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近现代国际体系的发育与形成，寻求“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成为近两三百年来席卷整个人类社会的一股重大政治潮流。如果想要更真切地认识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在近代的历史进程，那就不能脱离上述政治文化的全球性背景去看问题。在英文中，Chinese一词为什么会具有“中国的”和“汉族的”两个不同义项？它是否起因于外国人当初的某种误解？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姚大力指出：这两个义项之间的张力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存在着；只是到了近现代，由于民族主义思潮的产生和转播，它变得远比从前更加引人注目，甚至还长期在我们的思想里引发出某些困惑。为此，有必要对“中国”这个语词的内涵所曾经历的演变线索作一番厘清。

我发现，历史文献在使用“中国”这个词的时候，其所指往往有不止一种含义。您能先给我们列举一下它究竟有过哪些含义吗？
姚大力：在现存文字材料里，“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铸成于西周前期的著名青铜器“何尊”的铭文内。在其中，周成王追溯他父亲武王的话说：“余其宅兹中国”（且让我安顿在中国这个地方）。成王口中的“中国”，原指洛阳及其邻近地区。它与古时候的华夏人群把今登封、洛阳一带视为“土中”（即天下中心）的观念有关。这说明至少是在西周初，用“中国”来称呼今河南的核心地区，已经很流行了。
“中国”的第二层涵义是指关东，即函谷关或者后来潼关以东的黄河中下游平原。《荀子》说：战国之秦，“威动海内，强殆中国”（秦之强能危殆中国）；《韩非子》说：“夫越虽国富兵强，中国之主皆知无益于己也”；颜师古在注释《汉书》记载刘邦左股有黑子之事时写道：“今中国通呼为魇子；吴楚俗谓之志，志者记也。”你看，照这些说法，秦、越、吴、楚都不在“中国”的范围内。可见这个中国，仅指关东而言。

它的第三层涵义则把关中也包括进去了。《史记》曰：“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中国：华山、首山、太室、泰山、东莱。”华山位于关中。是知司马迁所说的中国，已经把北部中国的核心地区全都包含其中。
差不多与此同时，“中国”也有了第四层涵义，即用它来指称以华北核心地区作为其统治基础，再后来甚至也用指立国于南部中国的诸多中央王朝所控制的全部国家版图。在“中国”被用来命名这样一个疆域范围时，它当然就经常会远远超出汉地社会和汉文化所达到的边界。秦、汉版图已先后到达今广东、云南，但直到那时为止，淮河、汉水以南广大地区的土著，都还不是汉语人群。

“中国”的第五层涵义是随着汉语人群向华北以外地区的大规模迁徙流动而产生的。它指的是在国家版图内不断向外扩展其生存空间的那个主体人群及其文化，也就是汉语人群和汉文化。万斯同主编的《明史》稿本在讲述西南各土司的辖区时概括说：“大抵诸夷风俗，与中国大异。”很清楚，此处的“中国”，是指汉族和汉文化而言。
关于“中国”的最后那两层涵义一直被沿用到近代。所以英语中的Chinese才会既指“中国的”，又指“汉族的”。这并不是外国人的误读。它确实反映出如下事实，即“中国”这个词曾经长时期地拥有两个互相联系、但又不能互相混淆的不同意思。
“这么看来，“中国”既具有长期的持续不断的历时性特征，另一方面，无论作为国家版图还是作为一个大型人群，它的地理边界又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
姚大力：说得很对。古人认为，“自古无不亡之国”，即无论哪个王朝都难免有倾覆之日。但对他们来说，在超越这个或那个具体王朝的层面上，似乎还存在着一个具有历史连贯性的政治共同体，它就叫中国。中国观念的悠久的历史性，是属于我们的一笔宝贵和辉煌的遗产。至于怎样准确地认识历史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的关系，则需要我们作进一步深入的思考。

你提到历史上“中国”的边界在不断变化，我以为这一点很重要，并且应当把它与如何界定某个时期中国史的空间范围这个问题加以区分。比如讲到十一世纪的中国史，那就不仅要讲述当日北宋的历史，还要讲与它同时分布在今天中国境内的辽、西夏、回鹘各部、吐蕃各部、大理国等政权或人群的历史。任何一个时段的中国历史，都应用当代中国的版图来界定它的空间范围。这个意义上的“历史中国”有一条确定无疑、不变化的边界线。不过这个“历史中国”的边界，其真正性质乃是按今天的后见之明来设定的中国历史的空间范围。它对讲述中国历史有重要的、不容替代的意义。但是若想从“处于今天中国版图之内任何一个地区的历史，自古以来都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完全正确的断言中，推衍出今日中国的任何一块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类的结论，在逻辑上就说不大通了。对北宋人来说，“中国”就是北宋的版图所至。南宋和金都自称“中国”，所以当时曾有两个“中国”。但即使把它们的版图加起来，也还有西夏、回鹘诸部、吐蕃、大理等地方处在被那个时代人们所感知的“中国”之外。

在以上这两点主张的背后，其实存在一条共同的原则：一个国家的当代疆域，应当成为界定其历史的空间范围的基本依据。
三是根据这么两点，我们便没有理由为中国去设定一片固定不变的、大于当代中国版图的所谓“历史疆域”。公元十世纪到十三世纪初，在今天中国新疆的北部与西南部、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接界地区，曾出现过一个跨越当代诸国国境的喀喇汗国。如果我们的邻国中也有人把曾在喀喇汗国辖境内的新疆相关地区说成是他们国家的“历史疆域”，我们又会作何感想？

刚才您提到在“中国”的两个涵义之间，也就是在一个具有历史连续性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与这个国家内的主体人群及其文化这两者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张力。这种张力在由非汉人群建立起来的统治汉地社会的政权下，是否会更容易彰显出来？这些王朝以及被它统治的汉语人群是否还认为自己同属于中国？或者说他们还能共同拥有“中国”这种集体身份意识吗？
姚大力：让我先回答你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中国历史上反复地发生非汉语人群在汉地社会建立统治王朝的事情，他们也多把自己建立的政权称为“中国”。现在略举几个例子来证明：

十六国时期，前秦皇帝苻坚提到边境的氐羌部落时相当轻松地说：“彼种落杂居，不相统一，不能为中国大患。”有意思的是，苻坚本人就出身于氐人，但这并不妨碍他以中国自居。北魏的一支军队曾深入蒙古草原，但未能“尽敌而还”。一位拓跋皇室的贵族对此深不以为然，因为他认为，边人见此，“便自易轻中国”。金代史书在记载某次台风致使日本船民遇海难漂流入境时称：日人七十二名“遇风飘至中国”。至于元人和清人自称“中国”的例证，就更为我们所熟悉而不需赘举了。
我曾利用一个名为“中国基本古籍库”的电子数据库来搜检出现在传统文献里的“中国”一词，结果竟达十多万条。有了这样方便的检索系统便不难发现，几乎所有建立在汉地的少数民族王朝，都有自称“中国”的例证。

“您在过去发表的文章中提到，这些非汉人群建立的中央王朝，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那么它们对待汉文化，是不是也有与此相对应的不同态度？”
姚大力：对划分非汉人群所建中央王朝的类型来说，公元后十世纪是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我把从这以前一直延续到十世纪为止的那一类非汉人群建立的中央王朝，称为渗透型王朝。其统治上层在入主中原前，往往经过一个在汉地社会周边地区长期活动的过程。他们从以雇佣军身份介入汉地社会的权力斗争开始，在向汉地逐渐渗透的漫长经历中，一步一步地成长为支配那里政治-军事局面的重要势力集团，乃至最终建立自己的政权。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有机会对汉文化取得相当深入的了解，同时却日渐疏远，甚至完全断绝了与位于或靠近内陆亚洲腹地的其原居地之间的联系，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对自身文化及人力资源的根源性意识。正因为这个背景，他们在汉化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别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所竭力推行的那些措施，都是在十世纪之后不容易再见得到的。

它们在被统治的不同人群之间、乃至在同一个人群中间实行分而治之的策略，这一点当然不足取。但另一方面，它力图在一国之内维持不同人群和文化上多样性的体制，也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极具积极意义的成果。
比如语言政策。元朝的官方语文，除蒙文外还包括汉文、藏文、维吾尔文，甚至还有西夏文，因为那时候西夏人还存在。清朝则颁布了著名的《御制五体清文鉴》，是一部汇集五种最主要的官方语文，即以满文、蒙文、藏文、维吾尔文和汉文互解的字典。元朝和清朝政府都没有想到过要用蒙语、蒙古文化或者满语和满文化去覆盖它们治理之下的整个中国疆域。

“从语言政策来看，金、元、清好像要比宋、明等朝更有“帝国”气度。”
姚大力：在清末办理“洋务”外交前，传统中国的各王朝基本上不使用“帝国”这个名称。今人要把历代王朝都叫做“帝国”，当然也可以。不过就像你说的，对这样的帝国还要一分为二。汉族建立的各中央王朝，从汉唐演变到宋明，逐渐定型为在理想治理目标方面与征服型的北族王朝完全不一样的另一类“帝国”。两者在语言政策方面的区别，只是两种帝国类型之区别的诸多面相之一。

清朝有一部由官方编纂、政府出版的《钦定历代职官表》。朝廷要借“包括古今、贯串始末、旁行斜上、援古证今”的溯源式历史论证法，来彰示其统治体系的合法性。所以这部书总是力求为清代的各种官职及机构“备溯源流”，或者就要说明所以需要对古制“因革损益”的理由。但是当本书在为清代一个重要部门“理藩院”溯流寻源时，却遇到了一点困难。
理藩院系由清人入关前为管理被征服的蒙古地区而设立的“蒙古衙门”演变而来，是负责治理西北、西南非汉地疆域内各种有关政务的中央专门机构。那么能不能在清之前的政权中找到这样一种制度安排的前身呢？编写“职官表”的宫廷学者们发现：“宋、明诸代怀柔无策，建置未遑”，所以只好书“未置”两字交差；元代倒是有一个类似的衙门，即管理西藏地方及全国佛教事务的“宣政院”；再往前追到五代，还是“未置”；再追到唐，虽然勉强找到一个“鸿胪寺”，但从它负责“蛮夷朝贡献见之礼”的职能来看，其实更像是一个外交礼仪的掌管机构，而与理藩院殊不相侔。

从表面上看来，宋、明未设置类似理藩院那样的机构，是因为它们都没有如同元、清两朝那么辽阔的非汉地疆域需要控制。但是为什么它们无力取得西部中国那一大片领土呢？
因为它们的拓边，只能通过对大面积经营农业的编户纳粮地区外围那些规模有限的人群，贯彻软弱无力的羁縻制度以及最终仍将指向改土归流的土司制度来实现。它们缺乏足够的能力去征服占据着西北广袤地域上的各大型非农业人群。于是，把幅员广大的西部非汉族区域巩固地纳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版图的任务，便历史地落到诸如元、清这样的少数民族王朝的肩膀上。由此也可见，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由中国境内的各民族所共同贡献和创造，这绝不是一句空话。从这样的视角去反思仅仅以汉化的成就如何来评判一个非汉族王朝的历史地位，也许就比较容易看出其缺陷所在了。

“历史上的汉地社会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曾多次接受过被非汉人王朝统治的事实。可是我们看到，晚清以来，民族问题却变得异常尖锐。这和西方民族主义观念传入中国有很大的关系吧？”
姚大力：表面看来，一个以汉人为主体的国家，总要在经历一番痛苦挣扎后，才会最终接受来自汉地社会以外的某个少数人群的统治。可是实际上，这种很容易被现代人误读为“民族斗争”的故事，就其根本性质而言，只是两个王朝以及忠于各自“故主”的两方追随者之间你死我活地互相争斗的故事。将敌对一方异于汉人的族属特性视作“野蛮”及其对文明世界的腐蚀与威胁，这样的情感和见解无疑是存在的。然而，“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一类古人言辞，非常可能被夸大为与近现代的族裔民族主义毫无区别的思想表达。其实它充其量不过是依附于王朝忠诚观念的一种“伴生性的原民族”意识而已。一旦新的王朝巩固了它的统治秩序，这种“伴生性的原民族”情绪很快就会大面积消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