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横征暴敛以及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等东方社会所固有的弊害,严格地讲,自古希腊文明起,就是与西方社会格格不入的。
实际上,在蒙昧状态的表象下面,涌动着多种生气勃勃的力量,首先是天主教及其教会组织,还有日耳曼人,以及古典遗产,等等。这些因素正在悄悄地磨合着,这种磨合的巨大意义不久就会显现出来,因为一种崭新的文明——西方文明正是藉此孕育而生的。
这一文明前夕的蒙昧时刻,显然是时有所值的。
公元732年,铁锤查理率领法兰克军队再一次击退来自西班牙的阿拉伯人的入侵,阿拉伯人从此放弃了北进的尝试。正在形成中的西方文明得救了!这是基督宗教信仰历史性的胜利!
公元500年左右,西方文明尚不存在。
三百一十四年之后,当法兰克王国的查理大帝(公元768—814年在位)临终的时候,他已经可以骄傲地向世人宣布:我们西方人拥有一种根本不同于拜占廷和伊斯兰世界的文明,我为此而自豪。
查理大帝执政于“加洛林文化复兴”的全盛时期(并不只是文化的复兴),蒙昧时代的最后终结和西方文明的最初形成都发生在这一阶段。
西方文明诞生了!
西方文明是独一无二的,这独一无二性正在于西方文明是由以下特质不可分割地组合而成的:
1.基督宗教——西方文明在中世纪的形成与发展,天主教发挥了至关紧要的塑造、熏陶、整合作用。
2.古典文明遗产——古希腊、古罗马的宝贵遗产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拜占廷世界和伊斯兰社会里重新焕发生机,并内化于她们各自的文明中,成为有机的组成部分。这有史实为证。古典遗产的复活只可能出现在西方社会,在那里,它不再只是一堆故纸堆之类的死的东西,而是作为活跃的、积极的元素流淌在文明的整个机体里,起到自己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使自己成为这一文明特质的一部分。
3.政教分离——正所谓凯撒的归于凯撒,天主的归于天主。罗马天主教会先后同东罗马帝国的查士丁尼们(直到公元8世纪中叶,罗马教廷才在法兰克人的帮助下最终完全摆脱了拜占廷的纠缠,不过拜占廷对意大利南部教会事务的控制则延续至公元10世纪上半叶北欧的诺曼人自海路进抵南意时为止)和欧洲的查理曼、奥托、亨利二世及无地王约翰们对教会的横加干涉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斗争。这种教俗两方连绵的相争构成了欧洲中世纪不同于其它社会的一大独特景观,是西方的多元化社会结构得以形成的最重要的起始条件,意义非同小可。
4.法治精神——国王们也不能豁免,因为虽然“国王可以不服从任何人,但必须服从天主和法律”。上至国王,下到农奴,各个阶层间直至个人之间都由某种契约来确定彼此的权利义务关系,并由习惯法或成文法予以保证、约束。到13世纪初,在西欧和中欧更是几乎于同时期内产生了两部著名的限制王权、保障个人自由的法律文件:英国的《自由大宪章》与匈牙利的《黄金诏书》。
5.社会结构的多元性——教会(及其修道院),王室,贵族,农民,以及稍后出现的市民阶级和独立的知识阶层。这种几乎总是处于势均力敌状态的多元互动的格局大约正是西方文明充满内在活力的奥秘之一。它也保证了近代一度流行的绝对君主制不会堕落为东方式的君主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