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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贴吧里为卢云是否该死吵得很凶，我也来说两句。讨厌卢云的理由有很多：迂腐、自私、怯弱、妇人之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为小义舍大义、光动口不动手、唧唧歪歪满嘴仁义道德、被孙晓无限意淫吹捧……大家说得也都有理，卢云不是超人，他是残缺的，残缺的人怎么能成为“圣光”呢？但是我并不以为孙晓的安排有错。我不敢说我就“懂”卢云了，但是可以肯定：有些朋友抱着既有的观念来看卢云，这样来理解“圣光”，可能会出现偏差。我试着替卢大人辩护。
辩护分成三段：1、为什么要创造“卢云”？ 2、为什么“圣光”是书生卢云，而不是某个超人？3、为何有人不懂卢云？今天先来第一段：孙晓为什么要创造这样一个人物？
《英雄志》最吸引我的地方，不是扑朔迷离的情节，不是以武犯禁的侠情，不是别出心裁的武打设计，甚至也不是四个主人公的命运沉浮，而是书中深沉的政治意味和哲学思考。
武侠小说写政治，并不稀奇。金庸用江湖隐喻庙堂：用对武学“天下第一”的追求来类比对至高权力的追求（射雕），用挥刀自宫类比政治对人性的异化（笑傲），用妓院出身的混混横行黑白两道来解构官场和武林（鹿鼎）……可以感觉，金庸对政治是有一点厌恶的，他的兴趣在于写侠气、写情义、写人性。涉及到家国天下的时候，金庸更多的是借历史指出侠在传统家国观中的困境，他对政治的最积极的理解大概就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郭靖，呼吁用“侠气干预社会”（即便这一句也没有脱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范畴）；而金庸对政治最不积极的理解是韦小宝，《鹿鼎记》伟大之处在于批判现实，但是它也嘲讽所有武侠里的是非与坚持，再联系上金庸系列中大量退隐江湖、不问世事的结局，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大概的判断：金庸的政治观是比较消极的，他不尝试在小说中给出“是与非”的解答。
事实上，英雄志以前的武侠世界是独立于一个武侠道德领域中的，现实主义的描写基本被排斥了。这样的小说，往往会产生道德的震动和深思，却不能产生历史观、政治观的深刻反省。并不是金庸们不想给出答案，而是浪漫的侠义精神与严酷的社会现实短兵相接，难免不是一幅丢盔卸甲的窘态。
但是孙晓不是这样，这位美国罗彻斯特大学的政治硕士，以惊人的勇气，尝试着站在人类良知的高度上，让武侠全面遭遇现实，并重新认识武侠精神，塑造全新的武侠英雄的，给出一个“是与非”的解答。这很大胆，也很难，毕竟没有谁可以宣称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但很多读者都低估了孙晓的决心和野心，也低估了武侠小说（比如很多武侠小说迷就不愿意承认武侠小说可以承载、或者需要承载什么思想内涵）。孙晓口头上低调，而且自嘲“这个人的东西，大概能给个30分吧”，但其实在孙晓的几篇网文中，他都暴露了自己：“我认为武侠有很大的潜力，只差一步，它可以成为民族文学”，他提出的几个榜样是：屠格涅夫、契柯夫、川端康成……这个一度自筹资金印书、不断遭遇退书的潦倒中年人，依然抱定这样的胸怀和眼界，是不是让你想到了牢狱中高喊“为天地立心”的卢云？对孙晓的政治理念，你可以不赞同，不理解，不接受，但是他的这份坚持，却不容随意嘲笑。
如果说创造卢云是为了制造一个自我投像，满足自己的一点小小意淫，那真是小看了孙晓。孙晓对金庸的突破（我只说突破，不谈优劣，免生争端），不仅仅是在故事构架、武功招式、人物塑造上的突破，更重要的是在政治立场和哲学思考上的突破。更确切的应该是反过来说：正是孙晓在政治立场和哲学思考上的突破，使他形成了在故事构架、武功招式、尤其是人物塑造上的突破，最终形成了《英雄志》对金庸14本小说的突破。在《英雄志》的后记中，孙晓道出了他的抱负： “如果不能离开这八个字（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武侠小说不会有新宗派，也不会有新突破。武侠必须要有别种精神。”“《鹿鼎记》的选择相对上是一种价值观的陈述 ，而不是一种哲学……缺少了现实的压迫与内心痛苦的犹疑”。孙晓口中的“别种精神”、“一种哲学”，我认为就是“是非观”，就是卢云一生追逐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