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来了，宋代宫城之所以格局不够开阔，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宋朝的君主，不管是明君还是昏君，都对拆迁民居的事情颇为顾忌，不敢放开手脚大拆大建。
那么，为什么贵为天子都不大敢搞拆迁呢？我不相信赵宋皇帝个个都长着菩萨心肠，都会“言念赤子，为之恻然”；但宋朝以儒立国，受儒家仁政理想的影响甚深，我认为当时朝野上下有一种共识：夺民私产、逼民搬迁，是很不体面、很不道德的事情。这种共识经过培育、累积，形成为一种无形却时时可感知的风气，让皇帝在展开拆迁图纸的时候感受到强大的道德压力，不得不有所节制。
即使皇帝心理强悍，执意要扩建宫城，拆迁人居，也未必能过士大夫这一关。宋代已发展出严密、丝丝入扣的君臣分权制衡制度，君主不加节制的大兴土木之举，通常会为执政的士大夫集团抗议、阻挠。
来看一个例子，宋仁宗继位时，因为年幼，由章献太后垂帘听政。天圣八年（1030年），玉清昭应宫发生火灾，几乎烧成灰烬，章献太后向大臣哭诉说：“先帝竭力成此宫，一夕延燎几尽，惟一二小殿存尔。”大臣都听出太后的意思，是想重修玉清宫。宰相吕夷简反对，说上天的惩戒如此，万不可重修。给事中范雍说得更为激烈：“这玉清宫还不如烧光了。如因其所存，又将葺之，则民不堪命。”另一位宰相王曾也反对重建玉清宫。太后只能息了念头，只是将烧剩的两殿略为修葺。直到二十五年后，才增建另两殿。
市井民间的繁荣，恰恰正是以国家权力的节制为前提条件的。这个道理，一千年前的赵宋君主已经明白了。
据《北窗炙輠录》记载，一日深夜，宋仁宗“在宫中闻丝竹歌笑之声，问曰：‘此何处作乐？’宫人曰：‘此民间酒楼作乐处。’宫人因曰：‘官家（指皇帝）且听，外间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曰：‘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古人能明白，今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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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一个稳定的社会，除了权力制衡和立法，“社会共识”的价值也不可小看。擦亮历史这面镜子，看看昔时明月能否照得到今天？
P.S 在今人描述中，提到宋朝时，常常离不开“积弱”、“屈辱”这样的词汇。正因如此，“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宋朝”这个系列，更有必要重点推荐。（emily）

宋朝的拆迁补偿

我在一篇谈宋朝拆迁故事的文章中，说到宋代的君主由于不敢大肆拆毁人居，在皇城扩建方面显得比较克制，所以宋代的宫城，是历代统一王朝中最为“寒碜”的。当然，宋代还是有拆迁的，出于建设某项公共工程之需，比如扩展街道、修筑城墙，都免不了要拆移商民的住宅与商铺。如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十二月，宋真宗曾令开封府“毁撤京城民舍之侵街者”，即将侵占街道的违章建筑拆掉，不过因为当时“方属严冬，宜俟春月”，又下诏暂停了拆迁。
那么宋代的拆迁有没有补偿呢？有的。中国自古承认私有物权，拆迁作为对私有物业的征用，当然必须作出等价的补偿。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正月，因为要开挖汴梁新城四面壕沟，不得不“移毁公私舍屋土田”，朝廷便委任了一个叫做杨景略的官员，专门负责补偿工作，对土地被征用的民户，“估值给之，或还以官地”；被拆迁的民坟、寺舍，则由政府“拨移修盖”。
从这次拆迁记录可以看出，当时宋政府对拆迁户的补偿，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实物补偿，即由政府另拨给官地、或者另造房屋；一种是货币补偿，“估值给之”，即按照房地产的市场价，给予赔偿。但具体赔偿多少钱，史料没有记录。
不过，元丰六年润六月的另一次拆迁，则留下了政府补偿标准的记载——当时开封府搞了一次大规模的市容市貌整顿，按规划，城墙内三十步范围的官私建筑物都要拆迁，以便留出足够的城市公共空间。负责拆迁工程的是开封府的推官祖无颇。他统计了工程所涉及的拆迁户数目，并一户一户参验地（房）契，再根据当时开封府的房地产价格，计算出被拆迁物业的估值，总共有“百姓屋地百三十家，计值二万二千六百缗”。算下来，平均每户可获得政府补偿170多贯钱。朝廷批准了这个拆迁补偿标准，由户部拨款支付。
每户170多贯钱的补偿到底是多是少？以北宋时期铜钱对大米的购买力折算，大致相当于今日10多万人民币。以当时开封的物价，繁华地段“寸土寸金”，170多贯钱肯定买不了一间象样点的房子。但这次拆迁的房屋都在城墙附近，属于偏僻之地，房价毫无疑问要远低于市中心，每户170多贯钱的补偿是参照时价计算出来的，应该说是合理的。北宋前期，在开封府下辖的中牟县，100贯钱就可以购买到一套很好的住宅。
上面说的乃是北宋的拆迁补偿标准，我们再来看南宋的拆迁补偿。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六月，由于“皇城东南一带，未有外城”，宋高宗命令“临安府计度工料，候农隙日修筑”。高宗说，需要多少钱，临安府请先做个预算出来，报给尚书省，从皇室的内藏钱中拨款；尽量不要拆迁“民间屋宇”，如有拆迁，务必“措置优恤”。
当时负责拆迁补偿的官员叫做张偁，负责筑城工程的官员叫杨存中。七月份，杨存中向皇帝呈交了一个报告，大意是说：根据筑城图纸，臣等做了实地勘察、测量，划定了建设路线，现在要修筑城墙的地方，十之八九是官府的“营寨教场”，只有少数“居民零碎小屋”需要拆迁。等筑城完工后，“即修盖屋宇，依旧给还民户居住”。高宗同意了这个筑城方案。
张偁也向皇帝报告了拆迁补偿措施：“所有合拆移之家”，如果是业主，则在附近官地中拨给一块同等面积的宅基地；如果是租户，则由政府盖造公寓，“仍依原间数拨赁”；新城内外，只要是“不碍道路”的屋宇，则“依旧存留”。此外，政府对所有的拆迁户，都补偿“拆移搬家钱”，业主每一间房补贴十贯钱；租户则减半，每间房五贯钱，另外五贯钱给业主。这个拆迁补偿方案，高宗皇帝也批准了，“出榜晓谕，候见实数支给”，即禁止经手的官吏克扣补偿款。按南宋初的物价，十贯钱，刚好可以在临安府建造一间民房。应该说，这个补偿标准，不算高，但还属于合理范围。
值得指出的是，租户也能够获得一半“拆移搬家钱”，表明政府对租户权益的重视。在宋代，由于商品经济、市场交易的发达，私人物权已经发展出多个可相分离的层次，比如一个房屋的物权，可以分为所有权、占有权、用益权、典权等等。租户能够获得赔偿，说明独立的用益物权是得到政府承认的。
从宋代的拆迁补偿来看，我们大致可以说，宋人的私有物权显然是得到政府的尊重的。更难能可贵的是发生在北宋雍熙三年（986年）的一桩事：宋太宗“欲广宫城，诏殿前指挥使刘延翰等经度之，以居民多不欲徙，遂罢”。一个尊重民间私有产权的大宋，才是值得我们怀念的。

听见郭德纲讲大宋拆迁补偿，搜一下看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