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略
柳诒徵为中国近现代史学开创者。清光绪廿九年1903年编写《历代史略》，打破纲鉴的编年形式，从唐虞三代至明末，系统叙述历代史事沿革，是最早的壹部近代新式中国历史教科书。他也是中国编著新型历史教科书最早、最多的学者。光绪卅壹年1905年完成《中国商业史》，是最早的中国商业史专著。宣统二年完成《中国教育史》，是第壹部中国教育史著作。
柳诒徵民国十二年（1923年）完成《中国文化史》，为中国文化史的开山之作。柳诒徵透过许多著作，阐明中国文化义理，是中国文化学的奠基人。柳诒徵是现代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国学导师。作为现代中国文化宗师，创办《学衡》杂志、《国风》学刊、《史地学报》等学刊，致力于中华文化的昌明、发扬。
柳诒徵为现代儒学宗师。作为史学家，由史学昌明儒学。他认为，儒家经典“《诗》、《书》、《礼》、《乐》，皆史也，皆载前人之经验而表示其得失以为未经验者之先导也”；另壹面，中国史学通贯儒学，儒学精神是中国古代史学的核心。柳诒徵发表论著，对孔教正本清源，指出了儒学之于现代社会的意义，“以儒家之根本精神，为解抉今世人生问题之要义”，“在现代科学昌明的物质状态下”，以孔教拯救现代社会，“不至以物质生活问题之纠纷，妨害精神生活之向上，“此吾侪对于全人类之壹大责任也”。以柳诒徵为南雍双柱之壹的南京大学，是现代儒学复兴的策源地[2]；以其为国学支柱的学衡派，成为后世新儒家的学术滥觞。
柳诒徵亦为壹位历史哲学家。“史学与哲学相结合，是其治学的特色”。他在《国史要义•史识》篇中定义历史哲学：“治史之识，非第欲明撰著之义法，尤须积之以求人群之原则。由历史而求人群之原理，近人谓之历史哲学。”[3]
柳诒徵亦为壹位目录学家、图书馆学家。民国十六年（1927年）主持国学图书馆，直至卅七年（1948年）。其间提供住读方式便利来馆的远方好学之读者，为中国“图书馆事业中之创举”[4]。为便于“群彦之责索”，乃编著藏书总目，延聘王焕镳、周雁石等数人经数载努力，民国廿四年（1935年）完成《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这是中国第壹部图书馆藏书总目。
作为教育家，柳诒徵爱才、重才，言传身教，培植弟子，“多能卓然而立”，人称“柳门成荫”。更多的人则是受到柳氏学问、道德、人格、理想的影响。在中国学术界，有说他“培养出来的文、史、地、哲各门乃至自然科学方面的著名专家最多”[5] 。柳氏教学之法，郑鹤声曾说，“柳先生的教学方法，以探求书本为原则。他讲中国史的时候，并不编辑课文，或某种纲要，仅就壹朝大事，加以剖析，而指定若干惨考书籍，要我们自动地去阅读...，读了以后，要把心得记在笔记本上，由他详细批阅...他要学生平时以阅读正史（二十四史）为主，并经常从正史中出许多研究题目，要我们搜集材料，练习撰作能力，由他评定甲乙，当为作业成绩...这种治学方式，的确是很基本的，促使我们养成壹种严谨笃实的学风，使我们壹生受用不尽” ；张世禄回忆说他教导学生要能做“比较思考”，鼓励学生“自己找问题去钻研历史”；胡焕庸回忆他的授课“夹叙夹议，...既不是枯燥无味的考证，也没有不着边际的空谈，真可说是广征博引，有引人入胜之功”；茅以升曾说，“我从先生受业八年，感到最大获益之处，是在治学方法上从勤从严，持之以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