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要“打”你了！谁让你再糊弄！

顶顶顶

又想老耿了

《永远不会忘记》
永远不会忘记，
有一支队伍，
一夜之间团结在一起，
从市政府到市委，
一路是宣传的阵地，
弘扬社会正能量，
坚持公平与正义，
向着大同梦前进，前进……
永远不会忘记，
有一种声音，
那是和阳门的呐喊，
喊得声嘶力竭，
喊得惊天动地，
那是人民的声音，
呼唤你再回来，
出现新的奇迹。
回来吧，回来吧……
永远不会忘记，
那一面面红旗，
叙说着鱼水深情，
记录着丰功伟绩，
那是沸腾的血液，
那是沸腾的民意，
流淌在百姓身上，
流淌在历史河里……
永远不会忘记，
那感动的泪水，
你的每一滴，
落在人民心上，
化作思念的海，
冲破感情的堤;
百姓的每一滴，
落在地上，
化作感恩的种子，
长成了树，
开成了花，
好高好高，
好美好美……
永远不会忘记，
永远不会忘记……

大地的声音 -------
如果没有你，
我这片土地，
将会一直沉唾:
十年、二十年……
遥遥无期。
即使生长点什么，
也是黑黑的烟、
黑黑的煤，
还有落后、破败、
失望、叹息……


这样的我，
只会死去。


死去，
带着烂灿的文明、
辉煌的记忆;


死去，
象个无助的孩子无人怜惜;


死去，
象一 阵风;


死去，
象一只蚂蚁……


没有明天的明天，
只有眼泪的眼泪。




因为有了你，
我这片土地，
再次唤发生机，
十年，二十年……
永不停息，


今天它又会生长什么，
绿色的文化，
绿色的山水;.
还有激情、梦想、
信心、希翼……


这样的我，
永远活着。


活着，
涅盘的凤凰展翅高飞;


活着，
人民的笑脸绽放的花蕾;


活着，
一首歌;


活着，
一段情意……


相信明天的明天，
永远美丽的美丽。

顶顶顶

顶起，大同损失，国家损失，这样的官有几个！！！！！！！！！！！！！！！！！！！！！！！！！！！！！！！！！！！！！！！！！！！！

梦能成真吗？如果能，我梦见老耿回同了，把我给高兴的。

留下的只有留恋！

只有他留下的是正能量、大同梦！

站在宽阔的城墙上俯瞰古城，古城中轴线的修复已基本完成，楼阁精巧，檐角巍峨，显出威严齐整的气象。但同样醒目的，还有一大片满布烟尘的红瓦屋顶，杂草丛生，竖着密集的残破烟囱。古城内尚存大面积低矮破旧的平房，三两只流浪狗在已成废墟待建的荒地上游荡，等待植入地下管网的街道被翻开。大同要回答的疑问也没有结束。
　　耿彦波其人
　　2012年9月6日晚上，大同云冈旅游节的开幕式在修复成的南城墙瓮城内举行。这次晚会可以算是大同古城修复工程的一次成果展示和利用。司仪文清站在搭建在城楼下的舞台上惊叹，“像是站在紫禁城内”。市长耿彦波没有出席，他在三个小时车程外的北京学习，闲暇时看一本民间史学家写王阳明的著作。从2008年起，他在大同摆开战场，鏖战至今，“现在刚好有点看书的时间”。
　　耿彦波是挑起所有对大同疑问的人，也是必须回答这些疑问的人。他出生于山西晋中一户农家，皮肤黝黑，身材瘦削，声音平静低沉，大部分时候面色严肃。多年奔波于工地，腰椎落下毛病，走路时身形略微僵硬前倾。下属们评价他在大同时不像市长更像包工头，一年四季在工地上，皮鞋从没干净过，但内心实际是个文化人，喜欢看书，能背诵全本《论语》。大同模式是他对以往执政经历的一次延续和拓展。上世纪90年代，他在山西灵石县担任县长时，修缮开发了王家大院；2000年被任命为晋中市榆次市委书记，又修复了另一座晋商宅群常家庄园及榆次老城。
　　他在文物保护上颇有心得。王家大院被评为“国保”，常家庄园与前者并称“晋中双宝”。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主任孙锦波在大同古城修复中负责修复古建筑中的壁画，他对本刊记者说：“耿彦波现在恢复的古建筑，都是严格按照中国古代建筑的那一套营造法式在做，应该是目前在全国我们见到的最地道的。比如说他完全用那种卯榫式的结构方式，不打钉子，只用木头，做出来的式样和质量都是目前我所见过的很好的，而且越来越好。”

站在宽阔的城墙上俯瞰古城，古城中轴线的修复已基本完成，楼阁精巧，檐角巍峨，显出威严齐整的气象。但同样醒目的，还有一大片满布烟尘的红瓦屋顶，杂草丛生，竖着密集的残破烟囱。古城内尚存大面积低矮破旧的平房，三两只流浪狗在已成废墟待建的荒地上游荡，等待植入地下管网的街道被翻开。大同要回答的疑问也没有结束。
　　耿彦波其人
　　2012年9月6日晚上，大同云冈旅游节的开幕式在修复成的南城墙瓮城内举行。这次晚会可以算是大同古城修复工程的一次成果展示和利用。司仪文清站在搭建在城楼下的舞台上惊叹，“像是站在紫禁城内”。市长耿彦波没有出席，他在三个小时车程外的北京学习，闲暇时看一本民间史学家写王阳明的著作。从2008年起，他在大同摆开战场，鏖战至今，“现在刚好有点看书的时间”。
　　耿彦波是挑起所有对大同疑问的人，也是必须回答这些疑问的人。他出生于山西晋中一户农家，皮肤黝黑，身材瘦削，声音平静低沉，大部分时候面色严肃。多年奔波于工地，腰椎落下毛病，走路时身形略微僵硬前倾。下属们评价他在大同时不像市长更像包工头，一年四季在工地上，皮鞋从没干净过，但内心实际是个文化人，喜欢看书，能背诵全本《论语》。大同模式是他对以往执政经历的一次延续和拓展。上世纪90年代，他在山西灵石县担任县长时，修缮开发了王家大院；2000年被任命为晋中市榆次市委书记，又修复了另一座晋商宅群常家庄园及榆次老城。
　　他在文物保护上颇有心得。王家大院被评为“国保”，常家庄园与前者并称“晋中双宝”。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主任孙锦波在大同古城修复中负责修复古建筑中的壁画，他对本刊记者说：“耿彦波现在恢复的古建筑，都是严格按照中国古代建筑的那一套营造法式在做，应该是目前在全国我们见到的最地道的。比如说他完全用那种卯榫式的结构方式，不打钉子，只用木头，做出来的式样和质量都是目前我所见过的很好的，而且越来越好。”

总之，过去的大同就像一个运气很背的老好人，在计划往市场的转型过程中时运不济，散尽家财。李万龙是生于70年代的大同人，他告诉本刊记者：“80年代的时候，我大约10岁左右，记得大同本土有很多算名牌的产品。小时候吃的冰棍和水果糖来自综合食品厂，当时刚起步的伊利和蒙牛来我们这里的蛋厂取经学习雪糕冰激凌的制作技术。还有啤酒厂、洗涤剂厂，但到后来，感觉只有煤。”
　　在转型过程中衰败的重工业城市并不少见，但大同拥有一些极端性。它曾是1984年全国确定的13个较大城市之一，1996年原煤产量曾达到8606万吨，几近全国总量的1/10。大同市原常务副市长张甫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卖方市场把这座‘老大黑粗’的城市拍得高入云天。朱镕基时任上海市市长，亲自带领慰问团来到百里煤都。”但2000年以后，工业衰败让城市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城市面貌萎缩成一个小县城。这个过程并不是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而是“精神、气质上的变化，人们可能更颓废、更务实了，没人去做虚头巴脑的事情”。李万龙说，“比如，以前居委会会去真正搞卫生总动员，把每一个路边花坛打扫得像自己家的院子，像我所在的城墙根下的居委会，非常注重卫生管理，还办板报什么的。以后会有吗？人们的信仰没了，他们不认为这个地方能承载梦想和希望，他们觉得再干净也赚不来钱。”
　　古城是城市物质和精神极端衰败的一个载体，到2008年，古城3.29平方公里内拥挤了5万户。人们各自随形就势，在城内寻得一个蔽身之地。古城墙被扒掉，泥土做地基，城砖做围墙。残存的墙体则作为天然的房壁，沿墙根搭建起一长串民房。耿彦波说起一个城墙的“经典破坏”——一户人在城墙上凿出两层窑洞，做成复式住宅。市民张克刚（化名）告诉本刊记者，他在城墙北门边生活了近30年，但在违章修建的民房被拆迁前，居然不知道那里有古城墙。最传统的居住地四合院更是被密集的人口切割成户均居住面积不到20平方米，没有煤气暖气供应，没有上下水，没有消防设施，上千人共用一个公厕。2008年耿彦波到大同时，城市找不到一张完整的地下管网图。管理阶层也多年没有更新换代，有千名员工的市政管理集团，只有一个大学生，没有学给排水、桥梁的专业人员。
　　我们来到大同的第二天，就看到一场大雨如何让这座古城表现出最丑陋的一面：排水口暴露在道路正中，但似乎不起作用。街巷污水横流，积成一个个不得不趟水而过的脏水坑。居民的生活垃圾、拆迁留下的砖石碎木沉淀其中，散发出腐烂的臭味。极端的荣耀和衰败成就了大同独特的戏剧感。2001年，贾樟柯跟随“大同矿竭城衰，即将整体搬迁到新疆”的谣言来到这里，拍摄了描写当地失业工人子弟的影片《任逍遥》。影片铺陈出了大同的末世情绪——这个城市丧失了改变的力量。

新的公平问题
　　大同市规划局的总工程师杨迎旭建议我们去看看古城东门下的美术馆。“它能代表大同的一种精神。”正在北京从事旅游业的李万龙也特意提到，和阳美术馆很契合他经营国际旅游业的想法。“城墙上有一个肥胖的裸体人像，是雕塑双年展留下来的，像北京‘798’的行为艺术。这是一种文化上的撞击，非常有张力。我当时看完之后，马上发图给挪威那边一家排前三位的旅游公司，老总是移民挪威30多年的北京人，他也表现出非常浓厚的兴趣。因为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古城可以做这样有视觉冲击力的东西。”
　　杨迎旭说，政府做如此大规模建设的一个原因是，希望人们能在一个更好的环境中有尊严地活着。“身处大同，能感受到外部世界，知道世界在发生什么文化事件。”和阳美术馆部分地体现了这种意图。美术馆内正在举办徐悲鸿画展，大多观众是操着当地口音的中学生，他们聚集在徐悲鸿的素描和奔马图前，久久伫立。
　　古城正按照管理者的意愿，呈现出新的面貌，它的价值也在发生变化。这是对拆迁的挑战。在拆迁之初，大同没有出现大的民意动荡，耿彦波的经验是：“我订了一条就是公平。公平就是力量。”大同拆迁有一套相对简单的规则：实行1∶1以旧换新，然后给予每户20平方米成本价的购房优惠。在搬迁过程中，按每户原住房面积提供租房补贴费。规则的执行是“一把尺子量到底。不让开发商拆迁，全部由政府拆迁”。为了让规则易于实施，甚至故意忽视了产权的复杂，“比如过去的平房是公房，没有自己的产权。这次公房也给房改，几百块钱1平方米就把房产变成个人。然后再根据情况谈安置”。
　　但2011年，国务院发布《房屋拆迁条例》后，市民们对公平有了新的要求。《条例》第27条规定“先补偿、后征收”，第19条规定“对被征收的房产按照市场价进行评估”。古城土地的市场价已远非4年前可比。一个正在修缮的四合院，已经可以卖到400万元。民间对土地价值的想象更加膨胀。丁宁是一位正待拆迁的四合院户主，他非常笃定地说，古城中一栋修缮完全的四合院，可以卖到1800万元一栋。
　　以新的《房屋拆迁条例》作为参照物，市民们对公平的理解在产生变化。“我实事求是地说，2009年云冈风波的时候，我是支持他的。上面来调查的时候，我是说他好话的。”丁宁说，“但现在的拆迁补偿没按国务院的新条例办。”他们不再满足原来按照1∶1兑换房屋面积的做法，而要求政府在拆迁中兑现级差地租，或者让他们留下来。“让政府出标准，我们自己来改造。”丁宁说，“但政府不同意。”随着古城土地价值的上升，谁能留在古城也是一个牵涉公平的问题。按照每平方公里1万户的人口比例，古城只需要3万户人。“谁留下来，谁的资产就翻倍增加。这涉及一个公平的问题。”一位官员对本刊记者说。
　　相比所有的新问题，可能人们更担心的还是耿彦波个人。一座古城修复牵扯的规模如此之大，成功与否不是可以依靠经验得出判断的。耿彦波还是这个城市处理各种新问题的信心。“我们现在就担心两个问题，一是他不要调走了，二是他的身体不要出问题。”一位当地官员对本刊记者说。
　　主笔 陈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