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万人白宫网站签名要求驱逐朱令案嫌疑人

回到清华以后，朱令还是非常虚弱，胃部间隙性的疼痛，而且头发也仅仅长了一点点，成为一个和尚头。
所以朱令大部分时间都在宿舍躺着复习功课。早饭就喝从家中带来的壮骨冲剂，中饭和晚饭都让室友帮忙从食堂买来。除了上厕所以外，基本不离开宿舍！年轻女孩子上个厕所能要多少时间，3到5分钟而已。
所以朱令几乎是足不出户的呆在寝室里面，这个细节让后来的案件嫌疑人的范围大为缩校
当时朱令情况并不算好，很多人都看出来了。环境系女生张博回忆：意外看到朱令剃了个光头，戴着顶帽子，还以为她是故意打扮前卫。我心里嘀咕，她真是特别酷！

同班同学，物理化学课代表陈忠周回忆说，很多同学都觉得她脸色有点苍白，没想到她已经病得那么严重。
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新学期开始以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朱令的怪病又突然发作，而且发作的格外强烈，几乎让他送命。
3月6日，朱令突然感到腿部剧疼难忍，并感到强烈的眩晕，朱令父母急忙将其送往北医三院求治。
但北医三院还是无法确定朱令的病因，主治医生坦率的告诉朱令父母，让他们尽快去北京医学最高水平的医院，也就是协和医院就诊。
协和医院有很多全国著名的专家，也许能够确定病因。
1995年3月9日，朱令父母带朱令到协和医院的神经内科专家门诊，李舜伟教授接诊后，告诉朱令的母亲“太像60年代清华大学的一例铊盐中毒病例了”。
本来如果按照李舜伟教授的观点，也许朱令就在这一天就会被救好，也不会留下后遗症。
可惜当时公立医疗结构和公立大学的官僚主义，以及视图隐瞒推卸责任的态度，让朱令陷入可怕的绝境。
协和医院按照一般流程首先询问朱令，在朱令自然否认有铊盐接触史，那么医院立即就将朱令本人因为主动接触铊而被感染的可能性排除。（惋惜）
随后协和医院让朱令父母确认清华大学是否存在铊的泄露，清华大学立即表示他们的实验流程非常完美，铊绝对不可能泄露（后来被认为是胡扯），由此也排除了朱令意外接触铊的可能。
这样一来，在协和医院看来似乎就不可能是铊中毒了。因为朱令根本没有接触到铊的可能性。加上当时协和医院不具备做该项化验的条件，就没有立即进行铊中毒的检测。

这后来被认为是最大的官僚主义作风，既然有所怀疑，为什么不去检查，而是单凭所谓的别人保证呢。如果这事刑事案件，难道仅仅凭杀人犯自己说：我没杀过人。就不予追究了吗！
朱令是否是铊中毒这一重要可能，也就暂时不被协和医院关注了。
在不负责任的排除铊中毒以后，协和医院专家会诊后，得出了错误的致病原因。
他们将朱令按照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神经根神经炎诊治，一般认为这个致命的诊断错误导致朱令后来几乎成为植物人。
在医院胡乱诊断下，已经深度中毒的朱令症状，迅速加重。
入院仅仅6天后的3月15日，朱令开始出现面部肌肉麻痹、眼肌麻痹、自主呼吸突然消失，家人急忙将朱令送进协和医院的神经内科病房抢救。
与此同时，专家李舜伟仍然觉得这很像铊中毒。他曾经亲自在朱令偶尔清醒的时候再次询问她，问她是否接触过铊盐。但朱令通过手势明确表示没有，她甚至不知道铊盐是什么东西。
本着谨慎的态度，李舜伟对此不敢轻信，特地再次询问清华大学化学系。在清华大学再次答复铊不可能泄露以后，李教授请求大学方面出具书面证明。
1995年3月，清华大学居然出示学生接触化学药品的清单，肯定朱令并无铊盐接触史，此事被记入病历。
由此，李舜伟也不得不排除了这个猜测，朱令的病因始终无法确定。

又过了一周3月23日，朱令已经濒临死亡，她的中枢性呼吸衰竭，已经无法自主呼吸，协和医院被迫采取了气管切开术。
此时也许协和医院的某些医生，开始考虑到朱令有可能是中毒，但如果此时公然改变治疗方案，无异承认自己的失误，自掌耳光。
他们开始在允许的范围内不动声色的修改了治疗方案，以尽量挽回之前误诊造成的巨大伤害，却又避免被患者家属一眼识破。（笔者：畜生，你们也配当全国最好的医院的医生）
3月24日，协和医院开始对朱令采取血浆置换疗法，前后8次，每次均在1000毫升以上。有些人认为这对未确诊的情况下维持朱令的生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将血液中的毒素大为减轻。遗憾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朱令又感染上了丙肝（血液里面有肝炎病毒）。
3月26日，朱令和死亡只有一线的距离。她被送入协和医院的重症监护室（ICU），依靠呼吸机维持呼吸。
3月28日朱令陷入昏迷状态，之后直到8月31日她才苏醒过来，朱令这次共昏迷长达5个月，这段时间她始终在生死线挣扎，随时可能死亡。
在这期间，协和医院知道事态严重，开始使用一切办法试图确认朱令的病因。
他们对朱令进行了多项检测（包括艾滋病病毒HIV，脊髓穿刺，核磁共振，免疫系统，抗核抗体，核抗原抗体和莱姆病等，甚至也包括化学物质中毒），但除了莱姆病以外，其它项目的化验结果皆为阴性。真实的病因始终无法找到，看来朱令是必死无疑了。
铊在工业上有一定的用处，但因为毒性大，在当年是严格管控的物品，全北京能够接触到的人极少。投毒案件其实侦破难度并不大，只要找到物证，投毒者很容易被抓比如水杯，投毒物等等。
没想到就在这段时间，事情突然出现了一些转机。
这个转机来自于几个热心的同学和老师，还有一群怀着人道主义精神的外国医生。
朱令的几个同学得知她重病以后，曾经去医院看望他。
其中一个当时在北大就读的男同学叫贝志城。（现在他的微博账号叫做”一毛不拔大师“）

即便是10多年之后，已经是一家软件公司老总的贝志城，依然对那一幕耿耿于怀：之后就是95年的寒假，同学聚会时听到有同学说现在怪病真多啊，你知道朱令突然肚子痛住院，然后头发掉光了，什么原因都查不出来，
然后听说她出院回家休养，然后是95年4月初的一天，再次接到那个同学的电话：“你是不是去看看朱令，她好像不行了。”“不是已经好了，在家休养吗。”“不是，又发作了，而且这次很严重，已经在协和的ICU病房昏迷了。我们一群同学约在周六去医院看她，”
那年我21岁，同龄人的死亡好像是离我们很遥远的事情，朱令静静的躺在ICU病房里，身体半裸着插满了管子，因为卫生的要求每次只能一个同学进去看。
轮到我进去后站在她的病床前，不知道怎么我先不吉利的想到了这很象向遗体告别，接着意识到这是一个同龄人处在垂死状态，忽然产生了一种极强烈的恐惧感想要拔腿逃走，但是双腿又像灌满了铅逃不掉。
在同朱令父亲交谈以后，他们得知朱令的病因始终无法确定，就无法治疗，看来是必死无疑了。
心情沉重的贝志城等人都不是学医的，根本无法帮忙。他们毕竟年轻，有活力，凡事绝对不愿意坐以待毙。
他们决定用自己所有的能力，尽全力来帮助朱令。
经过几个晚上的冥思苦想，他们终于想到一个办法，就是互联网求救，不是向国内求救（协和医院已经是中国最顶尖的医院），而是向国外求救。
贝自己的回忆是：魂飞魄散的我，好不容易磨蹭够了觉得不失礼节的时间走出ICU，坐到她父母边上，看着悲哀的老人年少的我就在想赶紧编点什么安慰他们。这时突然想起来前两天听同宿舍的蔡全清讲过他替系里的陈耀松教授打杂好像在搞一个叫什么Internet的东西，可以和全世界联络。于是就没话找话的跟朱令的父母说有这么个东西，没准可以向全世界寻求一下帮助，她的父母将信将疑的把病历复印了一份给我，还记得我正要走那个同学跑出来叮嘱我说贝志城，你一定尽力想想办法。
当时互联网在中国刚刚出现，还是个学校中实验性的东西。贝志城他们几个人在不少同学老师的帮助下，通过互联网向Usenet的sci.med及其他有关新闻组和Bitnet发出求救电子邮件，将朱令的情况发向全世界，寻求帮助。
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短短一周内，他们就收到世界18个国家和地区回信1635封（一说超过2000封，贝志城说超过3000封）。

邮件其中约三分之一的人回复认为，这是典型的铊中毒症状。
圣裘德儿童研究医院的医生在回信中更是明确指出“疑似铊中毒，认为根据头发脱落、胃肠道问题和神经问题等症状几乎可以确诊”。
由于当时中国互联网不发达，海外UCLA的Dr.XinLi在UCLA的服务器上和Dr.JohnW.Aldis一起曾帮助创建了UCLA朱令铊中毒远程诊断网，在朱令铊中毒远程诊断的信息发布和协调上起了关键作用。
贝志城他们发动北大学生中英语较好来翻译这些邮件，这些人都愿意帮忙，经过几个通宵时间的努力，4月18日，贝拿着诊断意见一大早赶到协和医院，希望大夫能够接纳。
贝回忆道：回到家里我很快把求救信写了出来，当时我想老美最爱谈民主自由，我的把救人这事跟这方面扯上他们才会重视吧。于是我这样开始了“这里是中国北京大学，一个充满自由民主梦想的地方，但是一个年轻的女孩正在死去，虽然中国最好的医院协和医院的医生尽了最大的努力，还是不能诊断她是什么疾病，之后是照抄病历。
找到一个美国朋友翻译成地道的英语，我拿着它去学校和蔡全清一起去系里的机房在四月十日周一晚上发出了这封求救邮件（当时是向两个类似BBS的学术网络Usenet和Bitnet所有跟医学相关的群组发出的），很快第一封邮件回来了，是个爱尔兰人说他会为朱令祈祷，接着第二封，说怀疑是一种叫“thallium”中毒的病；然后是很多中国留学生回信惊讶地说没想到中国也有Internet了，他们会帮忙把信转发给他们周围认识的医生或者他们的导师。那天我头一次感受到Internet的力量，看着邮件不断在Unix绿终端屏幕上跳出，兴奋的一直待到早上五点，才把受到的近百封邮件拷到软盘上带回宿舍。

在国外，想成为一个医生是极难的，要过五关斩六将才行。但一旦成为医生，就有丰厚的薪资和很高的社会地位。不过，社会对医生的要求很高，对于医德特别重视，一旦有违背医德的事情出现，就很难在业界立足。以美国为例，如果医生违背基本的人道主义观念，就会被取消医生执照，他就彻底完蛋了。在中国，大家都知道了

顶一个

事实上，到朱令确诊前的这十来天我主要是在外面跑，而他们则一直经常通宵看邮件修改程序。
有这样的同学和陈耀松这样的老师，是我一直为北大而骄傲的原因。之后我如一般中国人一样，开始找关系。我被母亲的带着找到了卫生部退休的老副部长，一位和蔼的老人。她听完我的诉说后，马上给协和的副院长打了电话，大意说这个女孩的病好像协和也很重视。现在有群年轻人用了新科技手段跟国外的专家有联系，打了一些资料供医生参考，绝对没有干扰治疗的意思。
之后，老人让我直接去找那位副院长，我还记得她告诉我副院长是一位非常好的医生，当年有个工人掉进粪坑窒息，现场急救设备不够，现在的副院长当时的年轻医生自己用嘴把粪吸出来救活了工人。大概也就在13、4号，我们有了一定的邮件积累，上面猜测了各种可能也提了一些检查建议（说实在的，我们几乎看不懂）。我给朱令的父亲打了电话，其他情节记得不是很清楚，就是记得我怯生生地提到铊中毒这个可能时，他轻轻的笑了，说这个可能协和早考虑了，已经排除了。应该在15、6日，我们将朱令父亲那里听来的答复和找到的医院的一些诊断说明翻译成半通不通的英文发了出去。然后我打印了一些明显是医生写的邮件，带到了协和找到了那位副院长。
他很耐心（虽然事后想起来，他应该是不耐烦的在接待一位找了关系试图瞎给建议的病人亲友）的接待了我，然后给ICU的主任打了电话让他接一下材料（后来的事实证明没有找神经内科的主任而找了ICU的主任是个巨大的错误）。
协和医院的官僚主义给这个年轻人上了人生的第一课。他在ICU病区门口空等了一天，没有见到这个主任，除了几个年轻大夫，没有人愿意看。
贝只好将这些情况告诉朱令的父母，朱令的父母一再要求院方检测是否是铊中毒。但他们多次得到院方通知，铊中毒的可能已经排除。
贝回忆道：那天应该是18号，我拿着材料在ICU病房外面等着主任，朱令的舅舅进去问他是否能接受一下材料，他答复太忙等会。我一直站在门口耐心的等，估计这位主任是完全不想收到材料，他一直在病房跟人谈话，在我因为腿酸刚走到远处的长椅休息，他就一个健步冲进厕所，然后又迅速冲出继续在病房跟人谈话。我等到了中午，朱令的亲戚再进去说了一次，结果比较明确就是说资料对他们没用不要。

我充满挫折感地走出了协和的大门，我还记得那天在院子里我看着阴沉沉的天空，不知怎么愤青的情节发作默默地说了句“我能打败你”这时在美国那边和我们联系的人，经过一周的沟通已经开始出现比较积极的群体。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在美国学习远距医疗的中国留学生李新，还有一位曾经在美国驻华使馆当过医官的JohnAldis。他们联络了一些美国比较权威的医生来看这个案子（我就记得有一位科罗拉多州的医生，好像是个医院的副院长，似乎在毒物研究方面是世界级的权威，协和的医生后来听到都非常尊重）

但这里出现了一个不幸的情况，由于我们发出邮件说明协和已经排除铊中毒和重金属中毒，这些医生又属于对协和比较熟悉的，于是相信了协和的判断，注意力主要在研究其他可能。好在我因为英语不好，留下了我妈妈的办公电话（她当时在做外事工作）。有一位纽约的医生打电话给她，唠唠叨叨地说就是铊中毒，我妈妈问我，我告诉她已经排除了（包括排除了重金属中毒）。感谢那位医生孜孜不倦和也许有些歧视中国人的精神，他过两天又打来电话，我母亲据此告诉他，他在电话里暴跳如雷，扬言根据他对协和的了解协和根本不可能有全套检测重金属中毒的设备，质问是怎么排除的，然后又说了一大堆没有仪器如何可以从指甲等等一系列表征加强铊中毒怀疑的观察方式。

这时大概是20号的样子，我被转达了这个电话后只能再次给朱令的父亲打电话，询问协和到底是依据什么排除的铊中毒，强调那位纽约客的质疑。过了一天，朱令的父亲告诉我说协和没有化验，因为没有设备，排除是因为症状不像。这个消息被我们发出去后，邮件通信一片混乱，美国那边陷入了喧哗之中。有人提出各种土办法帮助确定诊断，JohnAldis和其他一些医生则在帮忙想办法要去香港化验。Aldis好像直接打电话给他的老朋友，协和ICU的主任要朱令的血样尿样等，说明已经找到机构愿意出资可以空运到香港检验，遭到了拒绝（理由是医院规定不得把病人样本拿出去）。(笔者：我想爆粗口可以吗？)

朱令的父母不死心，他们通过热心人得知北京市职业病卫生防治所的陈震阳教授可作做铊中毒鉴定后，在一位好心的协和医生的暗中帮助下，取得朱令的尿液，脑脊液，血液，指甲和头发，于1995年4月28日来到北京市职业病卫生防治所进行检验。
当天，陈震阳教授即出具了检测报告，认为朱令的两次怪病实际上为两次铊中毒，第二次中毒后朱令体内铊含量远远超出致死剂量，并认为朱令不是自杀，就一定是有人蓄意投毒。
同时陈震阳教授第一时间建议，朱令应该立即服用普鲁士蓝解毒。

贝回忆道：朱令的父母这时也开始在本地找办法，但同时听说协和拒绝提供给家属任何朱令可供化验的样本。终于在25、6号找到了北京市职业病卫生防治所的陈震阳教授得知他哪里可以做。还是在协和一位冒着风险打破规矩的年轻医生的帮助下，朱令的父母取得了朱令的血样、尿样和头发样本送了进去。28号中午，我正送女朋友去机场参加她的工作实习，呼机响了，打电话过去是朱令的父亲，一个低沉悲哀的声音“确诊了，是铊中毒，超标几百倍”。
等到我傍晚回到宿舍再通电话，得到的消息是协和对此没有经验，希望：1、协助找到广谱抗毒药物“二巯基丙醇”，因为协和没有或者是只有几支2、是否还有其他更好的治疗办法3、预后不乐观，铊中毒对神经系统损害极大，国外是否有经验之后连着两天我们宿舍的同学基本上每天工作20小时，有的在检索以前邮件里有用的信息，有的负责和国外联系，我和吴向军跑到清华找朱令的同学求援希望翻译一下邮件找出有用的信息，那是五一前的一个下午，我们听说朱令所在的物化二班在上课我就先回来留下吴向军在那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