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研究的新趋势
（《杜甫研究学刊》2017 年第 4 期）
中国杜甫研究会第八届年会暨杜甫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学术总结
胡可先
【续】
本次会议的论文体现了杜甫研究的多维度拓展，我概括为五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有关杜甫行迹与杜诗地域研究。如查屏球（复旦大学）《微臣、人父与诗人：安史之乱中杜甫行迹考论》，从安史之乱初期的杜甫行迹入手，梳理杜甫的详细行迹，订正前人注释的错误，诠释途中所作诗歌如《北征》，考察杜甫心路历程的真实记录，以论证其时诗人经历了国家骤变，也经历了个人荣辱之变，体现了特定时期微臣和人父的内心煎熬，从而挖掘杜诗的“诗史”意义。
第二个方面是选取特定视角而对杜甫“非战”诗的研究。周兴陆（复旦大学）《“非战”论与现代杜诗学》，选取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处于战乱的特殊时代，杜诗接受中“非战”思想的不同导向，以及根据各种政治派别、军事派别对于杜诗做出不同的评释，说明不能笼统地看待杜甫的“非战”说，而要进一步探究言说者的政治立场、思想动机和社会效果而做出具体的剖析。
第三个方面是杜诗的域外接受研究。如沈文凡（吉林大学）《〈杜甫韵文的韩国汉诗接受文献辑考〉成书及价值简介》，通过这部韩国有关杜诗接受原始稀见文献的介绍，以体现韩国对于杜诗接受过程的特点并形成某种范式如用杜韵、次杜韵、和杜韵、依杜韵、赋得、分韵；赵睿才（山东大学） 《程抱一先生的杜诗研究》，认为法国学者程抱一先生的杜诗研究，弱化了传统的对唐诗的体裁和类别划分，转而寻求作为特殊语言存在的唐诗的普遍结构，这也与结构主义者追寻文学作品依靠语言揭示出的内在结构的思想不谋而合；杨理论（西南大学）《日本大典禅师〈杜诗发挥〉考述》，论文重点考察杜甫草堂博物馆藏本《杜诗发挥》，订正了学术界一直认为此为日本文化元年刊行本的错误说法；李寅生（广西大学）《下定雅弘、松原朗编著〈杜甫全集译注〉述评》，重点就《杜甫全集译注》这部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的杜诗译注进行评述，认为这是一部近几年出现的与张忠纲《杜甫全集校注》、谢思炜《杜甫集校注》鼎足而三的标志性著作，这是日本第一部全面译注杜诗的宏大巨著，为日本读者提供了杜诗的标准解释，也反映了日本汉学家最新的杜诗研究成果；周睿（西南大学）《他者视野下的中国文学史域外书写中的杜甫形象再审视》，就新世纪以来出版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和《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有关杜甫的论述，给海外中国文学中的杜甫形象研究予以评说，其特点在于碎片化的体系建构，另类化的经典确立，随性化的文本细读。
第四个方面是从题画书法角度进行的杜诗研究。如刘重喜（南京大学）《苏轼书翰杜诗研究》，从苏轼书写的二十余首杜诗中，探讨东坡书翰杜诗在校勘、书写动机和书法与诗意关系等问题的考察，以探索其对于中国文学艺术特质及流变研究的重要价值；綦维（山东大学）《元代题画诗中的杜甫形象》，根据元代流传下来的近二十首杜甫题画题材的作品如较多的杜甫骑驴形象，虽然与杜甫的自述不尽吻合，但尚能把握杜甫富有诗才诗情又忧时悯世的诗圣内涵，同时反映出元人对杜甫其人其诗的深沉热爱和深刻了解；赵瑞（上海师范大学）《文翰双美：唐宋杜诗书法史论要》，将杜诗书法史分为两个时期，一是以传播或纪念为目的的抄本、碑刻时代，二是艺术书写时代，唐代属于前者，宋代是后者的开端，这样既扩展了书法史研究的广度，也为杜诗受容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第五个方面是对于历代杜诗负面评价的专门研究。如吴中胜（赣南师范大学）《也谈历代对杜甫的负面性评价》，总结出学术史上有关杜诗负面的评价意见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杜甫为人“言大而夸”，二是“为文无韵者不可读”，三是为诗瑕疵不少；程瑜（西南大学）《〈芝峰类说〉对杜甫的负面评价浅探》，认为韩国宗唐派代表人物李睟光在《芝峰类说》中评论杜诗，从语言、形式、审美风格等角度对杜诗均有不同程度的苛责，而韩国诗话中对于杜诗的否定性评价，实际上是在杜诗典范地位前提下的求全责备。
五、杜甫诗学研究的多层面展开对于杜诗学的研究，历来是杜诗研究的重要关注点，而这次会议的论文能给人们以新的感受。
杜诗学领域的研究论文我概括为七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从诗学体系的角度进行研究。欧丽娟（台湾大学）《“极玄”诗学体系中的杜甫》，发掘出杜甫与“极玄”诗学体系之联系，就诗家背景而言，可以思考大历诗人、姚贾、司空图等与“极玄”的关系，以及诗坛上“射雕”和其他特殊语汇的象喻说法，也可以解释不选当代元、白诗作的原因，再由晚唐韦庄选录杜诗的《又玄集》承续《极玄集》，以确立杜甫与极玄诗学的联系。
第二个方面是从诗史建构的角度进行研究。吴怀东（安徽大学）《孟启〈本事诗〉“诗史”说新探》，通过杜甫到中唐时代学术背景的考察，认为从杜甫的创作到孟启对“诗史”性质的追认，再到《新唐书》的更新理解，形成了杜甫“诗史”概念的自觉建构过程，这与中晚唐至北宋前期的政治、经学与文学运动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
第三个方面是从经典形成的角度进行研究。丁放（安徽大学）《唐诗选本与李杜诗歌的经典化》，认为李杜诗歌以经典化在唐诗选本中有着不同程度的体现，而到了明代唐诗选本中正式完成，并且体现出耐读性和累积性特点。
第四个方面是从传播接受的角度进行研究。这方面寻到了不少新的视角，如从创作层面的接受，从批评史角度的接受等。郝润华（西北大学）《杜诗排行榜及其传播与接受》，则以选本为主，运用唐诗排行的方法考察了二十世纪杜诗选本的特点及其演变。黄一玫（浙江大学）《从王士祯文集与诗话看杜甫诗观》，探求王士祯在评判杜诗作品中渴望树立的正确诗体意识，同时因为“神韵说”，他的评价也牢牢依靠在清远冲淡、“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神韵体系之下，两者结合，就是他评价杜诗的标准。
第五个方面是从杜诗版本学角度进行研究。如聂巧平（暨南大学）《论〈读书堂杜工部诗文集注解〉之注解成就》，论述了张溍的这部杜诗注本，集注、解、评于一体，其突出成就在于“己解”，以解杜为出发点，将杜诗的“体”与“用”融合在比较阐述中，是在清初钱谦益、朱鹤龄之后所独树的高标。唐宸（安徽大学）《从版本学角度看范德机批选李杜诗的真伪问题》，在详细考察版本源流和纠正诸家著录失误的基础上，对其书的真伪提出怀疑。
第六个方面是对于杜诗真伪的考订。如简锦松（台湾中山大学）《实见与辨伪：〈同谷七歌〉非杜甫所作》《〈杜鹃行〉入伪杜诗的文献考辨与文本考察》，也是对于杜诗研究长期以来的难题进行的一种研究，论述精彩而有望于引起讨论，因为这种依据现今地理的状态以研究古诗的原貌，不同的研究者会有不同的诉求，故而这种方法是否可取，目前还没有一致的看法。
第七个方面是杜诗文献汇集整理的相关研究。如刘明华（西南大学）《杜甫资料全编唐宋卷整理札记》，写出了自己主持修纂《杜甫资料全编》过程的甘苦与体会，并且在版本选择、编写体例和资料处理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本会议有关杜诗学研究的论文很多，都能从某一个时代、某一种现象、某一个学人对于杜诗研究呈现出来的特点挖掘出来。
综合上面的概括，我们可以看出杜甫研究，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杜甫研究已经在新的高起点上再出发，呈现出新的趋势。同时，在这里我也对杜甫研究空间的开拓方面提出三点希望：
第一，杜甫研究在理论研究的体系建构和学理提升上还具有很大的开拓空间。
近些年来，与张忠纲先生《杜甫全集校注》和谢思炜先生《杜甫集校注》这样诗集整理的标志性著作相比，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显得略逊一筹，尽管出现了超过300 篇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也出版了一系杜诗研究的专题论著，但是作为标志性成果，还是非常罕见的。
第二，对于杜诗体式与艺术的探索以及杜甫本身的研究，本次会议虽然有一些论文，但所占比重还是较少，总数应该不超过十篇。同时就我近年阅读的相关论文和论著当中，有关体式、艺术等杜甫本位研究的高质量成果也并不多见。我觉得就学术研究而言，每一位研究杜甫的个人，根据自己才性，选择适合的研究课题，无论是本位的还是跨界的，是当时原貌的还是后代影响的，都是值得提倡的，但对于杜甫研究会而言，其研究需要全方位地展开，而杜甫本身和杜诗本位的研究应该是最核心的问题，应该倾大力气加以探讨。这也需要我们杜甫研究会在杜甫研究总体格局上加以统筹与引领。我前两天还注意到日本京都大学的《中国文学研究》专门刊发了“杜甫诞生一千三百年特刊”目录，其中刊载了兴膳宏《杜甫的七言律诗》专门研究拗体，平田昌司的《杜甫七言拗律论》，早南一郎的《杜甫秦州诗》等，比较注意这方面的研究。
第三，对于杜甫日常生活的研究，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研究领域。就目前研究情况来看，有关日常生活的研究，是杜甫研究的薄弱环节。不仅这会议提交的论文非常少见，即使就近年的研究成果来看也不是很多。实则上杜诗中表现的衣食住行非常丰富也非常细致，杜甫各个阶段的日常生活也颇有同异，从这些表现中可以看到杜甫的思想、性格、价值取向和生活情趣，更能反映出杜甫同时代文人普遍的生活面貌，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开拓的研究课题。
（《杜甫研究学刊》2017 年第 4 期）
（《杜甫研究学刊》2017 年第 4 期）
中国杜甫研究会第八届年会暨杜甫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学术总结
胡可先
【续】
本次会议的论文体现了杜甫研究的多维度拓展，我概括为五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有关杜甫行迹与杜诗地域研究。如查屏球（复旦大学）《微臣、人父与诗人：安史之乱中杜甫行迹考论》，从安史之乱初期的杜甫行迹入手，梳理杜甫的详细行迹，订正前人注释的错误，诠释途中所作诗歌如《北征》，考察杜甫心路历程的真实记录，以论证其时诗人经历了国家骤变，也经历了个人荣辱之变，体现了特定时期微臣和人父的内心煎熬，从而挖掘杜诗的“诗史”意义。
第二个方面是选取特定视角而对杜甫“非战”诗的研究。周兴陆（复旦大学）《“非战”论与现代杜诗学》，选取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处于战乱的特殊时代，杜诗接受中“非战”思想的不同导向，以及根据各种政治派别、军事派别对于杜诗做出不同的评释，说明不能笼统地看待杜甫的“非战”说，而要进一步探究言说者的政治立场、思想动机和社会效果而做出具体的剖析。
第三个方面是杜诗的域外接受研究。如沈文凡（吉林大学）《〈杜甫韵文的韩国汉诗接受文献辑考〉成书及价值简介》，通过这部韩国有关杜诗接受原始稀见文献的介绍，以体现韩国对于杜诗接受过程的特点并形成某种范式如用杜韵、次杜韵、和杜韵、依杜韵、赋得、分韵；赵睿才（山东大学） 《程抱一先生的杜诗研究》，认为法国学者程抱一先生的杜诗研究，弱化了传统的对唐诗的体裁和类别划分，转而寻求作为特殊语言存在的唐诗的普遍结构，这也与结构主义者追寻文学作品依靠语言揭示出的内在结构的思想不谋而合；杨理论（西南大学）《日本大典禅师〈杜诗发挥〉考述》，论文重点考察杜甫草堂博物馆藏本《杜诗发挥》，订正了学术界一直认为此为日本文化元年刊行本的错误说法；李寅生（广西大学）《下定雅弘、松原朗编著〈杜甫全集译注〉述评》，重点就《杜甫全集译注》这部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的杜诗译注进行评述，认为这是一部近几年出现的与张忠纲《杜甫全集校注》、谢思炜《杜甫集校注》鼎足而三的标志性著作，这是日本第一部全面译注杜诗的宏大巨著，为日本读者提供了杜诗的标准解释，也反映了日本汉学家最新的杜诗研究成果；周睿（西南大学）《他者视野下的中国文学史域外书写中的杜甫形象再审视》，就新世纪以来出版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和《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有关杜甫的论述，给海外中国文学中的杜甫形象研究予以评说，其特点在于碎片化的体系建构，另类化的经典确立，随性化的文本细读。
第四个方面是从题画书法角度进行的杜诗研究。如刘重喜（南京大学）《苏轼书翰杜诗研究》，从苏轼书写的二十余首杜诗中，探讨东坡书翰杜诗在校勘、书写动机和书法与诗意关系等问题的考察，以探索其对于中国文学艺术特质及流变研究的重要价值；綦维（山东大学）《元代题画诗中的杜甫形象》，根据元代流传下来的近二十首杜甫题画题材的作品如较多的杜甫骑驴形象，虽然与杜甫的自述不尽吻合，但尚能把握杜甫富有诗才诗情又忧时悯世的诗圣内涵，同时反映出元人对杜甫其人其诗的深沉热爱和深刻了解；赵瑞（上海师范大学）《文翰双美：唐宋杜诗书法史论要》，将杜诗书法史分为两个时期，一是以传播或纪念为目的的抄本、碑刻时代，二是艺术书写时代，唐代属于前者，宋代是后者的开端，这样既扩展了书法史研究的广度，也为杜诗受容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第五个方面是对于历代杜诗负面评价的专门研究。如吴中胜（赣南师范大学）《也谈历代对杜甫的负面性评价》，总结出学术史上有关杜诗负面的评价意见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杜甫为人“言大而夸”，二是“为文无韵者不可读”，三是为诗瑕疵不少；程瑜（西南大学）《〈芝峰类说〉对杜甫的负面评价浅探》，认为韩国宗唐派代表人物李睟光在《芝峰类说》中评论杜诗，从语言、形式、审美风格等角度对杜诗均有不同程度的苛责，而韩国诗话中对于杜诗的否定性评价，实际上是在杜诗典范地位前提下的求全责备。
五、杜甫诗学研究的多层面展开对于杜诗学的研究，历来是杜诗研究的重要关注点，而这次会议的论文能给人们以新的感受。
杜诗学领域的研究论文我概括为七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从诗学体系的角度进行研究。欧丽娟（台湾大学）《“极玄”诗学体系中的杜甫》，发掘出杜甫与“极玄”诗学体系之联系，就诗家背景而言，可以思考大历诗人、姚贾、司空图等与“极玄”的关系，以及诗坛上“射雕”和其他特殊语汇的象喻说法，也可以解释不选当代元、白诗作的原因，再由晚唐韦庄选录杜诗的《又玄集》承续《极玄集》，以确立杜甫与极玄诗学的联系。
第二个方面是从诗史建构的角度进行研究。吴怀东（安徽大学）《孟启〈本事诗〉“诗史”说新探》，通过杜甫到中唐时代学术背景的考察，认为从杜甫的创作到孟启对“诗史”性质的追认，再到《新唐书》的更新理解，形成了杜甫“诗史”概念的自觉建构过程，这与中晚唐至北宋前期的政治、经学与文学运动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
第三个方面是从经典形成的角度进行研究。丁放（安徽大学）《唐诗选本与李杜诗歌的经典化》，认为李杜诗歌以经典化在唐诗选本中有着不同程度的体现，而到了明代唐诗选本中正式完成，并且体现出耐读性和累积性特点。
第四个方面是从传播接受的角度进行研究。这方面寻到了不少新的视角，如从创作层面的接受，从批评史角度的接受等。郝润华（西北大学）《杜诗排行榜及其传播与接受》，则以选本为主，运用唐诗排行的方法考察了二十世纪杜诗选本的特点及其演变。黄一玫（浙江大学）《从王士祯文集与诗话看杜甫诗观》，探求王士祯在评判杜诗作品中渴望树立的正确诗体意识，同时因为“神韵说”，他的评价也牢牢依靠在清远冲淡、“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神韵体系之下，两者结合，就是他评价杜诗的标准。
第五个方面是从杜诗版本学角度进行研究。如聂巧平（暨南大学）《论〈读书堂杜工部诗文集注解〉之注解成就》，论述了张溍的这部杜诗注本，集注、解、评于一体，其突出成就在于“己解”，以解杜为出发点，将杜诗的“体”与“用”融合在比较阐述中，是在清初钱谦益、朱鹤龄之后所独树的高标。唐宸（安徽大学）《从版本学角度看范德机批选李杜诗的真伪问题》，在详细考察版本源流和纠正诸家著录失误的基础上，对其书的真伪提出怀疑。
第六个方面是对于杜诗真伪的考订。如简锦松（台湾中山大学）《实见与辨伪：〈同谷七歌〉非杜甫所作》《〈杜鹃行〉入伪杜诗的文献考辨与文本考察》，也是对于杜诗研究长期以来的难题进行的一种研究，论述精彩而有望于引起讨论，因为这种依据现今地理的状态以研究古诗的原貌，不同的研究者会有不同的诉求，故而这种方法是否可取，目前还没有一致的看法。
第七个方面是杜诗文献汇集整理的相关研究。如刘明华（西南大学）《杜甫资料全编唐宋卷整理札记》，写出了自己主持修纂《杜甫资料全编》过程的甘苦与体会，并且在版本选择、编写体例和资料处理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本会议有关杜诗学研究的论文很多，都能从某一个时代、某一种现象、某一个学人对于杜诗研究呈现出来的特点挖掘出来。
综合上面的概括，我们可以看出杜甫研究，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杜甫研究已经在新的高起点上再出发，呈现出新的趋势。同时，在这里我也对杜甫研究空间的开拓方面提出三点希望：
第一，杜甫研究在理论研究的体系建构和学理提升上还具有很大的开拓空间。
近些年来，与张忠纲先生《杜甫全集校注》和谢思炜先生《杜甫集校注》这样诗集整理的标志性著作相比，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显得略逊一筹，尽管出现了超过300 篇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也出版了一系杜诗研究的专题论著，但是作为标志性成果，还是非常罕见的。
第二，对于杜诗体式与艺术的探索以及杜甫本身的研究，本次会议虽然有一些论文，但所占比重还是较少，总数应该不超过十篇。同时就我近年阅读的相关论文和论著当中，有关体式、艺术等杜甫本位研究的高质量成果也并不多见。我觉得就学术研究而言，每一位研究杜甫的个人，根据自己才性，选择适合的研究课题，无论是本位的还是跨界的，是当时原貌的还是后代影响的，都是值得提倡的，但对于杜甫研究会而言，其研究需要全方位地展开，而杜甫本身和杜诗本位的研究应该是最核心的问题，应该倾大力气加以探讨。这也需要我们杜甫研究会在杜甫研究总体格局上加以统筹与引领。我前两天还注意到日本京都大学的《中国文学研究》专门刊发了“杜甫诞生一千三百年特刊”目录，其中刊载了兴膳宏《杜甫的七言律诗》专门研究拗体，平田昌司的《杜甫七言拗律论》，早南一郎的《杜甫秦州诗》等，比较注意这方面的研究。
第三，对于杜甫日常生活的研究，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研究领域。就目前研究情况来看，有关日常生活的研究，是杜甫研究的薄弱环节。不仅这会议提交的论文非常少见，即使就近年的研究成果来看也不是很多。实则上杜诗中表现的衣食住行非常丰富也非常细致，杜甫各个阶段的日常生活也颇有同异，从这些表现中可以看到杜甫的思想、性格、价值取向和生活情趣，更能反映出杜甫同时代文人普遍的生活面貌，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开拓的研究课题。
（《杜甫研究学刊》2017 年第 4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