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想让你坐上
去中国的小船，
只坐你我两人，
船儿永借不还……
——旧时歌谣
1
遇上第一个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呢？
这篇文章将从一可谓考古学式的疑问开始。各种各样的出土文物被贴上标签，区分种类，加以考证。
遇上第一个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呢？
我推定是一九五九年或是一九六○年，哪一年都没有错，准确地说，全然没错。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对于我就像是穿同样奇装异服的双胞胎。即使真能穿越时光隧道倒回那个时代，我恐怕也还是要费好大力气才能分清孰为一九五九年孰为一九六○年。
尽管如此，我仍在顽强地进行这项作业。竖坑的空间得到扩展，开始有——虽说少得可怜——新文物出土。记忆的残片。
不错，那是约翰逊和帕特森争夺重量级拳击桂冠那年。记得从电视上看过两人的较量。这就是说，去图书馆翻阅旧新闻年鉴的体育栏目即可了然，所有疑问都可迎刃而解。
翌晨，我骑自行车来到附近的区立图书馆。
不知何故，图书馆门旁竟有鸡舍。鸡舍里五只鸡正在吃不知是晚些的早餐还是早些的午餐。天气甚是令人舒畅。我先没进馆，坐在鸡舍旁边的石条上吸烟，边吸烟边不停地看鸡啄食。鸡急切切地啄着鸡食槽，那副急不可耐的样子，仿佛早期的快动作新闻纪录片。
吸罢烟，我身上毫无疑问有了什么变化发生。何故不晓得。而在不晓得的时间里，一个同五只鸡仅隔一支烟距离的新的我向我自身提出两个疑问。
一、有什么人会对我遇上第一个中国人的准确日期怀有兴趣呢？
二、阳光充足的阅览室桌子上的旧新闻年鉴同我之间，存在可以共同分享的某种因素吗？
我以为这恐怕是理所当然的疑问。我在鸡舍前又吸了支烟，然后跨上自行车告别图书馆和鸡舍。所以，如同天上的飞鸟没有名字一样，我的记忆也不具日期。
诚然，我的大部分记忆都没有日期。我的记忆力极其模糊。由于过于模糊，有时我甚至觉得自己说不定是在用这种模糊性向别人证明什么。至于到底证明什么，我却又浑然不知。说到底，准确把握模糊性所证明的东西岂非水中捞月！
怎么说呢，反正我的记忆便是这样的极端不可信赖，或置前或颠倒，或事实与想象错位，有时连自己的眼睛同别人的眼睛也混淆起来了。如此情形甚至已无法称之为记忆。所以，整个小学时代（战后民主主义那滑稽而悲哀的六年中的每一个晨昏）我所能确切记起的不外乎两件事，一件是关于中国人的，另一件是某年夏天一个下午进行的棒球比赛。那场比赛中我守中场，第三局弄出了脑震荡。当然并非无缘无故弄成脑震荡的，那天脑震荡的主要原因在于那场比赛我们使用的仅是附近一所高中的运动场的一角——我在开足马力追逐越过中场的飞球时猛地迎头撞在了篮球架子上。
苏醒时已坐在葡萄架底下的长椅上，太阳已经偏西，干燥的运动场上泼洒的水味儿和代替枕头的新皮手套味儿最先钻入我的鼻孔。往下就是倦慵慵的偏头痛。我似乎说了什么，记不得了，身边照料我的朋友后来不大好意思地告诉了我。我大约说了这么一句：不要紧，拍掉灰还可以吃。
如今我已不晓得这句话从何而来。大概梦见什么了吧，或者梦见拿着学校供给的面包上楼梯时失脚跌下去也未可知，因为此外别无可从这句话联想到的场面。
即使在时隔二十年的现在，我也不时在脑袋里转动这句话：
不要紧，拍掉灰还可以吃。
我把这句话定格在脑海里，开始考虑我这个人的存在和我这个人必须走下去的路，考虑这种思考必然到达的一点——死。至少对我来说，考虑死是非常不着边际的作业。不知何故，死使我想起中国人。

我喟然叹息。
“不必介意的。”她说，并摇了下头，“这种事不是第一次，肯定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她眸子里溢出两滴泪，出声地落在大衣膝部。
我不知到底如何是好。我们一动不动地沉默良久。电车几番进站几番吐客离去。乘客的身影消失在阶梯上以后，站内重新归于寂静。
“求你，扔开我别管。”她把额前被泪水打湿的头发撩到一边，微微一笑，“一开始我就觉得好像不对头，心想算了，就一直在相反方向的电车上坐着没动。但车过东京站，一下子没了气力。一切都让我感到厌倦，再也不想落到这个地步。”
我想说句什么，但话没出口。夜风哗啦啦吹散一叠晚报，一直吹到月台端头。
她又一次把额前被泪水打湿的头发拨往一边，有气无力地淡然笑道：“可以了。这里终究不是我应在的场所，这里没有我的位置。”
我不知道她所说的场所是指日本这个国家，还是指在黑漫漫的宇宙中绕行不休的这个岩体。我默然抓起她的手放在自己膝头，再把自己的手轻轻放上去。她的手很暖，内侧潮乎乎的。我毅然开口道：
“我没有办法向你很好地解释我这个人。我时常闹不清自己这个人是怎么回事，不明白自己在考虑什么如何考虑，以及追求什么。甚至自己有多大的力量、应该怎样使用都稀里糊涂。这种事一一细想起来，有时真的感到可怕。而一害怕，就只能考虑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我变得十分自私，从而伤害别人，尽管我并不愿意。所以，我无论如何都算不上是一个出色的人。”
我无法继续说下去，我的话因而“噗”的一声半途折断。
她默不作声，似乎在等我的下文，并且依然盯着自己的鞋尖。远处传来救护车的呼啸声。站务员用扫帚归拢月台上的垃圾，看也不看我们一眼。由于时间晚了，电车班次已明显减少。
“和你在一起我非常愉快。”我说，“不是说谎。但不仅如此。表达我虽表达不好，总之我觉得你这个人非常非常地道，为什么我不清楚。为什么呢？只是长时间在一起这个那个交谈当中蓦然这样觉得的。而且我始终在考虑——这种地道是怎么一回事？”
她扬起脸，定定看一会我的脸。
“不是故意让你上错车的，”我说，“大概是我想东西的关系。”
她点点头。
“明天打电话，”我说，“再去哪里慢慢聊聊。”
她用指尖揩去泪痕，双手插回大衣袋：“……谢谢。老是麻烦你，真对不起。”
“不该你道歉，出错的是我。”
那天夜里我们就这样分别了。我一个人坐在椅上没动，点燃最后一支烟，把空烟盒扔进垃圾箱。钟已快十二点了。
我注意到那天夜里犯下的第二个错误，已是九个小时以后的事了。那实在是愚蠢透顶、彻底致命的过失：我竟把写有她电话号码的火柴盒连同空烟盒一起扔掉了。我四处找得好苦，但无论临时工名册还是电话簿上，都没有她的电话号码。问大学的学生科也没问出名堂。那以后我再没见到她。
她是我遇上的第二个中国人。

“不看百科事典？”
“那个嘛，有的话倒也会看的。”我说。可眼下我住的房间连放那玩艺儿的空位都没有。
“老实说，我正到处兜售百科事典。”他说。
刚才占据我心田一半的对他的好奇心倏然消失。原来如此，他在卖百科事典。我喝一口已经变凉的咖啡，尽可能小声地把杯子放回碟子。
“想要是想要，有了还是好的。遗憾的是眼下没钱，真正一文不名。一大堆债，刚开始还。”
“喂喂，算了算了！”他说，并摇了下头，“又不是向你推销百科事典。我也穷得和你半斤对八两，但还不至于沦落到那步田地。况且说实在的，我大可不必向日本人兜售的，这是规定。”
“日本人？”我问。
“对，我是专门找中国人，只向中国人卖百科事典。用电话簿把东京都内中国人挑出来列成表，然后一户户登门拜访。谁想出来的不知道，但这办法实在高明。销路也不坏。按响门铃，道一声您好，递上名片自我介绍，简单得很。往下靠的就是所谓同胞情谊，事情很快就谈成了。”
有什么东西突然叩击我脑袋里的键。
“想起来了！”我说。
是我上高中时认识的中国人。
“不可思议啊！自己现在也闹不清，到底是因为什么才落到沿街向中国人推销百科事典这个地步的。”他一副客观叙述的口气，“当然喽，细节一个个想得起来，但看不清全貌。而意识到时，早已成了这个样子。”
我和他不曾同班，个人之间也没怎么亲密交谈过，不过是朋友的朋友那种程度的交往而已。但依我的记忆，他并非干百科事典推销员的那个类型。教养不差，成绩也应在我之上，在女孩子里想来也有人缘。
“这样那样有好多事情，不过都那么啰嗦那么黯淡那么乏味，肯定不听为好。”他这样说道。
我没办法回答，便缄口不语。
“也不全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他说，“很多糟糕事凑在了一起，但原因终归在我身上。”
这时间里，我使劲回想高中时代的他，但想出来的异常模糊。似乎有一次坐在谁家厨房餐桌旁一起边喝啤酒边谈音乐。大概是一个夏日的午后。可这也很依稀，像是一段早已遗忘的旧梦。
“为什么跟你打招呼呢？”他自己问自己似的说，用手指来回转动桌上的打火机。“不管怎么说是打扰了吧？对不起啊！不过遇上你怪亲切的，倒也不是说哪一点感到亲切。”
“哪里谈得上打扰。”我说。这是真心话。作为我也不明所以地觉得亲切，很有些不可思议。
我们沉默片刻，因不知再说什么好，于是我吸剩下的烟，喝剩下的咖啡。
“好了，该动身了。”他边说边把烟和打火机揣进衣袋，椅子稍往后拉了拉，“也偷不成多少懒的，还有很多地方要去推销。”
“有小册子？”我问。
“小册子？”
“介绍百科事典的。”
“噢，”他有点恍惚地说，“现在没带，想看？”
“想看。单纯出于好奇心。”
“那，寄到你家去好了。住址可以告诉我？”
我从手册上撕下一页，写下住址给他。他看了一眼，工工整整地折为四折，放进名片夹内。
“事典相当可观。不是自己卖才这么说，的确出得好，彩色照片也多。肯定有用。我也偶尔拿在手上啪啦啦翻上几页，足可解闷。”
“几年以后买说不清，但手头宽裕了或许会买的。”
“那自然好。”他嘴角上再次浮起竞选宣传画般的微笑，“想必有那一天的。只是，那时候我怕早跟百科事典不相干了。中国人家庭大致转完之后，往下就没事可干了。干什么呢？接着怕是专门劝中国人加入平安保险，或者去推销墓石。也罢，反正总有什么可卖吧。”
当时我想对他说句什么，因我想恐怕再难见到他了。我想对他说的是有关中国人的，却又未能弄清到底想说什么。结果我什么也没说，说出的只是普通的分手套话。
即使现在，怕也还是什么也说不出，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