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群《百家讲坛》讲李斯：小错不断，大错照犯。_孙立群吧

我对李斯的感受，应该和大多人都不一样。不为别的，我写这位仁兄写了一年多（请见鄙人《流血的仕途·李斯与秦帝国》一书》，而且还在继续写，没有激情也有了感情。听说百家讲坛也在讲李斯，一开始，没看，不想被别人影响了自己的思路。但是，也有热心网友不断提起，说有孙立群教授在电视高头讲李斯，问我看了没，有什么想法，觉得讲得如何什么的。

不管如何 ,后来还是在网上找了孙先生讲座的视频，看了孙先生的前两讲——从政之路和力谏逐客，发现自己的担心其实多余。孙先生的讲座，并没有强大到可以影响我的思路。反而，我认为，我应该“影响”一下孙先生的思路才对。

李斯应该怎么写，我大概是知道的。李斯应该怎么讲，我并不知道，但是至少，孙先生所讲，并不能让我满意。

在孙先生的前两讲中（以下所有的议论，也只针对这两讲而发，因为我也只看过这两讲），有几点讲法，我以为有欠妥当：

① 关于秦国的逐客令，到底驱逐的是哪些人？孙先生的说法是“驱逐客卿”。由于这个错误犯得太过于离谱，相信当是孙先生口误。按：客卿不可和外客混为一谈。据通鉴胡注：“秦有客卿之官，以待自诸侯来者，其位为卿，而以客礼待之也。”我们也知道，秦国对爵位的授予是十分“吝啬”的，往往是非有战功者不能得之。客卿其位为卿，在秦国二十等爵位制中，大致在第十一级右庶长和第十八级大庶长之间，乃是极高级之爵位，自然更加不会随便轻授与人。从历史纪录可知，秦为客卿者，多能擢升为丞相。如秦惠王以张仪为客卿，后至相位。范雎、蔡泽也都是先为客卿，后任丞相。客卿之位的显赫和重要，由此更可见得一斑。而关于逐客，史记明文记载：“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 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可见，逐客令所要驱逐的，乃是“诸侯人来事秦者”，即秦国的一切外来务工人员，包括但不仅限于客卿。再说了，诸侯人来事秦者，成千上万，岂能尽数被秦国奉为客卿？如果真有这等好事，在下第一个报名，申请到秦国去混：）
② 关于秦国为什么要颁布逐客令，孙先生将郑国间谍案列为唯一诱因，这样的分析未免照本宣科、流于表面。逐客令作为当时一极重大之事件，绝非只因为郑国间谍案这么单纯，而是牵涉到秦国内部的权力博弈、政治集团之间的角力斗争。秦国宗室大臣（乃至包括嬴政本人在内）对身为外客的吕不韦（前此尚有嫪毐）专擅朝政早已心存排斥，郑国间谍案只不过刚好给了他们一个发飙的借口而已。
③ 孙先生对于“帝王之术”的理解，似也不妥。（按：“李斯……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孙先生将帝王之术从字面上解释为：君主如何统治天下的方法。然后又设问，“李斯你不是君主，你学帝王之术干什么？”此问可谓必然。再自答道，“用来游说，向各国君王献计献策。”这一答，却便没能答圆，有些牵强。在我看来，帝王之术中的帝王二字，乃是动词，却又与“鲁仲连义不帝秦”的用法有所区别。帝王二字，当作“使somebody帝、使somebody王”解。帝王之术，即辅佐别人成为帝王的术，即kingmaker之术。只有如此理解，才能解答这一问题——“李斯你不是君主，你学帝王之术干什么？”。答曰：陶弘景有言，管仲不能自霸，能使齐桓霸也。古罗马贺拉斯有诗：若夫砥砺，己不能割断，而能磨刀使利。萧伯纳亦云，he who can ,does 。he who cannot ,teaches。帝王之术，殆同此类。
④ 孙先生引了《盐铁论|毁学篇》中的一段话：“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无二，然而荀卿为之不食，睹其罹不测之祸也。”借以说明荀子见李斯贪慕功名利禄，从而为其忧心。然而，这段话却不该引、不能引，更不可拿来作为论据。因为其所指之事显属伪造，大抵是后人附会，借李斯来说事而已。按：李斯为秦相，约在前213年（赢政三十四年）。考荀子生卒，据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约为前340-前245年。据胡适《中国哲学史》，荀子生卒约为前315-前230年。不管采纳哪种说法，至少都可以确认，李斯作秦相时，荀子已经物故多年，自然不可能“为之不食、睹其罹不测之祸”。而在这两本书中，钱穆和胡适也都提到了盐铁论中的这段话，皆加以驳斥，以为谬误。而如果按照孙先生节目中的说法，将荀子的生年定在约前313年，则当李斯为秦相时，如果荀子还健在的话，也当有一百零一岁高龄。如此高寿的几率当然还是有的，但应该不会太大。PS:网友也可查百度百科，可得结果：荀子（前313年？－前238年）。

⑤ 关于长史一职。孙先生的意思大致是说，长史是为李斯特设的，以前没这官。而考《汉书|百官公卿表》可知，在秦国，有好几种官都同样地被称为长史。譬如丞相的属官中有被称为长史的，国尉和御史大夫的属官中也有被称为长史的，前后左右将军其下也置有长史之官。而我的推测是，当时李斯所封的长史应为国尉属官。
⑥ 关于李斯见嬴政，孙先生的说法是，吕不韦带着李斯见到了嬴政。我不知道这一说法的出处，也许是孙先生别有发现也未可知，姑且存疑。按：《史记|李斯列传》记载：“李斯乃求为秦相文信侯吕不韦舍人；不韦贤之，任以为郎。李斯因以得说，说秦王曰……”依我推测，李斯能够接近嬴政，主要还是利用了自己作郎官的便利，不会是由吕不韦把他领到嬴政眼跟前，为两人撮合一段君臣因缘。再言之，如果吕不韦真要引见李斯给嬴政，大可在李斯作舍人时便引见，何必非要等到李斯任郎官之后呢？况且，吕不韦如果真把李斯带到嬴政面前，他该怎么对嬴政说？难道说，这是我马仔，你多照顾？而嬴政正猜忌着吕不韦，又哪里还敢重用由吕不韦亲自打招呼介绍来的李斯？

说到给别人挑错，这活其实没什么太大意思，而且说多了还会讨人厌。况且，以上我所列举出的几点，也未必尽是我对。即便尽是我对，其实也无伤大雅，并不影响孙先生讲座之优秀。

然而，孙先生在讲座中所持的另外两个观点，却是不得不驳，不可不驳。而这，也正是我写作本文的真正初衷。

套用姚蜜姚黑的说法，孙先生可谓是一个标准的“李黒”，对李斯极端不愤，笔伐之虽未曾见，口诛之却为所亲闻。孙先生的李黒身份，通过他对韩非之死以及李斯叹鼠这两个事件的误读，可以轻易得到确认。

钱钟书先生在评论《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时，曾提出一个独到的观点：一部好的集释，当能满足两个标准——应有尽有、应无尽无。这两个标准，其实也可以适用于为广大电视前的观众朋友负责的百家讲坛。

然而，这两个标准，孙先生却都有违背。

首先，孙先生没有做到应有尽有。这直接导致了他对韩非之死的曲解。

按孙先生的说法，李斯是害死韩非的元凶。李斯对韩非始乱之，终弃之。先将韩非拉来秦国，来了突然又开始妒嫉人家，妒嫉完了，又在嬴政面前打韩非的小报告，导致韩非被监禁入狱。韩非都进监狱了，李斯这厮还不甘心，又用毒药毒死之（这些当然不是孙先生的原话，此处但取其大意）。从而，孙先生借韩非之死，评价李斯为：暴露了他的劣根性，反映了其心理污浊。

历史真是如此言说的吗？

事实上，不管有意无意，对韩非之死的相关史料，孙先生选择性地对大家进行了“隐瞒”。

我们知道，在《史记》中，对于韩非之死，于《秦始皇本纪》、《六国年表》和《韩世家》中都有简要提及。至于韩非的死因，则只见于《老子韩非列传》：“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杀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 孙先生的说法，便是来自于此一记载。然而，奇怪的是，在孙先生的讲座里，却将韩非之死的“功劳”全记在李斯头上，却对另外一个人——姚贾只字不提。

而在另外一部史籍《战国策》里，对韩非之死却另有一说法。概要言之：韩非之死，压根没李斯什么事，全是姚贾一力促成的（注1）。《战国策》里的相关史料，孙先生不可能没有看过。可是，他依然对姚贾辉煌的存在视若无睹，一门心思只认定凶手就是李斯。

比较《史记》和《战国策》对韩非之死的记载，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异。从史料互证的角度说，正因为这差异的存在，也就更强化了其相同点的可信性。韩非之死，李斯只出现一次，而姚贾二次全都在场，岂能轻易忽略、随便弃置不顾？（注2）

要知道，姚贾并非无名小辈。“（姚贾）绝其（四国）谋，止其（四国）兵，与之为交以报秦。秦王大悦。贾（姚贾）封千户，以为上卿。”可见，姚贾也是当时左右国际局势、有大功于秦的厉害人物。然而，姚贾再厉害，却也架不住孙先生的大变活人（准确的说，应该是大变死人），一下便给变得无影无踪了。

韩非之死，疑点甚多，向无定论。限于篇幅，在此不能详细阐述。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根据现有史料，李斯只能被称为害死韩非的“嫌疑人”，并没有确凿证据可以定他的罪。换而言之，韩非之死，未必就该李斯负责。即便李斯真有干系，那更多的还是出于和韩非的政见不合，没必要硬扯上小人不小人什么的。

然而，孙先生在没有将所有证据呈堂的情况下，便当着众多观众的面，将李斯同学宣判为害死韩非的罪魁祸首，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古训云：君子于物无所苟，而况于人乎？

其次，孙先生没有做到应无尽无。这直接导致了他对李斯的内心世界和思
想性格的主观强加和臆测。

第一讲刚开始，孙先生便引用了李贽《史纲评要•后秦记》中的一句话：“是圣是魔，未可轻易评说。”这句话我所见的版本是“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拆，掀翻一个世界，是圣是魔，未可轻议。”考其大意，还是以论始皇为主，李斯为辅。不过拿这话来说李斯“未可轻议”也算合适。但是，让人费解的是，孙先生既然引了这句话，却又明知故犯，开始轻易评说李斯起来。既轻议之，又复苛论之。

孙先生对李斯的感叹，从李斯对老鼠的感叹开始。李斯叹鼠，见于《史记|李斯列传》一开篇，自然少不了要讲，但讲到什么程度，就不得不慎重了。

我们先来看《史记》原文：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李斯的这句感叹，到底应该如何解读呢？孙先生给出的答案是：李斯悟出了一套老鼠哲学，有出息的人就应该过舒坦的日子，做高官。要像仓鼠那样过上好日子。这表现了李斯在道德层面的缺失，将高官厚禄作为人生的唯一追求。（当然，孙先生也从反传统的角度解读了李斯的这番感叹，对此我个人是十分欣赏和佩服的。）

老实说，我不知道孙先生是如何推导出上述答案来的（想想著名的奥卡姆剃刀）。至少我是推导不出。从上述答案倒推回去，李斯当时的感叹应该是“人之富贵卑贱，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才对。人李斯分明说的是“人之贤不肖”！就算我们相信李斯口不择言，却也不应怀疑司马迁在用词上的考量斟酌。曲解两三字，足以谬千里。况且，平心而论,李斯一生的成就和高度,也绝不是一个幼稚地想作仓鼠的人可以达到的。

李斯叹鼠，是李斯在历史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唱京戏的，最讲究个“碰头彩”。亮相亮砸了，后面的戏也一准讨不了好。为什么？观众习惯了先入为主。所以说，如果从一开始，就对李斯叹鼠做出了错误的解读，替他下了人品道德低劣的鉴定，试问，戴上了这样的有色眼镜之后，接下来再来审视李斯日后的所作所为，无异于疑邻窃斧（注3），又怎能做到客观公正？李斯见义勇为了，丫狡诈，欺世盗名呢。李斯给希望工程捐款了，丫虚伪，道德有问题。李斯扶老太太过马路了，丫小人，那老太太是嬴政他妈。

有劲吗？至于吗？

再退一万万步来说，即使对李斯叹鼠，真可以解释为李斯利欲熏心，向往仓鼠。那又如何？李斯当时只是一个生活在小地方的小青年，眼界又低，见识也浅，就不许人家的思想随着际遇和阅历的改变而改变？年少时的想法，难道就是摩西十诫，不可能被更改？

汉光武帝刘秀，年轻时的宏愿不过是：“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 孟德公《让县自明本志令》云：“ 孤始举孝廉，年少……欲为一郡守……后征为都尉……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孔子的夫子自道更是人所共知：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黄庭坚书风数易，及名家之后，见前作辄欲毁去。木谷实当年行棋，天马行空，力争中腹，晚年却多在低位爬活。陈世美抛弃发妻，武则天频换面首……人生一世，际遇叵测，惟因时而动，岂有不变之理？

孙先生说，司马迁把李斯给看透了。这也许是对的。但是，把人看透，不等于说把人看死。

对于李斯叹鼠，作孙先生那般解读的人，历代多有。究其原因，想来只是后人在读完李斯的一生之后，以事后诸葛亮自居，强加给李斯的。

由此生发开去，再来谈谈李斯的评价问题。鲁迅先生曾说过：“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

很不幸，李斯就是秦朝人。李斯晚节不保，加以秦二世而亡，对他的评价，不免掺杂了大量水份，而且多是被泼的脏水。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在《史记|李斯列传》里，有一段司马迁自己的说话，即太史公曰。其中有一句，当引起注意：“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到，对于李斯，当时除了司马迁的意见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意见，即俗议。什么是俗议？大致可以理解为一般人都这么以为。也就是说，当时的一般人还是倾向于认为，李斯极忠而被五刑死。

佐证这一意见的史料已然散阙，但至少还可以找到两条。《史记|萧相国世家》载：上（即刘邦）曰：“吾闻李斯相秦皇帝，有善归主，有恶自与……”《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载：邹阳狱中上书云：“昔卞和献宝，楚王刖之；李斯竭忠，胡亥极刑……”。（以上两条，同见于《汉书》）。

在这两条史料中，李斯的形象堪称正面。同时也由此可见，李斯评价的走低，是在司马迁史记出世之后。

然而，要公允地评价李斯，最主要的史料还是史记，逃不过去。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史记是怎样的一部书，司马迁又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一部书。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并非一部官修史，而是和孔子的《春秋》一样，是一部私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正其谓也。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这样写到自己的创作缘起：“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可见，司马迁是要向周公和孔子看齐的。其创作史记，带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寄托了无限的深情厚意，在在见于其《报任少卿书》之字里行间。

论史料价值，《春秋》不如《左传》远甚，却能千古推崇，何也？为其有义法也。孟子曰：“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司马迁也引用董仲舒的话赞赏《春秋》道，“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司马迁写史记，率以孔子和他的《春秋》为榜样。而他对孔子和《春秋》的评价，也可视为他对史记的自期。

以上虽然扯远了，却在于要说明一点：司马迁只有丹青手，却并无照相术。其著史记，自有其义法——即主观判断和价值标准。读史记之李斯，不可不思此节。

刘静修《读史评》诗云：“纪录纷纭已失真，语言轻重在词臣。若将字字论心术，恐有无边受屈人。”北齐魏收著《魏书》时，曾自傲道：“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史家的猫腻，由此可见一斑。司马迁纵是千古公认的良史之才，远非下作魏收可比，然终为有义法在，其书也未可尽信（更何况，史记本身也存在被窜改的问题）。

随举史记两例：如：赵高和李斯谋立二世，本该是不入二耳的秘密谈话，司马迁如何能知，并一字不差地予以纪录？想来，也大抵是司马迁根据事件的前因后果揣度而出。再如：“司马相如……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 文君之窃、之心悦、之恐不得当，皆隐匿于闺房与心房之中，司马迁又如何洞晓？想来，盖也揣摩而已。

这也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司马迁不光是第一流的史学家，同时也是第一流的文学家。回到李斯列传，李斯年少时发生的事情当有许多，司马迁为何独取叹鼠一节呢？殊不知，以点概面，以小见大，正是司马迁的惯用绝技。这一绝技，在陈涉世家、陈丞相世家、淮阴侯列传等卷中，我们都可领教得到。寥寥数笔，斯人形神已现。作为文学而言，自是无上妙品。作为史料而言，却终究有恨少之憾。

那么，到底该应该如何评价李斯呢？我也无多话可说，只说一句：“李黒”的话，不能听，至少不能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