禅泰山的亲历者》[68]认为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是指杜甫于开元十三年在洛阳亲睹玄宗封禅泰山出发仪仗之事。以封禅泰山为标志的开元盛世给少年杜甫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辉煌印象。韩立平《杜甫“卖药都市”辨》[69]从隐逸形象的塑造对杜甫《进三大礼赋表》中的“卖药都市”一语进行了新的阐释。薛天纬《杜甫“陷贼”辨》杜甫其实是出于关切时局、心系朝堂的人臣情怀，在确认无性命之虞的情况下“潜回”长安，并非陷贼。[70]邓小军《唐授杜甫左拾遗告身考——兼论唐代的皇帝直接授官》[71]从唐授官制敕格式、宋元明有关伪造制敕之刑法规定，考证唐授杜甫左拾遗告身是真品。这些观点都丰富了对杜甫生平经历的认识。
【未完】

二、交游研究
交游研究在新世纪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在广度和深度上，都相对以往有了很大的推进。
陈冠明、孙愫婷《杜甫亲眷交游行年考（外一种 杜甫亲眷交游年表）》[72]对杜甫的交游做了十分全面的钩稽考订，全书包括“杜甫亲眷交游行年考”（包括杜甫家人、宗族、亲戚、交游行年考）、“杜甫亲眷交游年表”两部分。家人指有血缘关系之同宗，宗族指五服之外从亲，亲戚指杜氏外家外祖父及诸舅、姑父母、姑表亲、姨表亲等；交游指杜甫一生中所交往、接触之人，以及杜甫诗文中所涉及的相关人物。陈尚君序高度评价此书的创获，指出“本书的下卷《杜甫亲眷交游年表》将杜甫生平有关人物的生平事迹排出约一百六十年间的年表，弄清了自杜甫祖父杜审言以下的几百位人物的生平情况。从谱例来说，也是有开创意义的。作者仔细阅读原诗、排比文献，罗列出494人的大名单。……遗漏的，印象中好像仅有我在《全唐诗补编》辑自《古今岁时杂咏》的那首《寒食宴苏二宅》之苏二”。作者广稽文献，对清末以来的石刻文献，也有较充分的利用，考辨精当，是新世纪杜甫交游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成果。
关于李杜关系、杜甫与严武关系，都是20世纪颇受关注的问题，新世纪对此有进一步讨论。胡可先《杜甫与安史之乱》[73]认为杜甫忠君爱国，只身逃离乱军，赴灵武投靠肃宗李亨，李白参加了永王李璘起兵，对于李白因永王失败下狱，杜甫不同情，李白与杜甫在后期思想上的差距，使得李白对于杜甫，表现比较冷淡。安史之乱使李白与高适由密友转为政敌。李白在狱中希望高适施以援手相救，但高适毫无反应。
关于杜甫与严武，傅璇琮、吴在庆《杜甫与严武关系考辨》[74]对杜、严二人有“睚眦”之事的意见做出了辩驳，认为是深文周纳。李俊《杜甫两依严武事迹发微——以入幕和为郎为中心》[75]认为严武首次担任成都尹欲征杜甫入幕未果，代宗即位后，朝局发生变化，严武再次镇蜀，征杜甫入幕为参谋，待为幕宾，在措置蜀中军政及收复西山三城时，杜甫皆参与谋划。西山战事大功告成，严武受赏为检校吏部尚书，幕中并有封赏，杜甫因授检校工部员外郎，随即引退出峡。
邓小军《杜甫疏救房琯墨制放归鄜州考（上）（下）——兼论唐代的制敕与墨制》[76]认为唐肃宗对杜甫以墨制放还，是对中书、门下制度的破坏，是不合法放逐，是对清流士大夫的打击。邓小军《杜甫与李泌（上）》[77]认为李泌是唐代玄、肃之际最优秀的政治家。邓文以杜甫写到李泌的九首诗篇及相关唐史史料为依据，讨论杜甫对李泌的政治期望，以及杜甫与李泌的关系。伍钧钧《高适李白杜甫同游梁宋探析》[78]分析三人游历梁宋前的经历及心境，并参考现存诗篇及唐代的地理志，探索其游踪。辛晓娟《杜甫与高适蜀中关系新论》[79]认为杜甫、高适在蜀中关系疏远，是因为两人军政意见分歧，杜甫性格有过于刚正、不尽人情的一面。胡可先《杜甫与唐代京兆韦氏关系述论》[80]指出杜甫家族与韦氏家族存在多层婚姻关系，与韦见素族人、画家韦偃、吏隐文人韦讽以及韦之晋的关系都值得关注。杜甫晚年与韦迢关系密切，韦迢之子韦夏卿曾担任过宰相，其女韦丛嫁与元稹，杜甫之孙杜嗣业请元稹撰写《杜君墓系铭》，很可能通过韦丛达成，李杜优劣论公案，也可以追溯到杜甫与韦迢的交谊。刘占召《安史之乱前后杜甫的交游对杜诗创作的影响》[81]指出天宝后期至乾元年间，杜甫和许多思想上推崇儒学，创作上以古体诗反映现实民生疾苦的诗人交往，对其用大量的古体诗反映时局动荡和民生疾苦的诗风变化有重要影响。

三、行迹研究
杜甫行迹研究，在新世纪受到特别的关注，宋开玉《杜诗释地》[82]对杜甫诗文中近3000地名名胜一一诠释，七十余万言，体例完备，考辩翔实，吸收最新研究成果，纠谬辨误，颇多创获。行迹研究还被纳入地域文化观察的视野，得到广泛的拓展。
葛景春、胡永杰、隋秀玲著《杜甫与地域文化》[83]将杜甫一生所经历的诸种地域文化进行了系统的划分，深入讨论了杜甫与洛阳京城文化、黄河中下游地域的中原文化、长安京城文化、关中文化、陇右文化、蜀中文化、夔州文化、荆湘楚文化、吴越南朝文化的关系，指出以洛阳、长安为主的中原文化是杜甫思想形成的基础，并成为他一生思想和诗歌的主调；而吴越、陇右、蜀中、夔州、荆湘等异乡的地域文化，乃是杜甫精神的兼调。
蔡锦芳《杜诗学史与地域文化》[84]梳理了杜诗学在各个地域的历史发展情况，指出各地的杜诗学都鲜明地打上了各个地区的烙印，江苏从区域上来看，是苏南发达，苏北比较零落。从朝代来看，元以前研究并不太多，明代较有起色，清代最为兴盛。
除上述综论者外，还有围绕不同地域考察杜甫行迹、分析其创作特点的研究，有关论著论文有：中原：葛景春主编《杜甫与中原文化》[85]；山东：张忠纲主编《山东杜诗学文献研究》[86]、张忠纲《杜甫在山东行迹交游考辨》[87]；陇上：薛世昌、孟永林《秦州上空的凤凰：杜甫陇右诗叙论》、刘雁翔《杜甫陇上萍踪》[88]、刘雁翔 《陇月向人圆：杜甫秦州诗图景》[89]、温虎林《杜甫陇蜀道诗歌研究》[90]、高天佑编著《杜甫陇蜀纪行诗注析》[91]、聂大受《杜甫陇右行迹及纪念物探赜（上）（下）》[92]、刘跃进《漂泊无助的远游——读<秦州杂诗>二十首及其他》[93]；夔州：谭文兴《杜甫夔州诗研究》[94]、蒋先伟《杜甫夔州诗论稿》[95]、封野《杜甫夔州诗疏论》[96]；湖湘：丘良任《杜甫在湖湘——杜甫湖湘诗研究资料汇编》[97]、袁慧光著《杜甫湘中诗集注》[98]等。
此外，对杜甫某些特殊经历，也通过梳理其行迹而获得进一步的认识，例如师海军《杜甫鄜州避乱行实考》[99]对杜甫“安史之乱”中避乱鄜州的行踪详细考辨，钩稽其路线，纠正了历代注杜家的疏误。查屏球《微臣、人父与诗人——安史之乱初杜甫行迹考论》[100]对在战乱初期一年间的行迹详做了详细梳理，订正了前人注解之误，为解读杜甫这一时期的创作奠定新的基础。郝鹏展、李令福《杜甫在唐代长安城南的居住环境》[101]探讨了杜甫在长安城南宅院的位置、选择城南杜曲东村建造宅园的原因，对理解杜甫在长安城南的生活与创作有积极的意义。查正贤《杜诗“庞公”意识发微》[102]指出在杜甫流离陇西以及西南时所作诸诗中，经常出现汉末著名隐士“庞公”这一意象。它在杜诗中有着颇为复杂的意义，一方面，它反映了杜甫在乱世流离中以隐逸自视的自我意识，是杜甫自我形象的写照；另一方面，基于自觉的家声意识，杜甫又以“儒”否定了自己“庞公”式的隐逸生活，信守自己的人生理想，从而超越了普通士人的隐逸意识。
李俊《杜甫夔州诗歌的“纪异”意识》[103]指出杜甫夔州时期的诗歌受到纪异传统的影响，记载了大历元年到大历二年之间夔州的旱雷、冬雷、苦寒等反常气象状况，由此申论到政局的得失和时局的安危，表达内心的忧患。他用纪异的手法不断疏离自己与夔州的关系，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过客情怀。
赖瑞和《杜甫的五城：一位唐史学者的寻踪壮游》[104]和左汉林《朝圣：重走杜甫之路》[105]是两部记录著者本人寻访杜甫行踪的著作，前者是作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九次在中国大陆旅行的记录。后者著者将杜甫曾经到过的地方，基本走了一遍，拍摄了12万张照片，按杜甫行踪顺序粗略叙述。书前附有杜甫行踪示意图，分故乡、漫游的时光、在长安的十年、安史乱中、奔逃陇蜀、蜀中岁月、自成都至夔州、落幕荆湘等章节。两书寻访态度严谨，对理解杜诗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关于杜甫行迹与地域文化之关系的博士论文，有李霜琴《杜甫两川诗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04）、张倩《杜诗与长安文化》（陕西师范大学，2011）。

【530楼】
第一节 杜集文献整理与研究
二、历代杜诗学文献整理研究
在杜集新全集注本的编纂取得重大突破的同时，新世纪对历代杜诗学文献的整理，也取得丰富的成果。宋代和清代杜诗学文献尤其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在宋代方面，曾祥波《杜诗考释》 对杜集的宋本与宋注有深入的发掘考辨，在此基础上对杜诗注释研究的原则进行了理论思考。著者曾翻译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受到洪业杜甫研究理路的深刻启发，曾著认为，洪业以史学家身份从事杜诗研究，其论杜诗注重追溯一切见解与资料的第一源头，能越过明清注家积累的成见而直指宋人注乃至杜诗本文。曾著由此确定自身撰著的三个原则：研究理路上以洪业为师法；诗义阐释上以宋注为源头；版本源流上以编次（系年）为核心。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杜集传谱考论”，阐述杜诗宋本、早期宋注、唐宋时期杜甫《传》《谱》的文献沿革流变、撰述特点。为以宋注为源头重新思考杜诗阐释奠定版本基础。下编“杜诗选释”分系年、题解、笺释三个部分，在贯彻上述三个原则的基础上，对部分杜诗的重要作品做出阐释。
上编有关杜集文献探讨的主要问题是：
1.论杜诗系年的版本依据与标准——以王洙祖本为中心；提出探究杜诗系年，要重视杜集祖本王洙本在系年上的源头性。
2.论吴若本与《钱注杜诗》之关系——兼论《钱注杜诗》的成书渊源，指出吴若本编次应与王洙本相同，《钱注杜诗》对之做了极大改动。
3.早期杜集宋注师尹《杜工部诗注》的特点与价值，认为其与师尹个人经历有关，其所揭橥的“自寓说”对探究杜诗篇章本意不无启发；
4.现存最早杜诗编年注本《杜诗赵次公先后解》平议，指出其作为现存最早杜诗编年注本，其特点与价值具有“导夫先路”的开创性；
5.蔡梦弼《草堂诗笺》整理刍议，指出有必要以宋刻五十卷本系统及其他宋人集注本对其加以编次及注文两方面的校勘整理，以期得到一种最早之宋人编年集注杜诗善本。
6.论宋代以降杜集编次谱系——以高崇兰编刘辰翁评点《集千家注杜工部诗》编次的承启为中心，对高崇兰编次本在杜集编次流变中的枢纽地位进行了揭示；
7.现存唐宋杜甫传谱考论，对各传谱对杜甫行实及杜诗系年的原创性贡献及先后承袭关系作了详细辨析；
8.现存五种宋人“杜甫年谱”平议——以鲁訔《杜工部诗年谱》对赵子栎《杜工部草堂诗年谱》、蔡兴宗《重编杜工部年谱》的承袭为线索，对五种年谱的价值和相互关系进行了新的考察。
下编“杜诗选释”分系年、题解、笺释三个部分，在充分尊重杜诗宋注的基础上，对杜甫部分重要作品进行笺释，对洪业的意见也多有汲取和辩证。全书上编的讨论，为以宋注为源头重新思考杜诗阐释奠定版本基础；下编在上编讨论的基础上，围绕全书撰著的三个原则，对部分杜诗的重要作品进行了更为接近本原的探索。全书在考辨精审的基础上，也体现了对杜集整理方法论的深入思考。
孙微以清代为中心的杜诗学文献整理与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著有《清代杜诗学史》 、《清代杜诗学文献辑考》 、《杜诗学文献研究论稿》 、《杜诗学研究论稿》（与王新芳合著） 、《清代杜集序跋汇录》 、《杜诗文献学史研究》（与王新芳合著） 等著作。《清代杜诗学文献辑考》对清代杜诗学文献做了目前最为全面的搜集，全书共收清代杜诗学文献410余种，补充遗漏失载，订正疏失，重新厘定出一个相对完备、翔实的清代杜诗学文献书目。陆钺《杜诗注证谬》、沈起《测杜少陵诗》、刘佑《杜诗录最》、程琦《集杜各体诗》、许之渐《次杜草》、徐禄宜《杜诗偶识》、陈浩《杜诗读本》、王邻德《睡美楼杜律五言》等皆是本书第一次著录。对散佚的杜诗学文献，尽量搜检辑录其书序跋，著者生平考证也用力颇多。补述著者生平空白者多达120多人。纠正前人内容疏失70多处。对已经散佚的文献，通过辑佚而恢复原貌，例如申涵光《说杜》辑佚复原。对张笃行《杜律注例》、沈寅、朱崑《杜诗直解》、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等书初刻时间的考订，都颇为精审。《清代杜集序跋汇录》对清代杜集序跋进行了最为详尽的纂录整理，搜集存佚210种杜集中的460余篇序跋，其中如张羽《杜还七言律》、汪枢《爱吟轩注杜工部集》等数十种文献都是海内孤本。对全部序跋进行了点校，编排体例也颇为严谨。
在清代杜诗学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孙微对杜诗学文献及杜诗学史展开综合思考，其《杜诗学文献研究论稿》，从校勘学、注释学、辑佚学、杜诗文献学史四个方面建构了杜诗学文献研究的理论框架，对杜诗文献学史进行梳理，选取了唐宋、金元明及清代不同时期最具文献价值的杜诗注本进行探讨，如宋吴若本《杜工部集》、赵次公《杜诗先后解》、元好问《杜诗学引》、卢世㴶《杜诗胥钞》与《读杜私言》、仇兆鳌《杜诗详注》等，揭示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杜诗学研究论稿》（与王新芳合著）、《杜诗文献学史研究》（与王新芳合著）两书，对杜诗文献学史上的重要问题做了丰富的钩稽考辨。
关于杜诗学文献的综合性整理研究，还有胡可先《杜甫诗学引论》 。本书有四个部分：
一、杜诗学通论，范围包括七个方面：1.杜诗的著录；2.杜诗的版本；3.杜诗的校勘；4.杜诗的注释；5.杜诗的史料；6.杜诗的评点；7.杜诗的文化（绘画、书法、石刻、戏曲、集句）。
二、杜诗学史论。包括1.杜诗渊源论；2.唐代杜诗传承论；3.论宋末的杜诗学；
三、杜诗学专论，侧重于杜诗学的专题研究。
四、杜诗学年表。对杜诗学发展过程加以考证，按年代编次。
附录包括安史乱中杜甫行经地名笺证，杜集善本目录。
作者在参考周采泉《杜集书录》、郑庆笃等编著《杜诗书目提要》及中华书局出版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杜甫卷》的基础上，广泛搜集资料，论述颇为翔实。
蔡锦芳著《杜诗版本及作品研究》 对郭知达《新刊校订集注杜诗》、钱谦益《钱注杜诗》、朱鹤龄辑注杜诗、杨伦《杜诗镜铨》等重要文献进行了考辨。郝润华等著《杜诗与杜诗文献》 ，对宋元明清有代表性的杜诗文献做了详细的考察，论及宋代杜注伪王注、赵次公杜注、《九家集注杜诗》、《黄氏补注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杜律意筏》、《钱注杜诗》、朱鹤龄《辑注杜工部集》、黄生《杜诗说》等。书中还讨论了李梦阳对杜甫七律的追摹与创获、晚清诗人鲁一同对杜诗的接受与超越，都是杜诗学史较受忽视而又颇为重要的问题。刘重喜《明末清初杜诗学研究》 对明末清初杜诗的校勘、年谱和编年、笺注、技法、解意等五个方面的问题展开详细的论述。
刘文纲《杜甫学史》 对历代杜甫批评家的见解进行了梳理，对重要的杜诗学文献进行了考辨，如郭知达《杜工部诗集注》、黄氏《补注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刘辰翁的杜诗评点、文天祥《集杜诗》二百首、单复《读杜愚得》、邵宝《杜少陵全集分类详注》、唐元竑《杜诗捃》、胡震亨《杜诗通》、卢世㴶《杜诗胥钞》、朱鹤龄《杜诗辑注》、卢元昌《杜诗阐》、张溍《杜诗注解》、吴见思《杜诗论文》，书中皆有论列。
在杜诗文献的专书研究方面，郝润华《〈钱注杜诗〉与诗史互证方法》 、李爽《钱注杜诗研究》 、陈茝珊《〈钱笺杜诗〉研究》 、吴淑玲《〈杜诗详注〉研究》 值得关注。《〈钱注杜诗〉与诗史互证方法》，周勋初在此书序言中指出：“前人注杜，虽名著甚多，而以钱谦益的贡献为大，因为他将古来以史证诗和以诗证史的方法系统化了，形成了一种较为完整的诗史互证的体系，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润华以此为研究对象，对中国学术史上的这一特殊现象作了深入的探讨，将这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了系统归纳和阐发，并对这种方法的意义作了多方面的考察。” 全书对钱注“诗史互证”方法的创新性、内在阐释结构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和当代意义，做了系统的梳理和思考。陈茝珊《〈钱笺杜诗〉研究》，讨论了《钱笺》的版本体例、宋元明清杜诗注本的流变，对钱笺如何发扬诗史互证法做了更细致的讨论。李爽《钱注杜诗研究》认为钱氏对《洗兵马》1600多字的笺注可为全部笺注之纲，李著对《钱注杜诗》中涉及诗史互证的笺注，包括相关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典章职官、典故词语、修辞手法都做了详细的考辨，得出这些笺注与唐史符合率约为百分之九十，不符合率仅为百分之十，因此钱笺“开启了对杜甫微言政治抒情诗的深度系统解读，是中国微言诗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其中微言政治抒情诗的概念，源自邓小军《魏晋宋微言政治抒情诗之演进——以曹植、阮籍、陶渊明为中心》。 吴淑玲《〈杜诗详注〉研究》 对《杜诗详注》注杜的指导思想、批评方法、取得的成就、存在的失误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全面梳理了仇氏的诗学批评思想及其对杜诗注释的影响。
专书研究之外，一些重要的杜诗学文献也得到整理和研究，例如张忠纲编著《杜甫诗话六种校注》 收录宋方深道辑《诸家老杜诗评》、宋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话》、清刘凤诰《杜工部诗话》、清潘德舆《养一斋李杜诗话》、蒋瑞藻《续杜工部诗话》、张忠纲编注《新编渔洋杜诗话》等诗话著作。韩成武等点校《杜工部诗集辑注》 。
刘文刚《郭知达〈杜工部诗集注〉考论》 李伟《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版本辨疑》 、彭燕《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师古注”考》 、彭燕《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述评》 、沈时蓉、庾光蓉《卢世㴶〈读杜私言)发微》 、郝润华《朱鹤龄〈辑注杜工部集〉略论》 、周兴陆《从杜诗接受史考察黄生〈杜诗说〉》 都对所讨论的文献作了深入梳理考辨。聂巧平《赵次公〈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的编年诠释及其历史价值》 认为南宋初赵次公《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的编年笺注既是杜诗学史上“以史证诗”、“以诗证史”的开山之作。陈尚君、王欣悦《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版本流传考》 通过对所见各版本的比对,整理蔡笺从50卷本到40卷本的演变过程,重新认定40卷本系统的价值及黎庶昌刊刻“《古逸丛书》本”的意义。 李小华《宋代杜诗编年考论》 梳理了宋代杜诗编年的演变过程。
曾绍皇《论杜甫陇右诗的清人未刊评点》 以数十家杜甫“陇右诗”的清人未刊评点为对象,具体剖析了杜甫陇右诗清人未刊评点的历史贡献。曾绍皇《明清杜诗手批本书目著录的辑补与辨正》 辑录43种《杜集书录》未曾著录之杜诗手批本，对诸家杜集书目误录杜诗手批本的情况进行了辨正。
【下转 531楼 】

李世民是唐朝皇帝，杜甫是唐朝“诗圣”，这两人竟是直系血亲？
子皓新说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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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之国 叫 中国！
宅兹中国 （历史地理概念）
"宅兹中国"出自西周国宝级青铜器何尊铭文，铭文记述了周成王继承周武王遗志，营建成周(今洛阳)之事。而铭文中的“宅兹中国”是“中国”一词迄今发现的最早来源。西周青铜器何尊上铭刻的文字，更像是写给数千年后十多亿中国人的信。当考古学家在铭文中，发现“宅兹中国”四个字的时候，无异于看到了埋藏了千年的谜底。中国，3000年前被镌刻于方寸之间，深埋于地下。3000年后，埋藏它的泥土和这泥土连接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被它命名，叫做：中国。 [1]

中文名：宅兹中国
文字类型：铭文
铭文指向：洛阳
出土地点：宝鸡市贾村镇
出土时间：1963年
何尊铭文
何尊珍贵之处除了它凝重大气的造型和神秘华丽的纹饰外，更在于尊内底部发现了一篇12行共122字的铭文，记载了周成王营建洛邑，建筑新都 [2] 的重要历史事件，极具史料价值，而其中“宅兹中国”（大意为我要住在天下的中央地区）更是“中国”最早的文字记载。


何尊铭曰


何尊铭文：
唯王初堙(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逑（仇）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兹乂民。’呜呼，尔有唯小子亡识，视于公氏，有庸于天，彻命敬享哉！助王恭德欲天，临我不敏。”王咸诰，何赐贝卅朋，用作□公宝尊彝。唯王五祀。 [3]


铭文大意
周成王五年四月，周王开始在成周营建都城，对武王进行丰福之祭。周王于丙戌日在京宫大室中对宗族小子何进行训诰，内容讲到何的先父公氏追随文王，文王受上天大命统治天下。武王灭商后则告祭于天，以此地作为天下的中心，统治民众。周王赏赐何贝30朋，何因此作尊，以作纪念。 [2]
历史背景

何尊复原图
在华夏民族形成的初期，由于受天文地理知识的限制，总是把自己的居域视为“天下之中”，即“中国”，而称它族的居域为东、南、西、北四方。公元前21世纪，第一个朝代夏朝的建立，就标志着中国统一国家政权形式的诞生。应当说，这时“中国”的概念便有了确切的政治涵义。据《左传·哀公七年》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夏禹被视为“天下共主”，其统辖的区域被称为“夏”。
何以“夏”相称？《尔雅·释诂》曰：“夏，大也”。《尚书》注云：“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华夏，谓中国也。”商原是夏朝统治下的一个诸侯国，后来取代夏朝而成为“天下共主”。商朝之时，被称为“邑”的城垣有了很大的发展，“邑”形成了不同血缘氏族部落成员杂居的古代都市。当时已出现“中商”、“大商邑”的称谓，而对周围各族则称之为“方”。最迟从周初开始，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华夏地区开始被称做“中国”。“中国”最初只是一个行政区划上的概念，最早出现“中国”一词就是在周成王五年的“何尊”铭文：
“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自之乂民’”。
中为指事字。甲骨文、金文字形，中象旗杆，上下有旌旗和飘带，旗杆正中竖立。本义中心、当中，指一定范围内部适中的位置。据《新书·属远》载：“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 “或”是“国”的本字。周金文早期作“或”，从字面讲，它由城池和干戈构成，表示“执干戈以卫社稷”，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一个国家，不仅要有属于自己的城池，而且要有军队，时刻来保护自己的疆土和臣民，这才叫国。后来在此基础上又外加“口”以为国界，属于文字上自然演变。围绕在“中国”周围的是北狄、西戎、东夷、南蛮等。
《尚书·梓材》中也有周成王所谓“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的记载。史书与铭文相互印证，说明周武王统治的地域为中国。 [1-2]

何尊-何以为尊 我有中国


【本文 未完】

中原之国 叫 中国！
宅兹中国 （历史地理概念）
【本文 续】
周代大量使用的“中国”称谓，至少具有四种含义：
一是地理意义上的所谓“中原”地区。《汉书·地理志》曰：“昔周公营雒邑，以为在于土中，诸侯蕃屏四方”。“雒邑”者，今洛阳城也；“土中”者，今中原大地也。
二是政治意义上的所谓“天子之国”。此义源于夏代的“夏”和商代的“中商”、“中土”，相对于东、南、西、北各族的称谓。《诗·小雅·六月序》：“《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诗经·大雅》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孟子·齐桓晋文之事》：“莅中国而抚四夷也。”这时的“中国”与“四方（夷）”、“京师”与“四国”对举，表示中心与四邻、天子与诸侯的相互关系。
三是民族意义上的“华夏”民族。至周代，夏、商、周三族逐渐融合为一个民族整体，即：“诸夏”或“华夏”。周代存在着五大民族集团。《礼记·王制》云：“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这里的“中国”，主要指华夏民族。
四是文化意义上的“华夏文明”。《礼记·玉制》又云：“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直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 可见，政治的不同，民族的不同，地域的不同，在更深层次上是文化的差异，即所谓“华夷之辨”，还包括文化意义上的“文明之国”。
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一词的内涵逐步跨出了中原，继而指代华夏民族整个居住地和所建立的国家。另外，据文献记载，西周成王时，曾有迁宅洛邑一事。如《书序》曰：“成王在丰，欲室洛邑。”《史记·周本纪》曰：“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屯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洛诰》。”周公完成了武王的遗志，鉴于周的首都镐京（今西安附近）远在渭河流域，因此在洛阳这个当时中国的中心地区完成了成周的建设，将它作为周的东都、也是镇抚全国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从此，镐京至成周一线成为西周王朝的核心地区。不过司马迁在《周本纪赞》中则认为当时成王仍都丰、镐，未迁洛邑。但《吕氏春秋》等书也说成王营居于成周。成王时铜器何尊铭文开篇便有“唯王初迁宅于成周”的记载，证实成王确实迁居到洛邑。尽管学界还有不同看法，但何尊的问世，毕竟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实证。 [2]
铭文意义

“中国”铭文
何尊最高价值在于尊内122字铭文中是截止2011年出土文物中首次出现了“中国”一词。
铭文记载了周成王继承周武王的遗志，迁都被称为"成周"的洛邑，也就是今河南洛阳这一重要史实，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同时，"中国"两字作为词组，首次在何尊铭文中出现，这是我们做为中国人应该记住的一件大事。 [2]
何尊铭文12行122字，记载了周成王在其亲政五年时，于新建成的东都洛邑对其下属"宗小子"的训诰，其中提到周武王在世时决定营建洛邑(今洛阳)，即"宅兹中国"，与《尚书》中的《洛诰》、《召诰》等文献记载可相互证，起到了证实补史的作用，为西周历史的研究和青铜器的断代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2011年由葛兆光所著《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 [2]

宅兹中国
参考资料
1. 《如果国宝会说话》 何尊：这里有中国 ．央视网[引用日期2020-05-27]
2. 何缘“中国”——何尊 ．人民网．2014年02月20日[引用日期2016-05-08]
3. 策展人说 | 何尊里的中国故事 ．今日头条-国家博物馆《人民政协报》2020-08-27期12版）[引用日期2020-09-28]
【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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