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爱情、正义与自由
—给日本友好人士的一份简述
俞心焦
按要求，此文是向日本人民介绍我的经历与思想的(这真叫我不习惯，实际上我最渴望在自己的祖国发表自己的文章)。约稿者(石川小姐与三花小姐)给我限定的交稿日期是1997年1月10日，今天已是3月15日了，耽搁了两月有余。我也已从北京游荡到了杭州。我每年总是要到杭州一次、两次，甚至更多次。杭州春天的美丽几乎要令我跪下。但罕见的美丽中弥布着我很深的忧伤。人类的精神面貌与自然相呼应了吗?心灵的春天降临了吗?三月，真正的春天何在?
我不知道我该怎样向日本人民介绍我自己。何谓人民?按我的长诗《灵魂总动员》中所阐明的观念：读诗的是人民／不读诗的是大众。据说在物质急剧富裕的日本已经出现了“新人类”，他们的年龄与我相仿，大多是本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出生。他们在学习、工作、交际、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婚姻诸方面都倾向于“玩”。我相信当代中国青年也是喜好玩的。但多半缺乏玩的条件，似乎更缺乏对玩过之后自由表达玩的感受的条件。以至于久而久之，我的向外界表达我自己的热情也快要衰灭殆尽了。多亏我的认真精神尚在——对诗歌和永恒的信念，一次次把我从垂死的不负责任的状态中提拔起来。这种提拔的力量，我们不妨将它简称为“神”。
1、出生与童年
我出生于1967年农历12月28日。据说“文革”的全面爆发就在这一年。我的祖籍是浙江绍兴，我的出生地是福建政和。那时开始“文攻武斗 ”之风逐渐盛行于全国各地。我的父亲是养路工(少年时曾习武)，自然是文攻不足、武斗有余。腥风血雨中怀着对毛泽东主席的无限忠诚向着同样对毛泽东主席无限忠诚的人们冲杀而去，回到家时，则带着武斗的余兴，开始打骂妻儿。据说那时候我的母亲还能用几句晦涩的英语咒骂我父亲。她小时候曾在菲律宾生活(我有四分之一异族血统)。她的家庭突遭灾变时，她已在国内，出不去了。按当年的情形，最光荣也是最安全的出路就是嫁给工人阶级。因为工人阶级是革命的先锋者与领导者。据说我的父亲是母亲的第二个丈夫。据说我的前爸爸也是工人阶级，不知怎么就死了，是被炸死的。我母亲不曾多说。母亲身上飘忽着十多个长篇小说一样的历史迷雾。从我记事起，我的父母就誓不两立了。我从未发现他们俩同床睡过。但奇怪的是，他们竟生下了我们姐弟七个。在我出生前，我的一个姐姐、两个哥哥都夭折了。现在我有三个姐姐(两个是前爸爸生的)，一个哥哥，两个弟弟(一个已送给外人)。
难以想象，我的父母在这个世界上是以怎样一种奇特方式共同创立了一个浪漫而辛酸的画廊，永远不会有人愿意进入的一个画廊。
应当这么说，我今天的对人类自由与互爱精神的赞颂，对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维护，对超现实的生活方式：即对新的道德、新的怀疑、新的信仰和新的神话的近乎于左派那样的激进追求是与我的家庭出生密不可分的。这样一个冷酷的家庭赋予了我革命的基质。如果今天有必要由我来给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下个定义的话，我必然写下如下两个字：革命。
但我幼小的岁月里，我是多么无能为力。我生下不到一个月，我就被送给了一家常年被云雾缭绕的山民，也就在这个月，我姑妈赶到了福建，不由分说把我抱回绍兴农村抚养。从那以后直到今天，我都以“妈妈”来称呼我姑妈。我的这个“妈妈”是了不起的，她懂得爱，并且有爱的能力，她让我在美丽的绍兴农村感受到将近十年的人间温暖。这十年在物质上是贫困的，但它已经转化为我巨大的精神财富、已经积淀、凝结为钻石般的诗意，一直在暗中照耀着、声援着我今天艰苦卓绝的奋斗。可见人类的幸福程度可以与物质联系起来，但主要不是由物质来决定的。如果没有我这个“妈妈”对我的爱，我将很难正确地理解这个错综复杂的世界。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爱在人间的实施会遭遇种种限制和障碍。良心虽然永不褪色却总是难以一帆风顺。1976年，中国人民在政治生活中突然失去了三个领袖，又突然揪出了四个被指控为“篡党夺权”的阴谋家。这个多事之秋，也是我人生历程的不幸转折，由于我的亲生父母重新考虑起我的归属权问题，我的姑妈、养妈、最亲爱的妈妈不得不忍痛把我送回福建。
这一次，我的养妈哄骗了我，她是悄悄离开我的。过了几天，当我确知她已离我远去，我终于发疯似地跑出了家门，一直跑向一座山岗，以为还能看到我养妈远去的背影，我一遍遍声嘶力竭地叫喊，苍茫群山只传来一声声无望的回声：为什么要丢下我?为什么要丢下我……多年之后，我的油画中的《I miss you》情结，我想就是从这里开始的。(1995年圣诞节这天，全国各地有不少朋友从浙江卫视台的《似水流年》栏目上看到了我回绍兴农村看望我养妈的专题纪录片。这时我的养妈早已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了。此片是由青年影视编导朱修阳主持拍摄的。片头字幕是我的诗句：在通往天国的途中，我只是慢了一步，就被称为中国绍兴人；以及：长大后他到城里写诗，至今没有平安归来。片尾是我的另两句诗：除了爱，再没有别的路，是通往故乡的。片中的背景音乐是电影《辛德勒名单》里的沉痛而优美的音乐。此片播出后，朱修阳不得不离开了他擅长的工作岗位。因为有关部门的人问他：为什么要宣传俞心焦?而他的回答是：不宣传俞心焦，这是我们中国新闻界的耻辱。)
再回到1976年，见到已经长高的我，我的亲生母亲紧紧拥抱了我，一遍遍地吻我的脸，把各式各样的点心塞到我的手里、嘴里。但这究竟有多大用处呢?这只是爱的直线而单向的运动。真正的爱应当象涟漪一样、象电波一样一圈圈扩散开来，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爱的氛围；真正的爱应是植物一样不断持续地生长、开花，而不是象倒闭的工厂那样重新恢复生产。因此，我不可能轻易接受亲生母亲的拥抱(尽管多年之后，出于同情，我还是拥抱了她)。而在当时我的亲生母亲真象是工厂的产品推销商，见我不予接受，也就转身收回了她对我的“爱”，我的亲生父亲亦复如是。当然，若说他们从未发自内心地爱过我，那是不客观的。但那种时断时续的爱多多少少已变质、变味、不纯正了。我幼小而敏感的心灵在他们的打骂声与畸形的沉默中被损伤着、毒化着；我常常从梦中被惊醒，泪流满面。
2．学校象天堂一样浮现
我出走的愿望逐渐变得强烈起来。小学毕业后，我上了初中，初一读到一半，我的一个同学因偷窃被公安局收容了，而在事先我曾对他许诺 (因他常给我食物吃)：如果你有一天特别孤立无助了，无论在什么地方，我都会去陪你的。就这样我跑到公安局去了，作为他的同伙，我被收容了19天。这19天促成本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个深情歌唱的并且倾向于政治抒情与意识形态言论的流浪诗人。也就是说，我可以欣赏萨福，但我更喜爱但丁；我可以欣赏波德莱尔，但我更喜爱雨果；我可以欣赏艾略特，但我更喜爱聂鲁达；同样在小说方面，我可以欣赏纳博科夫、昆德拉等，但我更喜爱以共产主义战士自居的加西亚-马尔克斯。
当然我并不是不想上学读书。我是喜爱上学的，我在班里的成绩属于中上，而且由于体格健壮，我被选为劳动委员，我同样也是喜爱劳动的，况且劳动时，班上最漂亮的女生也要听从我的指挥。他们一声一声叫着“俞委员”，提来一桶一桶水浇向刚种下的梧桐树，她们的妖艳的形貌至今仍在我脑海上飘摇。多年之后我重返校园，那一大片由我亲自栽下或由我亲自指挥栽下的梧桐树都已高过楼顶了。
“19天”事件之后，我的父母找到了让我自谋生路的借口。其实按照我们家当时的经济条件是完全不需要我自谋生路的。但父母的自私和无情激发了我的独立意识，我开始在公路上出卖体力了。也逐渐敢顶撞父母了。有时候我劳累过度躺倒在路旁，学校就会象天堂一样浮现在我眼前。一年之后，当我初一的英语女教师在街上遇上我，对我说：你怎么就不来上学了，我和老师们、同学们都一直在等着你。年轻美丽的女教师抚摸着我的头，陪着我一起哭了。
3．现实之路与心灵之路
1980年，学校对我而言突然变成了遥远天际下的一匹形同虚设的白马。但我内心的探求之门却真正地向这个世界豁然敞开。我被迫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创立了一所适合于自己的学校。七十年代末，我就有幸阅读过普希金、但丁、哥德、莱蒙托夫、拜伦、雪莱、惠特曼等人的诗，我还翻阅过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等，我读不大懂，但总是模模糊糊觉得好。当时读契诃夫和鲁迅也是这种感受。读得懂、并能令我入迷的是《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中国古典小说。由于条件限制，我最日常的读物是唐诗宋词，每日必读的竟是《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和《福建日报》。
我说过，我父亲是养路工。因此我们家的迁徙性较大，常从这个道班调到那个道班。一家的生活用具用两拖拉机或一卡车就能装运走。生活方式有点象波希米亚人。不少养路工都能吹拉弹唱，时而欢快、时而沉郁，但都饱含着生命的真切与坦荡。
不可否认的是，我母亲是个在语言上有天份的人，无论她去到什么地方，她都能很快学会当地的方言。因此她能用多种方言演唱民歌、民谣。从某种程度上，是她有力地刺激过我对语言的想象力。有一次我把一只饭碗摔碎了，她冲着我吼叫：你这露水一样的短命鬼，你就有本事摔碗，如果你真有本事，就把我胸口这个地狱掏出去摔碎吧……我经常想，要是我母亲把她的语言天份运用到对母爱的创造上来，那我从她胸口掏出的就肯定是个天堂了。
由于年龄尚小，我只能做临时工。所谓临时工实际上是要天天和正式工一起干活的非正式工人。不仅工资低、没有劳保福利，工作量却比正式工人要更大、更繁重。我们养的往往又是沙土路。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尘，早出晚归，相当辛苦。这期间我曾试图寻找别的活路。经人介绍，我进入了一个木制品加工厂，才干不到一星期，我的一只手就差点被飞转的圆锯给锯飞了。我包扎完伤口后，连工钱也不领就走了。后来我又跑到建筑工地上，做起了扎钢筋的技术工，几个月下来，刚够吃个半饱。有一天我正在街上走，一个卖棒冰的小姑娘启示了我的灵感，我跑回家找来几块板，乒乒乓乓一阵敲打，做成了一只简陋的棒冰箱，然后骑车到城里的冷饮厂，批发出一箱棒冰，骑着车沿途叫卖，半天功夫就全卖完了，仔细数完一大把分币，净挣了三块多钱，这可把我乐坏了。可待我又去批发出一箱时，天渐渐暗下来，更糟糕的是，骑到半路上，突然下起雨来了，而且越下越大，下了一整夜。由于我的棒冰箱密封程度极差，到了后半夜，棒冰开始熔化。苍天哪!苍天哪！快下场六月雪吧!帮帮我这个无人眷顾的孩子吧!在电闪雷鸣中看着我的全部财产在熔化，我一屁股坐在箱子旁，一边抢吃棒冰、一边嚎啕大哭起来。就这样，我有生以来惟一一次商业活动在一天之内宣告失败了。
养路!养路！这注定是我逃不脱的命运，以至于到后来我养起一条心灵之路。一条更艰危、更诱人也更必要的通向永生之路。 劳动之余，我继续阅读，并且开始在日记本上写点什么了(只 可惜一半遗失了，有一半被没收)。有一次我读到一期《福建文学》的女作家专号，从作者简介上发现有个女作家的工作单位在我叔叔担任主要领导的那个港口小城，我怀疑这个女作家有可能是我的婶婶，就问我父亲：婶婶写不写小说? 父亲说：当然写，从她大学毕业后，已经写了很多年啦。到这时我才知道，我还有个亲戚是个作家。不久我给婶婶写了封信，介绍了我的处境，表达了我的梦想与志向。婶婶回信说：逆境并不完全是件坏事。逆境是一所学校，而且是人生真正的学校，任何怯懦的人、无能的人要么进不去、要么从中逃出来……你应当百折不挠，应当有勇气成为中国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婶婶给我的鼓舞是巨大的。
1986年，通过考试，我被招收为合同制工人。并很快调来调去。但无论多远，几乎每到节假日我都会跑进城里去干那种拜师访友的勾当，然后从城里带一堆书和杂志回来。那期间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作家有北岛、杨炼、舒婷、蔡其矫、王安忆、莫言、王蒙、韩少功等。但当时我开始意识到，中国当代文学就某个层面而言(比如创作手法)是已经不错了，但从整体来看，特别是从根本来看，是出了大问题的。中国当代文学应有的样子远未呈现。所谓当代中国文学应有的样子，应当是一个作家在表达对生存的独特而深切的感受的同时，也能够在公正的立场上揭示出人类普遍的苦难并且深深地唤起人类普遍的良知、美感和尊严的意识。 我仍然不断往城里跑，除了几个年长的，当时最经常交往的文友名叫张晓平，从他那里我获益良多。我开始投稿了，结果几乎全部被退。退稿原因并非我的作品不够发表水准，而是由于我的作品“太悲观”、 “太冷气逼人”了。当时我主要是写小说。
1986年我写了一篇题为《走向墓群》的小说投寄给《福建文学》，很快就被退回来了。责任编辑哈雷很动情地连写了三封信给我，他在信中把我的小说与诸如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梭罗的《瓦尔登湖》、勃朗宁夫人的十四行诗等世界名著相提并论。最后要我克制悲痛、多加保重。 通过朋友介绍，我与一个名叫"CS诺贝尔诗联会”的民间社团建立了联系。 1987年夏我应该会会长之邀赴江西庐山参加笔会，出人意料，我在笔会上被推选为评委。评委中几乎全是教授、杂志主编和所谓的著名作家。当年我周岁不满十八，身份是养路工，而且从未公开发表过作品。之所以当上评委，可能要归功于我在86、87年偶尔不务正业时在中学、电大的几次讲座，也就是说，当时我的文学感受和理论表达能力已经大大超越于我的年龄了。
1988年夏，我再次应"CS诺尔诗联会”会长之邀赴山东威海笔会出任评委，由于单位领导不予准假，我索性拍桌子辞职了。笔会期间我被安排讲了次话，讲完话后，一个中年人找到我说：我们校长想请你到北京去协助他工作。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中年人是我国著名的“九叶派”诗人之一唐祈教授的长子唐逊。而所谓的校长是当时正在筹建中的"CS诺贝尔东方大学”的孙纪才校长。在赴京之前，我随孙校长一行人视察了“东方大学”在山东的两家企业。到北京后，我开始做校长办公室秘书工作。这是我首次到北京。进入冬天后，“CS诺贝尔东方大学”由于种种涉外嫌疑被国家有关部门封闭了。这样我的食宿一下子就没了着落。从此开始流浪生涯。由于多多少少受到孔子周游列国的影响，我流浪的第一个方向是山东。到达烟台时，我只剩十多块钱了。怎么办?情急之中我突发奇想：应该到高校讲学去。对学生们进行美的和勇气的教育。 于是我闯进了烟台大学的团委办公室，几个回合下来，他们贴出了我讲学的海报。就这样我开始了在中国的高校与高校之间流浪讲学的生涯直到今天。近十年来，我在高校之间生活、学习、写作、讲学、交友、恋爱，发生了许多永世不忘的故事。由于篇幅和精力有限，我想接下来应更侧重于向日本人民介绍我为什么掀起了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最初动机。当思想或理论的体系建设显得必要而又紧迫的时候，我将在别处与同志们一道去进一步补充与完善。
4.中国文艺复兴运动
从1988年冬我在山东大学讲学时写下诗篇《渴望英雄》开始， 我已明确意识到：当代中国诗人、艺术家、知识分子改造社会的功能日趋衰微的根本症结在于：没有集团效应。 社会结构中到处布置着这样那样的政治集团和商业集团，以及其它莫名其妙的集团。但作为在公正和良知层面上发言的文艺集团和知识分子集团却从未建立起来。尽管我们古老的、正在与世界互通的、或许已经逐步地破除着封建的祖国大地上，仍然不乏为捍卫个体生命的自由或尊严而抗争的人，但他们毕竟太缺乏理解、声援和切实的合作了。他们命运的冷寂乃至悲惨我曾不止一次亲眼目睹抑或耳闻，实际上长年以来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在沉闷的时光与不断恶化的生存环境中，我们的激情被消磨着，甚至我们的理想也日渐昏暝起来了。尽管春天一次一次降临大地，但在我看来，几乎没有一个春天不是奴才的春天、不是鬼头鬼脑和纸老虎的春天。我一次一次不寒而栗。怎么办?难道我们将一味地满足于并且沉醉于自己的孤独吗?在脆弱的内心体验中我们已经丧失了呼朋唤友的能力吗?在敌意的浓雾扑击过来时，竟还有人在嘲笑那些仅仅是为歌唱自己的理想而被人为地囚禁起来的伙伴，而从来不想、不敢、不去为他的重获自由而呼吁、奔走、签名，更有甚者，连私下里的诅咒和祝祷都没有了。
在这里，那种诗歌竞技状态下的所谓自我完善、自我扩大和自我超越究竟还有多少信赖的依据呢?如果一个诗人历险的勇气和智慧仅仅是在纸上进行，那么诗人如果不是毒化我们现实生活的主犯，至少也是个帮凶。而且由于诗歌曾经有过的伟大荣誉，经由当下的暖昧之手，能够更巧妙地弄脏我们的生活而不被一般人所察觉，这是最具危害性的。 诗人直面生存的真诚是很罕见了，紧接着诗人敏锐的批判与自我批判、宽容或负责的对话、帮助也将不复长存。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最显着的特征并不是创造，而是对“政治”的躲躲闪闪。而你越是躲闪，“政治”就越是深入、内在地搅乱了你。是谁说过：你若不去面对政治，政治自己会找到你的头上。分明是屈辱地受制于“政治”，却仍然要大谈超越或平静，实际上只不过是在私自的作坊里泡制着一剂欺人或自欺的配方而已。 写诗而不涉及政治，你又如何展开历史想象力?写诗而不涉及政治，你又如何为时代提供重要作品?写诗而不涉及政治，又如何能够在—个需要巨人的时代产生巨人? 以为一沾政治的边，就会写不出好诗了，就会对大自然中的花鸟和对人类情感生活中的微妙变化缺乏感受、把握、以至于难以出色地表达了，这种运思方式是愚昧的、懒惰的、可怜的。没有足够的社会关怀的人是没有能力面对终极关怀的，同时也必将丧失真正的自我关怀的能力与应有的生活情趣。以此类推，欲在其它文化、艺术领域以及相关领域成就大气象者概莫能外，因此，在这一基础上的自觉成长不妨加速度。如有必要，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团结起来，把我们充沛的诗性转化为与危害自由与尊严的一切外在因素相抗衡的互助力量呢?我们的这一互助力量其性质是反暴力的，并且永远是反暴力的，永远倾向于表达我们良心与热情的功能。这就是我在1993年夏在杭州与友人杨绍斌、许志强展开多方讨论、争论之后公然掀起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最初动机。
不可否认，我也是个人，而且正在努力克服作为人的种种弱点。那么不仅仅是我和我的同志们，重要的是历史将证明我们今天的抉择是对的。至于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或失败我已不准备去多加考虑。 现在，离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四周年的纪念日已经很近了。这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创立的节日。毫无疑义，我们已经参予了对新的历史篇章的抒写，四年中，我们得到一些理解者的支持和帮助，对他们，我们将永志不忘。四年中，除了最早参予着文的人才学大师雷祯孝、哲学博士李山实、彭刚、建筑学博士贺承军，以及上海的民间文艺理论家理纪、诗人阿钟等人之外，我要特别提到当代歌手张广天、黄金刚，当代诗人姜涛、当代画家刘彦等人，他们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十分自觉地思考着“中国文艺复兴运动 ”这—命题。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些更年轻的朋友们也在努力着。总之，我和我的同志们以基本一致的方式；包括对此怀着敌意的人以相反相成的方式，共同推进了“文艺复兴”这一思潮的深入发展。它的影响面可以说已经是世界性的了。据去年一个从日本到北京来访问我的记者反映，他是两年前在东京的街头读到我们有关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最初一批文章的。他说他一直为此振奋不已。他说去年日本的一个学术会议还准备对此作出专题讨论。他还说，有机会的话，他要拍一部反映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电影。类似的消息也曾经从巴黎、纽约等地传来过。当然重要的还是在于国内，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关注、探询着这一运动的人有增无减。种种迹象充分表明这一最初立足于诗歌精神的运动，已经显露出它普遍的意义。因此，我们有时难免悲痛，但绝没有理由悲观、绝望，我们应当更精进地努力。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能够安慰我们，除了我们献给人类的有关青春、爱情、正义和自由的歌唱。 (1997年3月15日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