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政治生存的逻辑”
“独裁统治为何长命？”这个问题由“政治生存的逻辑”作出了最直接同时也是最出人意料的回答。梅斯基塔的《政治生存的逻辑》在美国还没有象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那么出名，在中国知道的人就更少，他2000年那本《繁荣的治理之道》已有中文本，其中对“政治生存的逻辑”也有介绍。梅斯基塔现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他另有自己的公司专门进行博弈论政治预测，他曾经对香港和中国的未来作过分析，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09年世界百名顶尖思想家中，梅斯基塔排第60名。
对“独裁政府为何长命？”这个问题，梅斯基塔所用的方法与布坎南、奥尔森的方法特别相似，即都是从政治决策的“个人成本”和“集体规模”的关系入手。下面的讨论有些抽象，但我后面会用汪精卫和蒋介石的例子把理论简单化。
“政治生存的逻辑”建立在“执政同盟”（winning coalition）和支撑“执政同盟”的“遴选集团”（selectorate）的相对规模上。在任何政权中，维持“执政同盟”的忠诚是执政者的生存之道，维持忠诚的相对有效性，则取决于“执政同盟”和“遴选集团”的相对规模。各国政治之所以不同，根本的原因是规定“执政同盟”和“遴选集团”相对规模的制度有所不同，而不在于统治者的个人秉性或被统治者的民族个性（所以，千万别以为北韩人怂）。
在民主制里，“执政同盟”是参加竞选的政党，“遴选集团”则是全体选民，“执政同盟”规模大而“遴选集团”规模则更大；这决定了“执政同盟”只能向“遴选集团”提供“公共品”来争取支持，因为通过“私人品”来换取政治忠诚往往由于规模和费用而无法实现；也正由于运用“私人品”换取支持上的限制（如拉选票时的小恩小惠和当选后的政策回报），“遴选集团”绝大多数成员的忠诚度都很低，意识形态的作用也较弱。因此，挑战者对执政者的政治威胁度就非常高，政党和民主领袖的掌权期也就相对较短和不连续。
在君主制里，“遴选集团”的规模小而“执政同盟”的规模也小，“执政同盟”的小规模使执政者很容易通过“私人品”来换取政治忠诚；但是，挑战者对执政者的政治威胁度却较高，因为“遴选集团”的成员进入“执政同盟”的比例较大，挑战者一但成功，原“执政同盟”的成员留任新“执政同盟”的概率也较大；这些决定了“遴选集团”和“执政同盟”的成员比民主制的有更高的叛逆倾向，也解释了王朝内部对皇位的激烈争夺常态。
在独裁制里，“遴选集团”的规模较大而“执政同盟”的规模则很小，这时，挑战者无法对执政者形成较高的政治威胁，因为“遴选集团”的很多成员希望进入“执政同盟”，“执政同盟”的成员竞争度高，也容易被替换，故“执政同盟”成员的叛逆倾向比民主制和君主制的要低很多（这是要害）；与此同时，“执政同盟”的小规模使执政者很容易通过“私人品”来换取政治忠诚，“执政同盟”成员的获利份额也相对较高（叛逆代价因此也较高）；这两个方面的有利结构，使独裁者往往比君主和民主领袖有更长的政治生存期。
“独裁统治为何长命？”这个问题由“政治生存的逻辑”作出了最直接同时也是最出人意料的回答。梅斯基塔的《政治生存的逻辑》在美国还没有象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那么出名，在中国知道的人就更少，他2000年那本《繁荣的治理之道》已有中文本，其中对“政治生存的逻辑”也有介绍。梅斯基塔现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他另有自己的公司专门进行博弈论政治预测，他曾经对香港和中国的未来作过分析，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09年世界百名顶尖思想家中，梅斯基塔排第60名。
对“独裁政府为何长命？”这个问题，梅斯基塔所用的方法与布坎南、奥尔森的方法特别相似，即都是从政治决策的“个人成本”和“集体规模”的关系入手。下面的讨论有些抽象，但我后面会用汪精卫和蒋介石的例子把理论简单化。
“政治生存的逻辑”建立在“执政同盟”（winning coalition）和支撑“执政同盟”的“遴选集团”（selectorate）的相对规模上。在任何政权中，维持“执政同盟”的忠诚是执政者的生存之道，维持忠诚的相对有效性，则取决于“执政同盟”和“遴选集团”的相对规模。各国政治之所以不同，根本的原因是规定“执政同盟”和“遴选集团”相对规模的制度有所不同，而不在于统治者的个人秉性或被统治者的民族个性（所以，千万别以为北韩人怂）。
在民主制里，“执政同盟”是参加竞选的政党，“遴选集团”则是全体选民，“执政同盟”规模大而“遴选集团”规模则更大；这决定了“执政同盟”只能向“遴选集团”提供“公共品”来争取支持，因为通过“私人品”来换取政治忠诚往往由于规模和费用而无法实现；也正由于运用“私人品”换取支持上的限制（如拉选票时的小恩小惠和当选后的政策回报），“遴选集团”绝大多数成员的忠诚度都很低，意识形态的作用也较弱。因此，挑战者对执政者的政治威胁度就非常高，政党和民主领袖的掌权期也就相对较短和不连续。
在君主制里，“遴选集团”的规模小而“执政同盟”的规模也小，“执政同盟”的小规模使执政者很容易通过“私人品”来换取政治忠诚；但是，挑战者对执政者的政治威胁度却较高，因为“遴选集团”的成员进入“执政同盟”的比例较大，挑战者一但成功，原“执政同盟”的成员留任新“执政同盟”的概率也较大；这些决定了“遴选集团”和“执政同盟”的成员比民主制的有更高的叛逆倾向，也解释了王朝内部对皇位的激烈争夺常态。
在独裁制里，“遴选集团”的规模较大而“执政同盟”的规模则很小，这时，挑战者无法对执政者形成较高的政治威胁，因为“遴选集团”的很多成员希望进入“执政同盟”，“执政同盟”的成员竞争度高，也容易被替换，故“执政同盟”成员的叛逆倾向比民主制和君主制的要低很多（这是要害）；与此同时，“执政同盟”的小规模使执政者很容易通过“私人品”来换取政治忠诚，“执政同盟”成员的获利份额也相对较高（叛逆代价因此也较高）；这两个方面的有利结构，使独裁者往往比君主和民主领袖有更长的政治生存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