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15年，现代中国出版业的引领者——中华书局，呱呱坠地只有3个春秋。也许是商业使然，也许是责任担当，总经理兼社长陆费逵，在友人的倡议下，决定编纂一部集汉语词汇之大成的大型综合性词典，取名《辞海》。
那个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社会动乱，民不聊生，以一家民间出版机构来做，谈何容易？从上马伊始，《辞海》的编纂，就断断续续，转眼多年过去，只收集到几十万字的资料。陆费逵不甘心。他深知编纂《辞海》这样一部大书，不是一年两年，也不是三年五年能成就的，必须有一位知识渊博、执著认真、甘于清贫的人来主编，才有可能完成。他向舒新城发出邀请。舒新城曾与毛**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共过事，那时满怀“教育救国”的理想，正埋首于教育史的研究和写作，因而没有应允。陆费逵没有放弃，一次又一次邀请，一次又一次等待，直至第7次，时光过去6年，舒新城被深深感动，才答应下来。舒新城果不负厚望，全身心投入，终于在8年后完成全部编纂工作。1936年，《辞海》横空出世，轰动社会。舒新城后来说道，主编《辞海》，是为友谊、为读者、为文化，放弃个人理想。
陆费逵7次邀请，舒新城8年苦功，更有那些默默无闻的编纂者21年的辛劳。一家民间出版机构，苦心孤诣，建造起一座文化大厦，为中华文明添上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中华书局后来如日中天的声誉，与它出版的《辞海》乃至各种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图书息息相关。

三
《辞海》修订本的出版，是1979年秋天人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国各地出现了通宵排队购买的盛况。
在山西，一位读者在本县没有买到，坐车赶到邻县去买，又没有买到；再坐车，到另外一个县去买，仍没有买到。如此这般，他竟跑了8个县城，还是没有买到。在上海，有一对年轻人，喜结连理的任何物质条件都有了，可就是缺一部他们心仪已久的《辞海》。他们立下誓言：买不到《辞海》，不入洞房。于是，他们东托人，西找人，最后，排了一个通宵的队，才买到。而这时，离他们的婚期已过了半年。一位军人，多次去书店没有买到，便给《辞海》编辑部写了一封长信，希望能邮购到一部。编辑部满足了他的愿望。让编辑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军人在收到书后，竟将自己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获得的军功章，寄给编辑部，表示自己的谢意。陕西一位读者，买不起《辞海》，就把自己的手表卖了，再走后门买回一套《辞海》。他说：“手表不论戴在谁的手上都在走，知识装在自己的脑中谁也拿不走。”
在《辞海》出版的第一年中，三卷本、缩印本、分卷本，共销售了460万部。也许，用“久旱逢甘霖”这个词，能解释洛阳纸贵的缘由。“文革”的破坏，使得整个华夏大地到处是残垣断壁，满目苍凉。知识分子不敢写书，出版社不敢出书，读书人读不到书。文化饥荒呀！然而，仅以此还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四川读者石定扶，藏有5套不同版本的《辞海》。上世纪60年代初，他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一所中学任教，父亲特意从旧书店买来一本1936年版的《辞海》，对他说：“遇到疑难时常翻翻，千万不要想当然，误人子弟。”1979年修订版出版了，他立即设法购回一套。从此，一部《辞海》，成为他教学生涯中的忠实伴侣。由此，在当地教育界，他享有教学“知识面广，严谨准确”的良好声誉。他送给女儿、侄儿的礼物，都是《辞海》。
任何时候，人民群众都需要《辞海》这样的书。《辞海》是知识的航标灯，《辞海》是有言无声的大师，《辞海》是心灵按摩师，《辞海》是良师益友，《辞海》是没有围墙的学校……人们以自己的亲身感受赞美《辞海》。“对不对，查《辞海》”，已深深扎根在每一个人的潜意识中。

巢峰是《辞海》1979年版修订以来的4任副主编，也曾经是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总编辑。82岁的他对记者说，当下的出版他有许多看不懂。比如，抄袭。居然像《辞海》这样权威的书，还有人敢抄袭。比如，跟风。一本书卖得好了，换个字或谐音，跟上。比如，本末倒置。过去先有文学图书出版，才有电影改编。现在，哪部影视火了，才有哪部图书出版。比如，短命。过去出版人以出版“长命书”为荣，现在争着做“短命书”，等等。现在，全国每年出版新书20多万种，又有多少能够上架的？图书库存量，一年比一年多，据说已达500个亿码洋以上。
越来越多的人忧虑，今后谁来编纂原创性大型图书。有人说，一部《辞海》，编纂21年，修订22年，今天有哪家出版机构“耗”得起呀？现在一项稍微大些的图书项目，就少有出版社敢做。一方面，一个出版机构的负责人，几年没有政绩，无法向上也无法向下交代。另一方面，经济上承担不起，完成不了利润，损害个人也损害集体利益。还有人说，《辞海》有中央支持，全国调配力量，调到谁，谁都没二话。现在，以一家出版社，哪怕是出版集团，也难以调配全国力量。当然，出版机构也可以出面请，但是需要重金，请一个两个还可以，请一批没有一家能请得起。也有人说，同样是文化人，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甘于清贫，甘于坐冷板凳，现在谁愿意呀，诱惑太多了，等等。
如此，在出版体制和政策上，有许多值得思考的地方。现在的出版机构都企业化了，这是一种进步。但凡企业，都要追求利润，没有利润，无法生存。在追求社会效益的前提下追求经济利润，对于一个企业化的出版机构来说已经是一种自觉和一种境界了。但是，相当多的出版机构难以做到。在今天的形势下，考核出版部门的政绩，是否可在利润这一块适当放宽？经济上增一个百分点降一个百分点，都可以算得出来，而在文化创建上的丧失和消失，是无法计算，更难以追回的。国家要在建立一个合理的科学的图书市场上下功夫，更要严厉打击盗版、抄袭行为。文化出版上的重大项目，应另建考核办法，政府在这方面要有所作为，要有政策扶持。同样呼吁文化人要有责任感、使命感。几代文化人为《辞海》的奉献，是一面镜子，值得今天的文化人学习。
在2009年各种纸质版《辞海》问世的同时，《辞海》手持式电子阅读器也于近日走向读者。这个阅读器只有手掌般大小，随时随地可以查阅。《辞海》手持式电子阅读器的问世，是否会给纸质版的《辞海》带来冲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说：“不会。这是一种阅读方式的不同，关键是内容。2009年新版彩图本，在出版的一个月中就重版，销售了21000部。电子阅读器的问世，可以使更多的人阅读到《辞海》，尤其是海外华侨。”《辞海》自1979年修订出版以来，合订本发行了600多万套，各科分卷本发行了1200多万本。近百岁的《辞海》没有老，生命力旺盛，并且在不断焕发着青春的气息。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赵兰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