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的正统学说被挽救下来，可它也因此失却了生气，它不再是一股统一的力量，两派势力分道扬镳，而社会主义一支发展尤为迅速。最后新的共产国际成立起来(1889)，并一直存在到战争爆发。关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前景问题不好妄加预测，尽管国际观念似乎已羽翼渐丰，战争结束后说不定仍然需要它过去在社会主义国际大会中所找到的那种表现手段呢。这时巴枯宁的身体完全垮了，除了几次短暂的出行外，他一直隐退家中，直到1876年去世。
与马克思不同，巴枯宁的一生风暴迭起。每一次反抗政府的行动总能得到他的同情，在支持这些行动时他从来不计较个人安危。他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而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其个性魅力对一些重要人物的影响而体现出来的。他的著述也像他的生活一样与马克思的著述大不相同。他写的东西没有什么条理，大都是即兴而作，除了一些谈论当时的政治情况的篇章外，一般是抽象的和形而上学的。
他从不面对经济事实，而通常是一头扎进理论和形而上学的领域。和马克思相比，一当他从这些领域脱身出来，他更要受制于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而不相信经济因素是决定性的。他赞扬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可他仍然从国家的角度思考问题。他的篇幅最大的著作《鞭笞统治的日尔曼帝国和社会革命》主要就是谈论普法战争后期法国的形势以及抵抗日尔曼帝国主义的措施。他的多数著作都是在每两次起义之间的间隔期内仓促写成的。他的文字的杂乱无序倒也真有点无政府主义的味儿。他最著名的著作是、《上帝与国家》，而这不过是其思想的残篇断章，连书名也是编者加的。在这部著作中他表明对上帝的信仰和对国家的信仰乃是人类自由的两大障碍。以下段落可代表这一著作的风格。
国家并不是社会，而只是它的一个既残暴又抽象的形式。它在每一国度中生来就是暴力、抢劫、盗窃，亦即战争和征服同各民族的宗教狂热所创造的诸神相结合的产物。从产生那天起直至今日都是对残酷的暴力和随处可见的不平等现象的神圣化身。国家就是权威，就是暴力，就是炫耀暴力，迷恋暴力：它高高在上，唯我独尊；它从不屑于规劝臣民……甚至在它推行善道时，它也会毁了善本身，这正因为它在推行善，正因为每一推行都将激起自由的合法反抗；因为从真正的道德观点看，以人道(当然不是从神道来看，从人类的尊严和自由来看，善一旦被推行就变成了恶。自由、道德和人类的尊严恰恰在于人们行善不是因为善被推行而是因为人们向往它、盼望它、热爱它。
我们在巴枯宁的著作中找不到一幅他所向往的社会的清晰图画，也找不到任何证明这一社会将稳固存在的论证。若想了解无政府主义，我们必须转向他的继承人，特别是克鲁泡特金–像他一样的一位熟悉欧洲各牢狱的俄国贵族，也像他一样的一个虽信奉国际主义却对德国人满怀仇恨的无政府主义者。
克鲁泡特金的大部分著作是研究生产技术问题的。在《田地、工厂和作坊》与《面包的掠取》这两篇著作里，他力图证明，如果生产要注意科学并组织更合理些，只需要付出少量的愉快劳作就足以维持全体人民的舒适生活。即使考虑到他很可能多少夸大了我们目前的科学知道所能做到的事情，也不得不承认他的看法包含很多真理成分。在对生产问题的论述中，他显示出他已找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文明与进步同平等并不相矛盾，那么平等必然不应该包含以长时间的痛苦劳动来换取仅能维持生计的必需品，因为一旦没有闲暇时间，艺术和科学就不复存在，所有的进步也都无从谈起了。有些人以此为基础提出的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反对意见，如果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可能性来看，是站不住脚的。克鲁泡特金理想中的生产体制，无论是可能的还是不可能的，都需要在现有水平上对生产方式进行大的改进。他要求彻底废除工资制度，这不光指像多数社会主义者设想的那样，不是概括实际完成的工作量而是根据劳动意愿支付报酬，而且更重要的是指：劳动不再成为义务，全体人民平均分配劳动产品。克鲁泡特金的看法是建立在使劳动变为享受这种可能性上的；他认为在他预想的社会里，实际上每个人都宁愿劳动而不愿无所事事，因为劳动将不再意味着过度劳累或奴役，也不再意味着工业化所带来的专门化，而仅仅是每天几小时的愉快活动，人们正好借机发泄一下自发的建设性的冲动。这里没有强迫，没有法律，没有施展暴力的政府；不过仍有社会的统一行为，只是这些作为都是经过一致同意而做出的，不存在对哪怕是最少最少人的胁迫。我们将在以后的一章里探讨这种理想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克鲁泡特金的理想是极富说服力和吸引力的。
与马克思不同，巴枯宁的一生风暴迭起。每一次反抗政府的行动总能得到他的同情，在支持这些行动时他从来不计较个人安危。他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而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其个性魅力对一些重要人物的影响而体现出来的。他的著述也像他的生活一样与马克思的著述大不相同。他写的东西没有什么条理，大都是即兴而作，除了一些谈论当时的政治情况的篇章外，一般是抽象的和形而上学的。
他从不面对经济事实，而通常是一头扎进理论和形而上学的领域。和马克思相比，一当他从这些领域脱身出来，他更要受制于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而不相信经济因素是决定性的。他赞扬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可他仍然从国家的角度思考问题。他的篇幅最大的著作《鞭笞统治的日尔曼帝国和社会革命》主要就是谈论普法战争后期法国的形势以及抵抗日尔曼帝国主义的措施。他的多数著作都是在每两次起义之间的间隔期内仓促写成的。他的文字的杂乱无序倒也真有点无政府主义的味儿。他最著名的著作是、《上帝与国家》，而这不过是其思想的残篇断章，连书名也是编者加的。在这部著作中他表明对上帝的信仰和对国家的信仰乃是人类自由的两大障碍。以下段落可代表这一著作的风格。
国家并不是社会，而只是它的一个既残暴又抽象的形式。它在每一国度中生来就是暴力、抢劫、盗窃，亦即战争和征服同各民族的宗教狂热所创造的诸神相结合的产物。从产生那天起直至今日都是对残酷的暴力和随处可见的不平等现象的神圣化身。国家就是权威，就是暴力，就是炫耀暴力，迷恋暴力：它高高在上，唯我独尊；它从不屑于规劝臣民……甚至在它推行善道时，它也会毁了善本身，这正因为它在推行善，正因为每一推行都将激起自由的合法反抗；因为从真正的道德观点看，以人道(当然不是从神道来看，从人类的尊严和自由来看，善一旦被推行就变成了恶。自由、道德和人类的尊严恰恰在于人们行善不是因为善被推行而是因为人们向往它、盼望它、热爱它。
我们在巴枯宁的著作中找不到一幅他所向往的社会的清晰图画，也找不到任何证明这一社会将稳固存在的论证。若想了解无政府主义，我们必须转向他的继承人，特别是克鲁泡特金–像他一样的一位熟悉欧洲各牢狱的俄国贵族，也像他一样的一个虽信奉国际主义却对德国人满怀仇恨的无政府主义者。
克鲁泡特金的大部分著作是研究生产技术问题的。在《田地、工厂和作坊》与《面包的掠取》这两篇著作里，他力图证明，如果生产要注意科学并组织更合理些，只需要付出少量的愉快劳作就足以维持全体人民的舒适生活。即使考虑到他很可能多少夸大了我们目前的科学知道所能做到的事情，也不得不承认他的看法包含很多真理成分。在对生产问题的论述中，他显示出他已找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文明与进步同平等并不相矛盾，那么平等必然不应该包含以长时间的痛苦劳动来换取仅能维持生计的必需品，因为一旦没有闲暇时间，艺术和科学就不复存在，所有的进步也都无从谈起了。有些人以此为基础提出的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反对意见，如果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可能性来看，是站不住脚的。克鲁泡特金理想中的生产体制，无论是可能的还是不可能的，都需要在现有水平上对生产方式进行大的改进。他要求彻底废除工资制度，这不光指像多数社会主义者设想的那样，不是概括实际完成的工作量而是根据劳动意愿支付报酬，而且更重要的是指：劳动不再成为义务，全体人民平均分配劳动产品。克鲁泡特金的看法是建立在使劳动变为享受这种可能性上的；他认为在他预想的社会里，实际上每个人都宁愿劳动而不愿无所事事，因为劳动将不再意味着过度劳累或奴役，也不再意味着工业化所带来的专门化，而仅仅是每天几小时的愉快活动，人们正好借机发泄一下自发的建设性的冲动。这里没有强迫，没有法律，没有施展暴力的政府；不过仍有社会的统一行为，只是这些作为都是经过一致同意而做出的，不存在对哪怕是最少最少人的胁迫。我们将在以后的一章里探讨这种理想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克鲁泡特金的理想是极富说服力和吸引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