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现在生育较少的孩子，是否因为现在养育每一个孩子的花费更高？
现在的人们的确在孩子身上花费更多的金钱，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孩子变得更“昂贵”了。
- 美国和欧洲的少数族裔通常在每个孩子身上花费较少，同时有着较大的家庭规模（养育较多的孩子）。
- 为什么主流族裔不这样做？
- 人们消费大量的奢侈品（例如豪车），这些奢侈品和孩子竞争。为什么不把钱花在养育更多的孩子身上而非购买奢侈品？

质量-数量的权衡：如果养育孩子需要花费更多，那么出于经济考虑，人们会选择养育较少的孩子。
和鸟类控制一窝中卵的数量类似，如果中等规模的家庭可以得到更多的孙子孙女，那么人们可以通过较小的家庭规模来达到最大繁殖成功率。
* Jane Lancaster & Hillard Kaplan在阿尔伯克基（新墨西哥州）的人类研究：
选取的样本中，财富、教育程度、家庭规模、文化都有着很大差异。
结果：
- 富裕的人群没有足够的第三代人数以补偿他们在每个孩子身上的额外投资。
- 贫困的人群（大部分是拉美裔）在每个孩子身上的花费相当少，并且第三代人数较多。
- 在每个财富阶层内，养育较少孩子的人群总是有着较少的第三代人数（平均值）。
结论：这一研究非常典型。人们没有最大化繁殖成功率。
反驳权衡取舍假说的其他例证：
- 人们常抱怨他们的收入过低，也没有时间照顾更多的孩子。
——实际研究和人们的印象有着很大出入：
现在人们比父辈工作时间短；
现在人们的实际收入（real income）比父辈高；
现在人们比父辈有着更多闲暇时间。
男性每周花费1.5小时照顾孩子；女性每周花费5小时。

生育力降低的一种经济学理论：
Gary Becker提出一种和人口转型相关的形式主义经济学解释。
考虑以下观点：
- 和土豆相比，人们更偏爱牛排。
- 但并非所有人都吃得起牛排。
- 因此，和富人相比，穷人购买更多的土豆。
养育孩子可能与之类似：
- 人们愿意在奢侈品上花费更多。
- 但穷人消费不起，因此他们养育孩子作为代替，从而获得比较好的效用。
- 当人们变得更富有，或是奢侈品变得负担得起，个人预算中，奢侈品消费和养育孩子形成竞争关系。
增长的收入导致“劣等商品”的消费量降低。
经济增长提供更多有吸引力的商品，例如卡布奇诺咖啡、BMW等。
进化论的推论：
人们和孩子相比更偏爱卡布奇诺咖啡，因为环境已经改变了。
该理论如何解释全球趋势：
- 工业化造成收入增长，可以承担奢侈品消费。
- 为了购买奢侈品而增加工作时间赚钱，工作抵消了照顾孩子的时间。
但在发展中国家，以上条件均不成立。
这一解释不会引起偏好的改变。我们应当预测，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会生育更多孩子。

另一种假设：经济发展导致文化传递的新模式（new patterns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人类行为中，至少有一部分是从其他人处学习而来。
- 成功的标准（standards of success）
* 人类会模仿在某个领域的成功者的行为，从而使自身更接近成功。
现代化前的农耕社会（Pre-modern agrarian societies）
- 大部分人生活在互相隔离的村庄里，和社会的精英阶层联系很少。
- 精英阶级的声望（Elite prestige）是从前代继承的，而非自己用各种手段获取的。
- 地区声望和大家庭相关联（涉及女性尤为明显）。
现代化的社会（Modernizing societies）
- 素养（Literacy）和城市化（urbanization）引起大量社会契约的出现。
- 现代化经济体为增加财富和声望提供更广大的机会。
- 但是，职位对教育水平有一定的要求，而教育推延了结婚的年龄。
- 对社会地位的竞争导致了标志特定阶层的商品偏好的传播。

亲本和非亲本文化适应（Parental and non-parental enculturation）
如果人们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总是从父母那里学习而来：
通常人类的行为就不会违背基因偏好的形式。
- 由于基因遗传的缘故，后代和前代会有相同的行为路径。
当人们从不是双亲的其他人处接触学习文化，这些观点并非一定能够让学习者从中受益。
由于双亲并非孩子学习的文化的唯一来源，适应不良的文化变异（maladaptive cultural variants）因而得以传播。
- 人们在社会中的不同角色可能对于文化传播有重要作用。
* 现代社会中比较重要的角色可能有：教师、工作中的上级、摇滚明星等。
* 在较小规模的社会中则可能是，战士、政治领袖、巫师等职能。
- 人们在接触不同社会职能时，获得成功的程度也不尽相同。
- 这种相异性受到信仰和价值观的影响。
- 在接触社会不同职能并试图获得成功的过程中，文化变异有传播的倾向。
- 这些文化变异可能常常并不利于适应（maladaptive）。
例如：著名的登山者实际上承担巨大的风险；
成功的专业学者却放弃了家庭幸福。
举例说明这一传播过程：
假设社会上存在两种文化变异：早婚和晚婚；同时存在两种社会职能：家长和教师。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推测出：早婚的人有更大的概率成为家长，而晚婚的人则更可能成为教师。
因此，如果教师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那么晚婚的观点将很容易被传播开来。
迅速的文化适应（rapid cultural adaptation）将导致文化变异（cultural variants）在共同进化（coevolutionary）的竞赛中占得先机。
事实上人类预先采用进化偏见（evolved biases）来优化适应信仰等观点。例如：对死亡的恐惧，对舒适生活的向往，对性满足的渴望等。
但文化变异在自身的传播过程中巧妙处理了这些偏见，从而获得成功。例如：宗教信仰中来世成为现实报应的观点。相信来世可以促进人们的一些行为，哪怕这些行为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具有使人们付诸行动的吸引力。在十字军东征中，最骁勇善战的战士来自两支宗教分支：圣殿骑士（Templars）和医院牧师（Hospitallers）。他们都是禁欲的宗教战士，以在战役中单打独斗的勇气和严明的军纪著称。
这些观点和生育率究竟有怎样的关系？
如果人们从其他非双亲的人们身上学习了人类社会的不同职能和成功的标准，那么生育率降低可以通过文化传播解释。
- 媒体对人类生活方式和消费的影响。
文化传播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人口转型发生在现代化之前，并且正在向越来越低的发展水平传播。
为什么欧洲的一些地区在降低死亡率之前，或是现代经济学发展之前，生育率就已经降低了。

一些额外的案例：
重浸派教徒（Anabaptist）群体经济非常繁荣，但尚未开始人口转型的过程。
· 哈特派信徒（Hutterites）：
- 主要聚居在加拿大西部的萨斯喀彻温省（Saskatchewan）。
- 经营现代机械化的大农场。
· 孟诺教派信徒（Amish）：
- 主要聚居在宾夕法尼亚。
- 较少机械化的家庭农场。
这两个族群的共同点：
- 经济非常发达。
- 拒绝现代的各种小配件和便利设施。
- 避免或最小化公共教育。
- 避免和非重浸派教徒的接触交流。
- 非常高的生育率。
重浸派教徒有着很高生育率，可能反映出文化传播的非现代模式（non-modern pattern）。
他们和现代经济部门的接触很有限：
和著名的职业人员之间没有交流；没有消费诱惑。
社群内部有声望的职能和高生育率并不构成竞争关系。
有声望的职能不接受女性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