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科学主义,科学派:
与玄学派力主划清科学与哲学之间的界限不同,以丁文江、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派则强调科学与哲学的联系。然而,科学派对科学和哲学统一性的肯定,其前提是科学的泛化与实证论化,。这种出发点,使科学派常常从确认科学与哲学的联系,引向哲学的科学化,在对人生观进行阐释时,这一倾向表现得尤为明显。通观丁文江在"科玄论战"中的言论,可以看出他一方面主张科学万能,要取消玄学。他认为,说科学是万能的,不是说科学的材料和科学的结论是万能的,而是指科学的方法在各个领域都是普遍适用的。既然科学方法是万能的,因此,只要将科学方法应用于人生问题,科学的人生观就是可能的。另一方面,丁文江又认为科学的性质是"存疑的唯心论",从而给玄学留下地盘。"科玄论战"中科学派的主张从两个方面影响了后来的自由主义西化派文化哲学的发展。一方面,他们的科学方法泛化的主张,使得他们在处理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关系问题时,夸大了文化的时代性,从而导致全盘西化的立场。从胡适的全盘西化到第二代自由主义的重要代表殷海光的西化论,即是明证。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胡适辈的科学主义立场受到了后继的自由主义新生代的批评。从中国文化发展的背景来看,现代中国的科学主义,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崩溃,使那些曾经浸淫其中的人们产生了剧烈的焦虑与不安,所以急需一项确定的信仰来消除他们的焦虑与不安,这是中国"科学主义"兴起的主要因素。林毓生特别提到胡适。过分渲染的"科学主义"是把科学当作宗教来崇拜,从而导致"科玄论战"的结果,是流行的科学主义对科学保持的形象,不但未能提供对科学的本质及其方法更切实的领悟与理解所需的资源;相反地,它剥夺了中国公众获得这项领悟与理解的机会。林毓生对"科学主义"兴起的原因的分析应该说是非常深刻的,他所揭示的科学派与玄学是在同一架构中思维的现象的确是存在的,但是,他对"科学主义"后果的分析,有夸大的成分。因为按照他的说法必然遮蔽科学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高举的"科学大旗的维护的积极作用。事实上,在当时中国科学十分落后、封建主义文化非常盛行的情况下,科学派反对玄学派贬低科学的方法,提倡"玄学"或"新宋学",而主张"科学的人生观",无疑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的思想启蒙,这也是科学派在这场论战中所以能得到广大知识青年支持或同情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