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大荒西经》说 :“有鱼偏枯 ,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 ,天乃大水泉 ,蛇乃化为鱼 ,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关于颛顼死而复苏、化为鱼妇的神话 ,历来学者多有不同解说。郭璞注把它与后稷神话相联系 :“《淮南子》曰 :‘后稷龙在建木西，其人死复苏，其中为鱼。’

作为第三代蜀王的鱼凫族，源于岷山，族属为氐族。鱼凫族以崇拜神鱼而得名，而神鱼的原型就是《山海经》所载柢山之上的鯥鱼。鯥鱼的神化形式就是龙鱼或鳖鱼，而鳖鱼也是同样源出岷山的鲧禹族的图腾。鱼凫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三星堆文化，达到了古蜀文明的巅峰时期，留下了大量精美绝伦的文物和部族活动的地名。但是历来作为鱼凫族东来说证据的文物鸟头柄勺和地名鱼复，从目前的证据来看，很难归属于鱼凫，因此鱼凫族东来说难以成立。
鱼凫继蚕丛、柏濩（灌）而王，是为第三代蜀王。鱼凫，《太平御览》卷一六六引《蜀王本纪》前作“鱼易”，后作“鱼尾”，显然是形近而误。
《太平御览》卷八八八引扬雄《蜀王本纪》云：“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王猎至湔山，便仙去。今庙祀之于湔。”《华阳国志·蜀志》云：“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
从上述记载来看，鱼凫王田猎于湔山的时候，便升仙而去。蜀国人十分想念他，还在湔山建祠祭祀这位蜀王。湔山即汉绵虒玉垒山，湔水所出，所谓从湔山升仙而去，是一种隐喻的表达，学者认为是“说明鱼凫兴起于此，亦退保于此”。
这样看来，鱼凫族和蚕丛、柏灌族一样，都是来源于成都西北的岷山山区。《李太白集分类补注》卷三杨齐贤注引《成都记》云：“蚕丛之后有柏灌，柏灌之后有鱼凫，皆蚕丛之子。鱼凫治导江县，尝猎湔山，得道，乘虎而去。”径直将柏灌和鱼凫看作蚕丛的后代，虽然与史实不合，但多少也透露出三者的一些共同性来。他们都是源起岷山，而后入主成都平原，最后退居岷山。同时他们都是氐羌族系，先后都建都于瞿上（即三星堆）。
对于鱼凫名义的理解，向来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将“鱼”和“凫”分开来解释，
鱼凫，其名由“鱼”和“凫”两个名词组成。“凫”字如前所述，即蒲卑之“蒲”，也就是一种水鸟。《尔雅·释鸟》说：“舒凫，鹜。”晋郭璞解释说：“鸭也。”实际上，凫字的意义并不像郭璞解释的那样狭窄，凫在先秦时乃是包括了鸭在内的一类鸟的名称。《诗·大雅·凫鹥》有“凫鹥在径”的句子，“鹥”字，毛《传》和《说文·鸟部》都释为“凫属”。可知凫也包括了鹥在内。然而，鹥在先秦时又是凤凰的别名。《楚辞·离骚》有“驷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风余上征”的句子，王逸注道：“鹥，凤凰别名也。”《山海经·海内经》也说：“有五采之鸟，飞蔽一乡，名曰鹥鸟。”这样，凫鹥不仅是实有的水鸟之名，而且也是虚幻的神鸟之名了。按鹥字本与“乙”、“鳦”、“益”字古音相近，前人早就指出，乙、鳦均义为玄鸟，也就是燕子。鱼凫这一族名以鸟作为其中的组成部分，并且这种鸟或以为是水鸟，或以为是凤凰，还有可能是燕子，这些又大都与前述蒲卑氏的祖神望帝杜宇的形象相似（杜宇即子雟，又名雟周、燕燕、鳦）。因此，很可能鱼凫一族中的凫氏，也就是蒲卑族，它是一个以凫为自己祖神形象的氏族。至于“鱼”字，应为《说文·鱼部》的所谓“水虫也”，也就是“鳞介之属”的总称，它应是一个以鱼为自己祖神形象的氏族。如此看来，所谓鱼凫应是由鱼氏和凫氏两个氏族所组成的古族的称号。
鱼凫，可分释为鱼和凫。结合出土铜人的体质特征看，鱼和凫应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民族。鱼、凫的结合，实际上应是以鱼为始祖神崇拜的民族和以凫为始祖神崇拜的民族组成的部落联盟。


另外一种看法是将鱼凫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认为鱼凫就是善于捕鱼的鸬鹚。《四川古代史稿》说：
三星堆遗址所出土的陶器中有一种“鸟首形器柄”颇引人注意。都是在第二期以后的文化层中发现的，没有完整器形，只存棒形器柄，柄端形如鸟头，喙长而带钩，其形象与巴蜀铜兵器（戈、矛、剑）上的鸟首图案颇为相似。这种鸟首图案就是被艺术化了的鸬鹚，鸬鹚俗称鱼老鸦，也就是鱼凫，它可能是一种图腾象征。
关于鱼凫——鸬鹚，《尔雅·释鱼》郭注曰：“鸬鹚，咀头曲如钩，食鱼。”明朝徐芳有《鹚说》曰：“鹚，水鸟，状类凫而健喙者也，善捕鱼。河上人多畜之，载以小桴，至水渟洑鱼所聚处，辄驱之入。鹚见鱼，深没疾捕，小者衔之以出，大者力不胜，则碎其羽，呼类共博，必噎之乃已。而渔人先以小环束其颈间，其大者既不可食，得之则攫去；小者虽已咽之环束处，鲠不可下，渔人又辄提而捋之，鱼累累自喉间出。至楞极乃消（稍）以一二饲之，而又驱之。”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六亦曰：“蜀人临水居者，皆养鸬鹚，绳系其颈，使之捕鱼，得鱼则倒提出之，至今如此。”正是由于这部分巴人以役使鱼凫捕鱼为特色而异于其他部族的巴人，故获得鱼凫族（实应称巴人鱼凫部）之称。
我们认为这两种看法都难以成立。鱼凫作为一个氏族名，却被分开来解释为由鱼氏和凫氏结合而来，这种命名方式，我们不但在蚕丛、柏濩、杜宇、鳖灵等巴蜀氏族名号中找不到相似的例证，就是在我国上古时期的其他氏族名号中也难以找到同样的例证。因此，学者在凫字的解释上游移不定，“或以为是水鸟，或以为是凤凰，还有可能是燕子”，让人难以适从，就是因为这种分释的方法本身就站不住脚。将鱼凫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本身是正确的，但将鱼凫和鸬鹚划上等号却缺乏文献证据。
考虑到鱼凫一词，鱼字始终不变，而凫字多有异写，我们认为鱼凫是一个与鱼关系密切的部族。鱼凫可能是鱼的缓读，或者说凫字是个没有实义的词缀。总之，鱼凫和鸟没有任何关系。这从我们下面的论述中就可以看出来。
我们前面说过，鱼凫族是源于岷山地区的一支部族，而这一地区古为氐羌聚居之地，因此早就有学者将鱼凫和《山海经》中人面鱼身的氐人国联系起来，认为鱼凫族是氐族的一支。
《山海经·海内南经》云：“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郭璞注：“尽胸以上人，胸以下鱼也。”《山海经·大荒西经》云：“有互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郭注：“人面鱼身。”郝懿行疏：“互人国即《海内南经》氐人国，氐、互二字，盖以形近而讹，以俗氐正作互字也。”均校改互为氐。因此互人之国就是氐人国。
氐人国在建木之西，建木在都广之野，都广之野在昆仑之上。而建木和昆仑都是古人所认为的连接天地之间的天梯，因此生活在这里的氐人“能上下于天”。
《山海经》紧接着互（氐）人之国的就是“鱼妇”，《大荒西经》云：“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郭璞注：“《淮南子》曰：‘后稷龙在建木西，其人死复苏，其中为鱼。’盖谓此也。”后稷垄在建木西，其人死复苏，其半鱼在其间。故郭注龙当为垄，中当为半，并字形之讹也。宋本、明《藏》本中正作半。据经文之意，鱼妇当即颛顼之所化。其所以称为‘鱼妇’者，或以其因风起泉涌、蛇化为鱼之机，得鱼与之合体而复苏，半体仍为人躯，半体已化为鱼，故称‘鱼妇’也。后稷死复苏，亦称‘其半鱼在其间’，知古固有此类奇闻异说流播民间也。”
从注文中我们可以知道，鱼妇为颛顼所化，即指鱼妇为颛顼的后裔，所化作的形体和氐人国完全一样，都是半人半鱼的形象。鱼妇所在，从它紧接互（氐）人之国来看，应该和氐人国相邻。而且郭璞引《淮南子》后稷垄来作注，显然以为二者为一。后稷垄从《淮南子》来看，是在建木西。据《山海经·海内经》云：“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则后稷葬在都广之野。《海内西经》又云：“后稷之葬，山水环之。在氐国西。”因此后稷之葬（垄）或说在建木西，或说在都广之野，或说在氐（人）国西，实际上都是指的同一个地方，就是昆仑。因此鱼妇所在和氐人国一样，都在岷山地区。


我们认为，以上对鸟头形器物的渊源的考察和如何传播进入川西平原的推测无疑都是正确的，但将这种器物和鱼凫联系在一起，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一样，缺乏证据。简言之，鱼凫族崇拜的是神鱼，鸟头形器物并不等于鱼凫。
三星堆遗址中所出土的鸟头把勺来源于鄂西、川东，表明了三星堆文化吸收了鄂西、川东的地域文化。这种文化的吸收，是否就一定意味着巴人的西迁呢？我看未必。众所周知，三星堆青铜文化中包含着一定的古代西亚文明的因素，但我们并不能得出古代西亚人曾迁徙到达三星堆的结论。当然，文化的交流与融摄，关系相当复杂，正如我们不能肯定巴人西迁到达三星堆一样，我们也不能否定这种可能性的存在。退一步讲，即使巴人西迁到达三星堆，并带来了鸟头把勺这种器物类型，我们也不能得出这支巴人就是三星堆文化的主体创造者。因为鸟头把勺相比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众多金器、铜器来说，其地位、重要性无疑都难以相提并论，它们只能是处于从属的地位。我们认为，创造三星堆文化的主体民族是来源于岷山的鱼凫族，其代表性器物就是青铜大立人和金杖。




三星堆一号祭祀坑曾出土一长142、直径2.3厘米的金杖（K1:1），“杖的上端有46厘米长的一段平雕纹饰图案。图案分三组，最下一组为两个前后对称的人头，人头戴冠，耳垂饰三角形耳坠，人头前后上下各有两周线纹，人头间用勾云形纹饰相隔。上面的两组图案相同：下方为两背相对的鸟，上方为两背相对的鱼，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压有一穗形叶柄。”所谓穗形叶柄，早有学者指出实际上是箭。
对于金杖上图案的阐释，可谓众说纷纭，不同的解释多达十余种。虽然诸说颇多差异，但有代表性的看法我们认为有两种。一种认为金杖上的人头、鱼、鸟图案，是鱼凫王的合成形象，林向先生更是直接将金杖图案读作鱼（鱼的形象）、凫（鸟的形象）、王（人头的形象）三个字，段渝先生在《玉垒浮云变古今——古代的蜀国》中认为林先生的解释“尤为确切”。可是段先生在同一书中的前面，自己却给出了另外一种解释：
金杖上的人头图案，头载（戴）五齿高冠，耳垂三角形耳坠，与二号祭祀坑所出蜀王形象造型——青铜大立人相同，表明杖身所刻人头代表着蜀王及其权力。鱼、鸟图案的意义在于，鱼能潜渊，鸟能登天，它们是蜀王的通神之物，具有龙的神化般功能。而能够上天入地，交通于神人之间的使者，正是蜀王自身。所以，金杖不仅仅是一具王杖，同时也是一具神杖，是用以沟通天地人神的工具和法器。……金杖的含义还不止于此。杖用纯金皮包卷，而黄金自古视为稀世珍宝，其价值远在青铜、玉石之上。因此使用黄金制成权杖，又表现出对社会财富的占有，象征着经济上的垄断权力。所以说，三星堆金杖有着多种特权复合的象征意义，标志着王权（政治权力）、神权（宗教权力）和财富垄断权（经济权力）。这三种特权的同时具备，集中赋于一杖，就象征着蜀王所居的最高统治地位。


鱼崇拜是傍水而居的部落—部族民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不过,古蜀先民的鱼崇拜却独具特色且显出格外的历史厚重感。有关这支部落—部族民的事迹已被广泛收进许多重要典籍文物与民间传说中,成为追忆蜀地先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文化印记。
一、鱼凫氏及成都平原的开垦
大家知道,在原始社会里,渔猎生产是一大支柱产业,特别是对于地处海边、湖滨、河畔的人们,捕鱼业简直就是第一产业了。即使在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发达起来以后,渔业的地位依然十分重要,而且这种重要性一直延续至今———这是毋须赘言的。
考古工作者曾“在巫山县大溪沟考古发掘中,发现旧、新石器时代的墓葬里,每有大量的鱼骨”。据报道,考古工作者在大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有大溪先民的鱼殉,鱼的“放置部位,是在人骨架胸腹之上的两侧,鱼头向北,尾端含于人骨架口中”。
无独有偶,考古工作者还在渭水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如半坡遗址、北首岭遗址、姜寨遗址等仰韶文化遗址发现10例以上的人面鱼纹彩陶盆。其中半坡遗址的一例为两组图案,每组亦为两个同类型图案,两两对称分布。一组为鱼形图,用简笔勾勒鱼外廓、眼睛及鱼鳞;一组为人面衔鱼图,用简笔描绘人面(呈圆状)。头顶耸三角形高髻或头饰,嘴部衔双鱼。两耳也各置一鱼,呈双鱼衔耳状。
应当说,三峡地区(属长江流域)与渭水地区(属黄河流域)鱼殉的文化意蕴是明显的,这就是中华原始先民在众多图腾崇拜中曾有过鱼图腾崇拜。先民们因为与鱼朝夕相处,且因生产力低下,须得向鱼讨生活,一日三餐都离不开鱼而向鱼套近乎、拉亲情,奉鱼为图腾而敬祀之,以求鱼图腾或鱼神庇护渔业生产的兴旺发达。
长江流域的鱼图腾信仰观念在后来显然为居住于三峡地区的巴人所继承。张勋燎先生指出:“根据大量的材料说明,早期的巴人是以渔猎为主的民族,沿水而居,以船为家”,“战国至西汉初年巴人墓葬,不仅把棺椁作成船形或以船为棺椁,在棺椁中还发现了大量的鱼骨遗存”,“在宗教方面,巴人祭祀用鱼,即使到了他们已经脱离以渔猎为主的状态以后,这种风俗仍然保存了下来”。张勋燎还认为,“巴”就是“鱼”,“古代巴人的以‘巴’名族,这是由于他们在生活中和鱼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而又把‘鱼’读作‘巴’音的特点所致”。
至于黄河流域的鱼图腾崇拜遗存,我们从鲁国(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256年)的国名“鲁”字便知晓了。正如傅道彬先生所识:“古鲁国当是以鱼为图腾崇拜的,‘鲁’字,从鱼从口……根据甲骨卜辞惯例,凡是方国之名如‘虎方’、‘尸方’、‘土方’之类,方多写作‘口’,则鲁字当是‘鱼方’之意。从这里可以断定鲁实际上是一个以鱼为图腾崇拜的大族。”
此外,在渭河流域,
1974年冬至1981年春,陕西省宝鸡市博物馆先后发掘了宝鸡市茹家庄伯及其妻子井姬墓、宝鸡市竹园沟季及其氏族墓地、宝鸡市纸坊头伯墓。纸坊头伯的时代被断定在西周武王前后,竹园沟季为康王、昭王时代,茹家庄伯则为昭王、穆王时代。这证明,西周初期在今天的宝鸡市郊(宝凤隘道北端),曾出现过一个名叫“国”的小国。孙华先生根据其国名从“鱼”,墓葬中又都发现有形象似凫头的铜“旄”以及其他(如尖底罐、尖底盏等器物)类似于广汉中兴遗存的文化面貌,指出:“这个国很可能与蜀鱼凫族之鱼氏有某种关系。”这个推测该是不错的。在此基础上,进而以为,这个国,很可能是商周之际于瞿塘峡西立国的鱼族一支北上游弋渭水平原的结果。
这个鱼族,应是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里指出的在古鱼复县(在今重庆市万州区奉节县)盐碛“依之建国”的鱼族。任乃强先生推论所依据的资料,当是《水经注·江水》里的这么一段记载:
江水又东,迳鱼复县故城南,故鱼国也。《春秋左传》文公十六年,庸与群蛮叛楚,庄王伐之,“七遇皆北。惟裨、鯈、鱼人逐之”,是也。
其实,这支鱼族最初的发生地还不在三峡地区的鱼复县,而是远于千里之外的成都平原。《山海经·大荒西经》说:
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
按《史记·五帝本纪》的说法,颛顼是黄帝之子昌意在蜀地若水娶蜀山氏女所生。另据郭璞引《淮南子·地形》注云:“后稷龙在建木西,其人死复苏,其中为鱼。盖谓此也。”后稷即弃,是帝喾(黄帝后裔)妃子姜嫄踏巨人脚印感孕所生之子,为周始祖。而从《山海经》和《淮南子》所记可以知晓,作为黄帝一脉的颛顼、后稷死后都化做了鱼神(或半人半鱼之神)。这其实就是中华先民的一种以鱼为图腾的图腾神。
比较有趣的是,后稷之葬,是建木西,即成都平原。《山海经·海内西经》说:“后稷之葬,山水环之,在氐国西。”对后稷葬所,郭璞注云:“在广都之野。”“广都”,即“都广”。《华阳国志·蜀志》云:
广都县,郡(指成都)西三十里,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置,有盐井渔田之饶。
而后稷墓葬所毗邻的氐人国,也是一个鱼人国。《山海经·海内南经》说:“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


二、巫臷国和蜀人东进
任乃强先生在其《华阳国志校补图注》里曾提出著名的古羌民族食盐立国论。他认为:人类文化,总是从产盐地方首先发展起来,并随着食盐的生产和运销,扩展其文化领域。文化领域扩展的速度,殆与其地理条件和社会条件是否有利于食盐运销的程度成正比例。起码,在十七世纪以前,整个世界历史,都不能摆脱这三条基本规律。
根据这个理论,任乃强先生指出,最初推动原居住于古康青藏高原的羌人向四方迁徙的动力乃在于盐。羌人居住地拥有丰富的食盐。他们用此去与缺盐地区的原始居民进行以物易物。那些行盐的羌人,既是提高自己生活的人,也是引导氏族—部落过剩人口向外流动的人。行盐能到哪里,人便流动到哪里。羌族之所以能向川边地区、四川盆地、甘南盆地以及汉中盆地等地区推进,便是看准了那些地区缺乏食盐。但是,挟哈羌(原属四川石渠县,今属青海果洛州玛多县)盐从松潘草原循岷江河谷南下的羌人,在气候温暖、适于农耕的成都平原发展成蜀族,并最终扎根立国建都以后,却碰上了一个始料未及的大问题,即成都平原食盐匮乏(李冰穿广都盐井,结束成都平原无盐史,乃是战国末期的事),而哈羌池盐,千山阻隔,万里迢迢,岂但行盐已成为明日黄花,即连自身食盐供给也告结束。不过,蜀国却终于得到发展、昌盛以及延续一两千年,其中的一个重大秘密,就是仰给于巫、巴之盐。
巫、巴指巫臷国与巴国,它们地处以巫溪河谷为中心的三峡地带以及渝东一带。巫溪即今大宁河,它从渝、陕、鄂交界处的大巴山发源,经今巫溪、巫山两县,蜿蜒二百余里,南入长江。大江由巫溪口上溯100里至瞿塘峡口,有源自奉节县的大溪河入江。这大溪口(即瞿塘峡东口)与巫溪口(即巫峡西口)之间的百里地带,河谷开阔,依江傍山,多耕地。它们与巫溪河谷、大溪河谷相连,构成一块小盆地,任乃强先生考为《山海经》里的“巫臷之国”。
浏览巫溪县地图,我们会发现在巫溪流域有不少以“白鹿”命名的地方。原来这里很早就流传着一个白鹿舐盐的美丽传说,说是宝源山麓的盐泉本不为人知,有一天,有一部落民在山中追赶一白鹿至此。那白鹿却突然停止了逃命,如饥似渴地狂舐一泉水渍地。这人趁机捕杀了白鹿,也尝试着去捧饮白鹿所依恋之水,竟咸而回甘,顿长精神。于是便呼引族人就此聚居,与盐泉相伴相生。以后他们又开始伐木煮煎泉水,用所得晶盐向四方居民进行贸易交往,使得该地区得以富庶强大,形成以盐立国的巫臷国。
大致在巴人于渝东立国并发现南、北集渠的水下盐泉(即后来的万州长滩井盐泉)等七处盐泉(时间约在殷末周初之际)之前的长时期内,整个长江中上游沿江地区的食盐供应都仰仗于三峡—巫臷文化带。这之中,由于巫臷国的盐泉产量最大,且最靠近大江,得舟楫之便最多,因而向长江中上游沿江地区供给食盐最力———向西于峡内径达成都平原,向东于峡外直抵云梦盆地(两湖平原)。不仅如此,巫臷国的食盐还通过巫溪上游的若干支流河谷而翻越大巴山,供应汉中、安康和房山、竹山这些汉水支流上的各个河谷盆地。
就殷商时期于三星堆—金沙立国的古蜀人而言,他们大致是从沱江与岷江进入长江,沿江东下至三峡渝东地带,购回巫臷之泉盐。反之,巫臷国和帮助巫臷国贩运泉盐的巴族盐商、船工也正是沿此路线上溯进入成都平原行盐的。长江上游这么一个人口众多、国力强盛的奴隶制大王国,当是吸引盐商们纷纷贩盐西来的大市场。
任乃强先生还根据著名的“巫山神女”神话以及《山海经·海内经》里“太昊(皞)生咸鸟”的记载,提出巫臷族乃羌族东徙的一个支族,形成时期同巫盐的发现与外销时期相当,初时的地域仅限于大溪—巫溪河谷。其时亦与中原的黄帝部落形成时期一致,亦在5000年前。后来巫盐通过夔峡(瞿塘峡)畅销于四川盆地,通过巫峡畅销于云梦盆地以及汉水流域和黔中高原等广阔地区,推动着长江中上游沿江诸部落、部族、古国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而在这个推动过程中,巫臷族自己也相应进入其繁荣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大致在殷末至周初的600年间。巫臷部落—巫臷国大约从公元前3300年开始形成,至春秋中叶衰落消失,约存在二千七八百年之久。


考校的比较有条理，山海经确实是以全球为背景的，而并不是中国大陆。。

@斯巴图的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