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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海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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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2013-04-13 20:19回复

    1915年,现代中国出版业的引领者——中华书局,呱呱坠地只有3个春秋。也许是商业使然,也许是责任担当,总经理兼社长陆费逵,在友人的倡议下,决定编纂一部集汉语词汇之大成的大型综合性词典,取名《辞海》。
    那个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社会动乱,民不聊生,以一家民间出版机构来做,谈何容易?从上马伊始,《辞海》的编纂,就断断续续,转眼多年过去,只收集到几十万字的资料。陆费逵不甘心。他深知编纂《辞海》这样一部大书,不是一年两年,也不是三年五年能成就的,必须有一位知识渊博、执著认真、甘于清贫的人来主编,才有可能完成。他向舒新城发出邀请。舒新城曾与毛**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共过事,那时满怀“教育救国”的理想,正埋首于教育史的研究和写作,因而没有应允。陆费逵没有放弃,一次又一次邀请,一次又一次等待,直至第7次,时光过去6年,舒新城被深深感动,才答应下来。舒新城果不负厚望,全身心投入,终于在8年后完成全部编纂工作。1936年,《辞海》横空出世,轰动社会。舒新城后来说道,主编《辞海》,是为友谊、为读者、为文化,放弃个人理想。
    陆费逵7次邀请,舒新城8年苦功,更有那些默默无闻的编纂者21年的辛劳。一家民间出版机构,苦心孤诣,建造起一座文化大厦,为中华文明添上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中华书局后来如日中天的声誉,与它出版的《辞海》乃至各种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图书息息相关。


    3楼2013-04-13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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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辞海》修订本的出版,是1979年秋天人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国各地出现了通宵排队购买的盛况。
      在山西,一位读者在本县没有买到,坐车赶到邻县去买,又没有买到;再坐车,到另外一个县去买,仍没有买到。如此这般,他竟跑了8个县城,还是没有买到。在上海,有一对年轻人,喜结连理的任何物质条件都有了,可就是缺一部他们心仪已久的《辞海》。他们立下誓言:买不到《辞海》,不入洞房。于是,他们东托人,西找人,最后,排了一个通宵的队,才买到。而这时,离他们的婚期已过了半年。一位军人,多次去书店没有买到,便给《辞海》编辑部写了一封长信,希望能邮购到一部。编辑部满足了他的愿望。让编辑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军人在收到书后,竟将自己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获得的军功章,寄给编辑部,表示自己的谢意。陕西一位读者,买不起《辞海》,就把自己的手表卖了,再走后门买回一套《辞海》。他说:“手表不论戴在谁的手上都在走,知识装在自己的脑中谁也拿不走。”
      在《辞海》出版的第一年中,三卷本、缩印本、分卷本,共销售了460万部。也许,用“久旱逢甘霖”这个词,能解释洛阳纸贵的缘由。“文革”的破坏,使得整个华夏大地到处是残垣断壁,满目苍凉。知识分子不敢写书,出版社不敢出书,读书人读不到书。文化饥荒呀!然而,仅以此还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四川读者石定扶,藏有5套不同版本的《辞海》。上世纪60年代初,他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一所中学任教,父亲特意从旧书店买来一本1936年版的《辞海》,对他说:“遇到疑难时常翻翻,千万不要想当然,误人子弟。”1979年修订版出版了,他立即设法购回一套。从此,一部《辞海》,成为他教学生涯中的忠实伴侣。由此,在当地教育界,他享有教学“知识面广,严谨准确”的良好声誉。他送给女儿、侄儿的礼物,都是《辞海》。
      任何时候,人民群众都需要《辞海》这样的书。《辞海》是知识的航标灯,《辞海》是有言无声的大师,《辞海》是心灵按摩师,《辞海》是良师益友,《辞海》是没有围墙的学校……人们以自己的亲身感受赞美《辞海》。“对不对,查《辞海》”,已深深扎根在每一个人的潜意识中。


      5楼2013-04-13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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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巢峰是《辞海》1979年版修订以来的4任副主编,也曾经是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总编辑。82岁的他对记者说,当下的出版他有许多看不懂。比如,抄袭。居然像《辞海》这样权威的书,还有人敢抄袭。比如,跟风。一本书卖得好了,换个字或谐音,跟上。比如,本末倒置。过去先有文学图书出版,才有电影改编。现在,哪部影视火了,才有哪部图书出版。比如,短命。过去出版人以出版“长命书”为荣,现在争着做“短命书”,等等。现在,全国每年出版新书20多万种,又有多少能够上架的?图书库存量,一年比一年多,据说已达500个亿码洋以上。
        越来越多的人忧虑,今后谁来编纂原创性大型图书。有人说,一部《辞海》,编纂21年,修订22年,今天有哪家出版机构“耗”得起呀?现在一项稍微大些的图书项目,就少有出版社敢做。一方面,一个出版机构的负责人,几年没有政绩,无法向上也无法向下交代。另一方面,经济上承担不起,完成不了利润,损害个人也损害集体利益。还有人说,《辞海》有中央支持,全国调配力量,调到谁,谁都没二话。现在,以一家出版社,哪怕是出版集团,也难以调配全国力量。当然,出版机构也可以出面请,但是需要重金,请一个两个还可以,请一批没有一家能请得起。也有人说,同样是文化人,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甘于清贫,甘于坐冷板凳,现在谁愿意呀,诱惑太多了,等等。
        如此,在出版体制和政策上,有许多值得思考的地方。现在的出版机构都企业化了,这是一种进步。但凡企业,都要追求利润,没有利润,无法生存。在追求社会效益的前提下追求经济利润,对于一个企业化的出版机构来说已经是一种自觉和一种境界了。但是,相当多的出版机构难以做到。在今天的形势下,考核出版部门的政绩,是否可在利润这一块适当放宽?经济上增一个百分点降一个百分点,都可以算得出来,而在文化创建上的丧失和消失,是无法计算,更难以追回的。国家要在建立一个合理的科学的图书市场上下功夫,更要严厉打击盗版、抄袭行为。文化出版上的重大项目,应另建考核办法,政府在这方面要有所作为,要有政策扶持。同样呼吁文化人要有责任感、使命感。几代文化人为《辞海》的奉献,是一面镜子,值得今天的文化人学习。
        在2009年各种纸质版《辞海》问世的同时,《辞海》手持式电子阅读器也于近日走向读者。这个阅读器只有手掌般大小,随时随地可以查阅。《辞海》手持式电子阅读器的问世,是否会给纸质版的《辞海》带来冲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说:“不会。这是一种阅读方式的不同,关键是内容。2009年新版彩图本,在出版的一个月中就重版,销售了21000部。电子阅读器的问世,可以使更多的人阅读到《辞海》,尤其是海外华侨。”《辞海》自1979年修订出版以来,合订本发行了600多万套,各科分卷本发行了1200多万本。近百岁的《辞海》没有老,生命力旺盛,并且在不断焕发着青春的气息。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赵兰英)


        7楼2013-04-13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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