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历史和这个漂亮的女人，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它造就了她，又毁灭了她，就像我们前边说过的捋瓦盆的笑话一样，只留下了飞速而过的闪光的影子。更像一个摔碎了的名贵的瓷器，只留下了一块块精美的瓷片，深埋在土中，多少年后一一挖掘拼接，才能复元它那让人惊叹的优异的品相。曾经有过的，真正美丽的，总不会完全毁灭，历史老人有他冷酷的一面，也有他忠厚的一面。该深长思之的，倒是我们这些后世之人，中国历史的不肖子孙。
能说明她，也包括她的丈夫一生形态的，该是这样一个故事。1938年他们历尽艰辛来到昆明，这时中央政府决定在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就是把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合成一个大学。此前已合在一起，组成临时联合大学，是在长沙。这次算是正式命名。这可是中国的一流大学，当然要设计校园，设计楼房，地方批下来了，谁来设计呢，当然得是中国一流的建筑设计师，于是便聘请了梁思成来做这个事。是梁思成的事，也是两口子的事。结果怎样呢？在《西南联大纪实》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
夫妇俩花了一个月时间，拿出了第一套设计方案，一个中国第一流的现代化的大学赫然纸上。然而设计方案很快否定了，理由是西南联大拿不出那么多的经费建造这所中国一流的高等学府。此后两个月梁思成夫妇把设计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高楼变成了矮楼，矮楼变成了平房，砖墙变成了土墙，几乎每改一稿，林徽因都要落一次泪。
我细细地翻看了林徽因的《年谱》，想看一下，夫妇俩这一生到底设计了什么建筑。大略说来有这些：
1、1929年2月，梁启超去世后，梁林二人为父亲设计了墓碑和小亭。此为梁林设计的第一个作品。
2、1929年，东北大学梁思成、陈植、童寯、蔡方荫四人组成“梁陈童蔡营造事务所”，接受建筑设计业务，设计了吉林大学校舍总体规划和三层的一个教学楼，还设计了交通大学计划在锦州开办的锦州分校校舍。林均参与其事。
3、同年，梁林二人共同设计了沈阳郊区的“肖园”，一幢私人住宅。
4、1932年，林为北京大学设计地质馆。又与梁思成共同设计北大女生宿舍楼。
5、1938年8月，林梁被聘为西南联合大学校舍顾问，为联大设计校舍。又为云南大学设计女生宿舍。
6、1940年5月，林梁二人在昆明郊区龙泉镇龙头村为自己设计并监工修建了一所住宅。
在昆明期间，他们还为一些朋友做过房屋的设计。用林徽因抗战期间给沈从文信里的话说，就是：“现在所忙的仅是一些零碎的私人委托的杂务，如果他们肯给我们一点实际的报酬，我们生活可以稍稍安定，挪点做些其他有价值的事也好，偏又不然……”也就是说，这些设计，都是白做的，顶多请次客、送点礼就行了。
以上列出的几项，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有的踪影全无，有的即便还有，也面目难识，唯二（不是唯一）还在的，一是为梁启超设计的墓和小亭子，二是他们在龙头村住过的一排土坯墙的房子，据说昆明市要将之作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两个建筑物中，有建筑艺术价值的，只有梁启超的墓和墓前的小亭子。梁启超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首倡者，当初他送儿子和准儿媳去美国学习建筑，是要他们回国之后，建筑标志着新时代新纪元的高楼大厦，绝不会想到一对这么杰出的儿女，学成归来也努力了也奋斗了，几十年后存留下来的建筑竟是他自己的坟墓！
林徽因毕竟是学美术的，与建筑的结合，当是建筑装饰艺术，纯粹的建筑不是她的本业，那就看看她在这方面有什么建树吧。
1、1928年秋天刚回国，回福州省亲，帮助叔父林天民设计了福州东街文艺剧场。属装饰设计。
2、1929年，东北大学征集校徽有奖设计，林作中奖，获四百元奖金。
3、1935年，林徽因赴天津为南开新剧团演出的《财狂》（莫里哀《悭吝人》）作舞台设计。
7、1947年，林徽因倡议并带头，组织起清华大学建筑系师生的工艺美术组，接受校外业务。其中可能就有梁从诫文章中说到的王府井大街上一家商店门面的设计。
4、1949年，林带领清华大学建筑系部分教师参与了国徽的设计。
6、1951年，林参与了北京特种工艺品景泰蓝的改革与设计。
7、1952年，梁林为清华大学同方部设计学生活动场所。
8、同年，梁林负责中南海怀仁堂的内部装修设计。
9、1953年，梁林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林主要负责基座花纹浮雕的设计。
存留下来的，真正属于她自己的作品，只有那个得了四百元奖金的东北大学校徽。只怕中国的收藏界，偶尔见到这么个实物，也不会想到此物的设计乃出自林徽因先生之手。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上的花纹雕饰，也会永久留存，应当说是一种集体的创造。

但是，在别的方面，她和她的丈夫，却立下了盖世奇勋，那就是中国的古建筑调查，与中国建筑史的写作。中国第一个唐代建筑——五台山佛光寺，就是他们发现的，在此之前，日本人曾宣称中国没有唐代建筑。在梁思成写成《中国建筑史》之前，日本和欧洲，都出过类似的著作，都不是中国人写的，梁的《中国建筑史》虽后出而高出一筹，填补了中国学术史在这方面的空白，给中国人长了志气争了脸面。只是这两项，古建筑的调查和建筑史的写作，其功绩都要归在梁思成的名下。林徽因只能说协助丈夫做了许多工作，比如说某些图是她绘的，某些章节是她写的。
对自己的壮志难酬，林徽因是深有感触的。抗战期间，林写给她的好友沈从文的信中，备述自己人生的困顿与无奈。时间是在她一家经过三十九天的长途跋涉，来到昆明之后，信中说：
现在的生活的压迫似乎比以前更有分量了。我问自己三十（岁）底下都剩些什么，假使机会好点我有什么样的一句话说出来，或是什么样的事好做，这种问题在这时候问，似乎更没有回答——我相信我已是一整个的失败，再用不着自己过分的操心。（梁从诫编《林徽因文集·文学卷》）
接着，她用在黔滇公路上看到的情景，比喻了自己的身体，也是比喻了自己的大半生，实际只有三十四五岁，因为她只活了五十一岁，可说是大半生了。她是这样说的：
我看黔滇公路上所用的车辆颇感到一点同情，在中国做人同在中国坐车子一样都要随时承受那种待遇，磨到焦头烂额，照样有人把你拉过来推过去爬着长长的山坡，你若是懂事多了，挣扎一下，也就不见得不会喘着气爬山过岭，到了你最后的一个时候。
一辆破烂的汽车，仍要爬那长长的坡，可说是她一生的写照。懂事多了，挣扎一下，也不见得就不能爬过那道坡，翻过那道岭。此情此景，想着都让她寒心，让她气馁。这样一架破机器，总有一天要爬不动的，要熄火的。
抗战期间，他们一家的日子，是很艰苦的。有时甚至有生命危险，比如到长沙刚住下来，就逢上日本飞机轰炸，一颗炸弹落在他们住的房子旁边，气浪将房子的玻璃全震碎了，林徽因正抱着孩子从房间出来，被气浪冲倒在楼梯跟前。
但是，我们也别把他们的艰苦，想象成中国农民三年灾害时期的艰苦，更别想象成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就在上面提到的那封给沈从文的信中，林说，到如今她还不太明白，她们来到昆明是做生意，是“走江湖”，还是“社会性骗子”——因为梁老太爷的名分，人家常抬举他们夫妇，所以常常有些阔绰的应酬需要他们笑脸应付——这样说来，好像是牢骚，其实也不尽然，事实上此中情感良心均不得平衡！这话的意思，是说比起前线的将士来，他们的生活太好了，而却不能做些直接有助于抗战的工作。
就说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们住的是云南省主席的别墅，不管是租的，还是借的，都要绝大的面子才能住在这么高级的地方。这也由不得他们。须知三十年代的中国，提起梁启超的名字，可说无人不知晓，无人不敬重，有的高官大员，说不定还是梁启超的门生故旧呢。梁启超的大公子，那是许多人都想见一见的。能招待梁大公子夫妇吃顿好饭，对这些人来说也是很给面子的事体。
说到这儿，顺便说一下抗战爆发后，林徽因一家逃亡的路线。有了这些事实，说起他们一些精神层面的东西，就有了依凭。

本来只是小事一宗，谁在旅途中都可能遇到，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就不能说是小事了。
到昆明住下后，在晃县结识的那些航校学员，又跟他们联系上了，常来他们家的有七八个，来的时间一般是周末或节假日。林徽因像接待自己的亲弟弟一样地接待他们，事实上，她也确实有个弟弟叫林恒的，也在这个航校服役，班次要晚些。林恒是十期，这些年轻人是七期。不久，要毕业了，他们的亲人多在外地，就请梁思成和林徽因充当他们的家长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毕业后，这七八个人大多分到了四川各地，担负空袭警戒与作战任务。大约1939年，拉小提琴的那个学员，最先牺牲。因为他的家乡在沦陷区，跟前没有亲人，梁思成和林徽因曾充当过他的家长，部队上便把烈士的遗物，寄给梁家保管。这才是个开始。此后不到两年，他们在晃县认识又常来往的七八个小伙子，几乎全部阵亡了。不久，林徽因的弟弟林恒，也在一次空中作战中阵亡了。
隔不多久，就有一个年轻人阵亡，一包遗物又寄到了梁家。有朋友，也有亲人，最重要的是，一个个都那样的年轻，生气蓬勃，有理想又有担当。断断续续三四年，犹如一柄重锤，不时地敲击着林徽因的心灵，锤炼着他的神经，变得敏感而又锐利，粗砺而又刚强。同时，我们也可以把晃县相遇及此后的一连串事件，看做是历史老人的一个着意的安排，他要让林徽因这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这个二十世纪中国的民族英雄，真正地见识一下我们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表现出的民族精神，多么的光华四射，熠熠生辉，多么的气吞长虹，感天动地！
有了这件事，她后来做的许多事，也都有了精神的依托，力量的源头。作为一个后死者，一个女人，她的所作所为，对得起这些年轻的英魂。
从1938年1月中旬到昆明，到1940年11底前往四川，林徽因一家在昆明住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这三年，以住处而论，又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没有自己的房子，住过省主席别墅那样的高档住宅，也跟别人合住过普通的民房（在昆明文津街九号与清华大学一汪姓教授合住），时间最长的，还是营造学社恢复后，与学社的人一起住在昆明郊区麦地村，一座走空了的尼姑庵里，一家人住一间半房子。后一阶段，有了自己的房子。1940年春天，他们在离麦地村大约两华里的地方，龙泉镇龙头村，建起了自己的住房，还有个不大的院子。同时建起的，还有钱端升教授家的，也是由梁思成和林徽因设计监造。他们的房子后建，砖瓦木料，这些建筑材料开始紧缺了。他们的热情特别高涨，有大工也有小工，他们还是亲自帮着运料，做木工和泥瓦工的活儿。龙头村在昆明东北，相距十五六华里，交通也还方便。
这个房子还在，从照片上看，相当讲究。主屋分主卧室、小卧室、饭厅，起居室。院子里另有佣人房、厨房、柴房和厕所。卧室和起居室，铺的木地板。起居室北墙有壁炉，外墙镶嵌着陶土圆管拼接的烟囟直通屋顶。这在昆明是没有必要，也没有先例的，只可说是林徽因要显示他们不同凡俗的生活情调。
有件事，现在的人听了会有些奇怪，当时的人肯定一点都不会奇怪，就是，房子建成或正建之际，想来应当是后者，在西南联大教书的金岳霖，见了很是喜欢，自己出钱，在正屋的西侧续接了一间耳房，比正房稍矮些也稍窄些，房门直通梁家的起居室。林徽因在给美国朋友费慰梅的信上说：“这个春天，老金在我们房子的一边添盖了一间耳房。这样，整个北总布胡同集体就原封不动地半搬到了这里，可天知道能维持多久。”我在一篇文章里，说及金岳霖与林徽因的情谊时，曾说过，自从1933年那场感情风波过后，金岳霖就过起了游牧民族的生活，不同处在于，游牧民族是逐水草而居，我们的金教授是逐林木而居。林徽因信中，不说他们这是个大家庭，而说他们这是“北总布胡同集体”，是耐人咂摸的，也是光明磊落的。
住在乡下，是比城里安全些，但也不是绝对的安全。这一时期的日常生活，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里说：轰炸越来越厉害，但是不必担心，我们没有问题，我们逃脱的机会比真的被击中的机会要多。我们只是觉得麻木了，但对可能的情况也保持着警惕。日本鬼子的轰炸或歼击机的扫射都像是一阵暴雨，你只能咬紧牙关挺过去，在头顶还是在远处都一样，有一种让人呕吐的感觉。可怜的老金每天早晨在城里有课，常常要在早上五点半从这个村子出发，而还没有来得及上课空袭就开始了，然后就得跟着一群人奔向另一个方向的另一座城门，另一座小山，直到下午五点半，再绕许多路赶回这个村子，一整天没吃、没喝、没工作、没休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生活。（梁从诫编《林徽因文集·文学卷》）

就是这样的生活，也不能长久。林徽因说过，天知道能维持多久，意思是战局不稳定，谁知道能在这儿住多长时间，这话还真让她说中了。建房的地，是龙泉村的土地主人无偿提供的，条件是离开时房子无偿地留下。能多住几年，自然是合算的。然而，时势谁也无法预料，1940年春天建起住上，到11月就得离开了。
原因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要离开昆明了。营造学社恢复后，梁思成任社长。学社是私营机构，开展研究工作有诸多工作不便，经梁思成奔走申请，正式附属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谓的附属，只是名义上的，经费上得不到多少补助，名分上好听些，招揽的业务多些。主要是，他们的研究工作，离不开史语所的大批图书资料。这样，史语所到哪儿他们也得跟到哪儿。
史语所选定的地址是长江上游，宜宾附近长江边上的李庄，听起来像个村子，不是的，是个镇子，还不能说小。1940年9月，梁思成得到教育部的正式命令，营造学社随史语所迁往宜宾县李庄镇。刚住上新房不久，建造的费用还没全部还清，这可怎么办，多亏费慰梅给寄来一百美元，才救了这个急。11月底要动身了，偏偏梁思成病了，无法成行，林徽因只好拖着病体，带领母亲和孩子，随着大队人马先行。坐的是卡车，一家准许带八十公斤行李，同行三十一人，从七十岁的老人到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挤在一个车厢里，人多行李也多，只好两脚叉开坐在行李卷上。经过七八天的长途颠簸，12月7日才到了四川的泸州，要去宜宾，还要坐船走水路。又经过一番折腾，10日晚上才到了宜宾。不行，还得走，李庄离宜宾还有六十华里的水路，下水船，好走多了。13日上午，终于到了长江南岸的李庄镇，住进距镇子边上的上坝村张家大院。是他们住家的地方，这里也是营造学社办公的地方。一个星期后，梁思成也赶来了。此后几年间，直到抗战胜利后，梁家一直窝在这个地方。
在李庄的几年，好处是听不见日本飞机扔炸弹的声音了，人是安全了，生活却艰苦多了。林徽因卧床不起，营造学社的经费断了，一家五口，节衣缩食，艰苦支撑。家中实在无钱可用时，梁思成只得到宜宾典当行去当卖衣物，把派克钢笔、手表等贵重物品都“吃”掉了。梁思成是个风趣的人，要当卖什么了，就跟家人说：把这只手表“红烧”了吧，把这件衣服可以“清炖”吗？
这期间，林徽因的肺病更加沉重，每天只能躺在床上。同时，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的肺病也加重了。思永是史语所的人，也在李庄。这个情况，甚至引起了最高当局的关注，说白了就是蒋介石的关注，拨付专款，给以救济。

当然不是蒋介石亲自到梁家知道了这个情况的，是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写信给教育部长朱家骅，让他给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说一下，由陈布雷上达蒋介石。蒋介石也不会拿上钱给梁家送去，他让当时的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翁咏霓，就是翁文灏，给拨了一笔款子。多少呢，具体数目现在已不可知了，但是从傅斯年给朱家骅的信上，能看出来，至少也是两三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大钱。对这样的辗转申请，蒋介石只会如数拨付，不会再打什么折扣的。
傅斯年和梁家兄弟的交情并不深，对梁启超还不无徽词，主要还是佩服梁家兄弟，包括林徽因的人品学问，才仗义执言，上书教育部长，转请蒋介石玉成此事。按说，这样的信，是不可能留下来的，傅斯年怕梁家兄弟突然接到这么一大笔钱不知所措，就把他给朱家骅的信的抄件，还有一些往返信件的抄件，全给了梁思成。梁思永是史语所考古组的组长，傅斯年是他的上级，为梁思永请求专款接济，是他的责任。要为梁思永申请，当然不能忘了梁思成，毕竟营造学社是附属于史语所的。
傅斯年在给朱家骅的信上说，“梁思成、梁思永兄弟皆困在李庄。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音女士生了T·B·，卧床二年矣。”为梁思成申请专款，实际上是因为林徽因病重卧床不起。为了将来能说动陈布雷进而说动蒋介石，傅斯年特意把梁思成的成绩做了评价，因为要钱实际上是为了给林徽因看病，顺便把林徽因的情况也做了介绍。原文是：
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在君语）。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置，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梁从诫编《林徽因文集·文学卷》）
“在君语”，是说这句话，是丁在君说的，丁在君是一位著名的地质学家，多年前就去世了。信中有几句话，现在读来仍让人感动，请听听：
总之，（梁家兄弟）二人皆今日难得之士，亦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今日在此困难中，论其家世，论其个人，政府似皆宜有所体恤也。未知吾兄可否与陈布雷先生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一言，说明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赠二三万元（此数虽大，然此等病症，所费当不止此也）。国家虽不能承认梁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贡献，然其在文化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而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复甚少！
傅斯年的信，是1942年4月18日写的。很长，我们再“总之”一下：总之是必须给钱才行。
当时梁思成不在李庄，林徽因接到钱的同时，也接到了这一束信，知道了是怎么回事，知道了当然是很感动的，就要写个回信表示谢意。不是给蒋介石写，那犯不着，是给傅斯年写。信中代表思成，也代表思永，她是嫂子，当然能代表了小叔子，表示了感谢与愧悚。信中说，兄弟二人“深觉抗战中未有贡献，自身先成朋友与社会上的累赘的可耻”。关于她自己，是这样说的：
尤其是关于我的地方，一言之誉可使我疚心疾首，夙夜愁痛。平白吃了三十多年饭，始终是一张空头支票难得兑现。好容易盼到孩子稍大，可以全力工作几年，偏偏碰上大战，转入井臼柴米的阵地，五年大好光阴又失之交臂。近来更胶着于疾病处残之阶段，体衰智困，学问工作恐已无分，将来终负今日教勉之意，太难为情了。
“疾病处残之阶段”，不通，书上就是这么写的，想来该是“疾病身残之阶段”。这里多说两句，傅斯年信中，把林徽因与冰心相比，从私人信件上说，是可以的，后来发表出来，我这里也引用，没有一点鄙弃冰心的意思。不过是存点史实。
不管怎样，林徽因总算熬过了抗战的艰苦岁月，活着离开了四川，到了北京。抗战中，有一度曾传说她已死病死了。抗战刚胜利，李健吾在上海，就听说林是死了，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据说林徽音和萧红一样死于肺痨”。这传言并不为错，抗战危急时刻，她确实是抱了必死的决心的。

再一个就是林徽因这句话，听着平平常常，掷地一点也不能作金石之声，但是你细细地品味这句话，“中国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门外不是有条扬子江嘛”，多么平静，可是多么的深沉，多么的决绝，多么的满含着民族大义，多么的令人肃然起敬！我相信这话是真的，相信林徽因这样的人是能做到的，林长民的女儿，梁启超的儿媳，绝不会容忍自己落入日本人手里的。那时候，真的会连儿子也不顾了，顾了就坏了名节了。一个文人，危难时刻她所能做的，就是以死报国！文天祥临死前，在他的衣带上写了几句话，“读圣贤书，所学所事，而今而后，或有不同”，若作个诠释，所学何事，就是这样的事，或有不同，就是这样的不同！
真的日本人来了，老百姓可以四散逃命，可以跪地求饶，读书人不行，读书人该死的时候就得死，因为民族的气节在你这里，民族的大义在你这里。“念书人总还有条后路，门外不是有条扬子江嘛！”一个病弱女子能说出这样的话，真是撼天动地，气壮山河，日月也会为之易色的！
现在好多人为周作人辩解，说当日本人的官不算什么，不就是个教育督办嘛，没什么，我一听就反感。对这些人，我从心底是鄙视的，从来不给一句好话。那些带兵的将军可以当汉奸，你周作人怎么能当汉奸。周作人当汉奸以后，是郁达夫还是谁说过一句话，说周作人当了汉奸，比中国失了东三省都严重，失了东三省，总有一天可以收复，周作人当了汉奸，中国读书人的耻辱永远也洗不掉。要是周作人当了教育督办都不算汉奸，中国就没有汉奸了。
好了，我们还是说林徽因吧，前面说过，历史和这个优秀的中国女人开了一个玩笑。那么优秀，在建筑设计和工艺美术上，只有那么一点可怜的成绩。历史的玩笑，还不在这里，没设计下什么重要的建筑和工艺，有在文学上的成就也不算是虚度此生，更严重的是，她青年时代的志向是“掌握西方牢固建造理论，使我们的建筑物能够历时更久一些”，而历史偏偏让她目睹，她过去不怎么看得起的，中国的那些不历久也难说多么坚固的建筑，我是说北京的城墙和城门楼，街道上的牌楼，却在她的眼皮低下，叫一段一段地，一个一个地拆掉了。坚固的没有建起来，本来已够羞愧的了，而原有的，虽不坚固却也辉煌，已经耐了几百年怎么也还能耐它几百年上千的古老建筑，没有毁于八国联军，没有毁于日寇侵华，却在自己原先满寄了希望的共和国时代，像风刮一样地从她眼前消失了，这才是让她心如刀搅，生不如死的事情。这才是历史开的天大的玩笑！
这就要说到林徽因解放后的情形了。早在1946年7月，林徽因一家就随清华大学的教授，一起乘飞机回到了北京，住在了清华园里。
北京解放前夕，她是很兴奋的。清华在城外，北京还没有解放，解放军的围城部队就到了清华一带，当然没有进学校，是在校外驻扎着。她和梁思成都担心，一旦攻城，城内的古建筑就全完了。就在这个时候，张奚若带着两个解放军干部来到梁家，向梁思成请教，一旦不得已要攻城，哪些古建筑需要保护，打炮的时候就不往那儿打。要梁思成把城里最重要的古建筑，标在他们带来的地图上。梁思成当然标了。这件事，让两口子非常激动，说“这样的党、这样的军队，值得信赖，值得拥护！”有的教授离开北京去了国外，林徽因在和一些老师学生谈话时曾说：“我深信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祖国的。”抗战期间在李庄，费正清要她两口子去美国治病，林也说过同样意思的话。可见她是抱着绝大的热情和信心，要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中去的。
后来设计国徽的事，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事，前面都说了。与这两件事同时进行的，还有一件事是拆除北京的旧城墙，还有好些个城门楼子。当时梁思成是北京市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林是委员兼工程师，这些都是虚衔，真正的职务，梁思成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授，系主任，林徽因是梁思成的夫人，当然，他们还有一个最大的头衔，那就是中国的文化名人。梁思成的名气大到什么程度呢？前面说了，是梁启超的大公子，这就够有名的了。这算祖上的庇荫，不能算他自己挣来的。他还有他的声名，一点也不逊于他的父亲。1947年有个学生到清华大学建筑系上学，系里的老师告诉他，中国文化界有三个国宝级的人物，就是梁思成、陈寅恪、翁文灏。我为什么特意说明是1947年的事呢，意思是，这是当时的评论，不是解放后的评论。社会形态不一样，评价标准就会不一样，解放前是“清议”，就是你说我说就形成了个说法，解放后凡事都要按程序来，要“民主评定”，评出来的就不知道是什么人物了，这三个人里，怎么也不会有翁文灏。。翁文灏，前面说过，梁思成、梁思永兄弟在四川李庄时，蒋介石让如数拨给救济款时，是国民政府的经济部长和资源委员会主任，他后来的官当得还要大，当过行政院的院长。在从政之前，是中国第一流的地质学家，当过中央研究院地质所的所长。陈寅恪这几年宣传的很热闹了，都知道是教授的教授，研究中古史的，会十几种外语，好几种是国外都快失传了的。谁都知道是个国宝级的人物。只是怕都没有想到，梁思成会跟这两个人并驾齐驱，也是三个国宝之一。虽说都在各自的领域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要叫我说，梁的贡献感觉上更大些。毕竟他调查发现了那么多的古建筑，留下了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中国建筑史》。梁启超的大公子和中国顶级的建筑学家，这两项合在一起，就是他的全部名声。要是再加个附带条件的话，那就是，还是绝代佳人林徽因的丈夫，这也是很加分的。同样，林徽因作为梁思成的夫人，也是加分的。

有人或许会说，政府对你两口子够好的，你们怎么老和政府叫板呢，一圈旧城墙，几个城门楼子，拆就拆了吧。士为知己者死嘛。不能这么说，这正是他们的高尚之处，也正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地方。生活再好，待遇再高，我也要坚守我的信念。反过来说，正因为政府对我们这么好，我们才要犯颜极谏，才要陈明利害，才要以死抗争！
既是一次战役，总得有几次战斗。我梳理了一下，共有三次短兵相接的战斗。
第一次是在1952年8月，北京市召集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具体是8月11日到25日（会议的全部时间）中间的某一天，议题是讨论拆除长安右门和长安左门。地点在中山公园的中山堂。会场上没有固定座位，运去大批软椅让代表队们坐，为了出入方便，留下了几条通道。梁思成没有来，林徽因代表梁思成发言，林一上台，就以她雄辩的口才问各位代表：台下的椅子为什么要这样摆？还不是为了交通方便！如果说北京从明代遗留下的来的城墙妨碍交通，多开几个城门不就解决了？她的看法在代表中起了很大的煽动作用，因为当时天安门前东西两座“三座门”，即长安右门和长安左门，对来往车辆和行人实在太不方便，每年这两个地方都发生几起车与车相撞，或者车与人相撞的事故，市委市政府早已决心先把这两座“三座门”迁移，施工力量都准备好了，单等代表会议一举手通过，就立即动手。现在叫林徽因这么一搅和，当时的市长彭真，考虑到这天会场上代表们的情绪太大，怕一时很难通过，便示意立即停止会议，召开代表中的党员开会，要求大家一定服从市委的决定，表决时都要举手同意。代表中的党员代表居多，再开会时，就顺利通过了。这样，一夜之间，两座“三座门”就从北京地面上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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