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能从消极的推寻外觅到积极的躬身实践，从被动的接纳、企求到主动的付出、给予，天地之间，何处不是情义盎然？
多年前，我每至花莲弘法时，蒙县长吴国栋先生均列席听讲，表示支持，心中铭感无比，后来耳闻其治县理念，对于他的正直无私更加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一天忽见报载，他因涉嫌图利他人而撤职查办，我的心里一直为他叫屈：身为地方父母官不图利他人，难道还要图利自己吗？后来，听说他的父亲往生的消息，我立刻决定作「不请之友」前往参加。为了不妨碍既定的行程，清晨四点，我摸黑从佛光山出发，在花莲用过中餐后，随即赶至他父亲的灵堂拈香致意，并即席说法以慰生者，只见他全家大小泪流满面地送我出门。当车子正要发动时，四维高中校长黄英吉先生走到我的窗前，说道「大师！您真是一位有情有义的人啊！」一路上望着窗外的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想着黄校长的话，不禁反问自己：我真的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吗？「有情有义」不是每个人应该具备的操守吗？
前年正在菲律宾讲经时，听说吴伯雄的父亲过世，我即刻赶回台湾，参加第二天早上八时的告别式。没想到这一点点小事令他感动无比，后来在多次讲演中，他对大家说：我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每次听到这句话，我都感到非常惭愧。回想一九四九年初来台湾的时候，还不需要入境证，没想到后来办户口的时候，入境证却成为必要的文件，正当烦恼不知怎么办时，担任省议员的吴鸿麟老先生如及时雨一般，出面设法，帮我们几个没有入境证的僧青年办户口。之后，慈航法师和我等三十二位僧伽受诬入狱，为了将我们保释出来，吴老先生也帮了不少的忙。四十多年来，姑且不论吴老先生父子两人对佛教的拥护支持，即以当年的恩情而言，能在老先生舍报之时，亲至灵堂，为其祝祷，实在是我义不容辞，应该做到的本分啊！
去年十月，我在台北国际会议厅主持「般若与人生」讲座，那时正是台湾怪力乱神事件炽盛，邪魔外道扰人最甚的期间，有些学校不明就里，一竿子打翻整条船，甚至拒绝宗教教育进入校园，而一些原本倾向佛教的官员也噤若寒蝉，没想到吴伯雄先生却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身分，专程从远地赶到会场致辞，表示护持正法的决心，我深深觉得：其实，吴伯雄先生才是一个真正「有情有义」的人。
中国文化大学(最早称为「华岗学院」)的创办人张其昀先生本来与我素昧平生，他担任教育部长时，曾读过拙作《释迦牟尼佛传》，后来因这分法缘，在佛光山创立之初，我们才开始交往频繁。蒙他厚爱，不但聘任我为大学董事，也邀请我担任印度文化研究所所长一职，并兼任该校教授。他曾一再向教育部陈情大学应设立宗教学院。后来在医院的病塌上，他还一心悬念此事，并且写了一张纸条给我，指定一旦政府同意设立，将由我担任宗教学院院长，慈惠担任佛教学系主任。望着一纸颤抖的笔迹，记忆跌入首度应邀前往参加华岗聚餐时的情景：那一次在座者都是院长、主任等一级人士，张老先生一见我来，就以宏亮的嗓音将我介绍给全体大众：「我们华岗是一座大丛林，现在欢迎我们的方丈大和尚回来。」那种豁达的胸襟，那种从容的态度，使我深深感到：除了终生奉献党国的卓着政绩不说，他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文教有道之士。
年高八十的陈慈辉老太太是我四十年前在宜兰的老信徒，后来举家迁至台北，一直想再见我一面，数年前当她听说台北道场就在松山火车站旁边，距离她家不远处时，立即在其儿、孙、曾孙，一家四代陪同下，前来台北道场，只为看一眼她四十年前皈依过的师父，令我真是感动不已，其它像金枝姑、郑银姑，三、四十年来，每逢农历过年或是我的生日，也都不忘托人带来一分心意给我，我深深觉得他们都是一群「有情有义」的信徒。
张姚宏影、潘孝锐、许卉吟、陈顺章、游次郎、陈剑城、沈尤成、赖义明、陈潮派等居士大德，有的为圣教兴隆捐资出力，有的为护法卫僧奔走忙碌，有的积极推动佛教文教事业，有的来往海内海外弘扬法义，他们数十年来永不退转，有人问他们何以致此？他们都异口同声地以「阿鞞跋致」、「一师一道」自许。我则认为他们都是一群「有情有义」的菩萨行者。由于佛子们的「有情有义」，所以早年我在宜兰落脚之后，即随缘于罗东、头城、龙岩、虎尾等地设立并主持念佛会，并且马不停蹄地奔走台北、高雄之间讲经布教，十年后，我又在全省各地创建道场，席不暇暖地到世界各国弘扬佛法，度化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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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我每至花莲弘法时，蒙县长吴国栋先生均列席听讲，表示支持，心中铭感无比，后来耳闻其治县理念，对于他的正直无私更加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一天忽见报载，他因涉嫌图利他人而撤职查办，我的心里一直为他叫屈：身为地方父母官不图利他人，难道还要图利自己吗？后来，听说他的父亲往生的消息，我立刻决定作「不请之友」前往参加。为了不妨碍既定的行程，清晨四点，我摸黑从佛光山出发，在花莲用过中餐后，随即赶至他父亲的灵堂拈香致意，并即席说法以慰生者，只见他全家大小泪流满面地送我出门。当车子正要发动时，四维高中校长黄英吉先生走到我的窗前，说道「大师！您真是一位有情有义的人啊！」一路上望着窗外的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想着黄校长的话，不禁反问自己：我真的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吗？「有情有义」不是每个人应该具备的操守吗？
前年正在菲律宾讲经时，听说吴伯雄的父亲过世，我即刻赶回台湾，参加第二天早上八时的告别式。没想到这一点点小事令他感动无比，后来在多次讲演中，他对大家说：我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每次听到这句话，我都感到非常惭愧。回想一九四九年初来台湾的时候，还不需要入境证，没想到后来办户口的时候，入境证却成为必要的文件，正当烦恼不知怎么办时，担任省议员的吴鸿麟老先生如及时雨一般，出面设法，帮我们几个没有入境证的僧青年办户口。之后，慈航法师和我等三十二位僧伽受诬入狱，为了将我们保释出来，吴老先生也帮了不少的忙。四十多年来，姑且不论吴老先生父子两人对佛教的拥护支持，即以当年的恩情而言，能在老先生舍报之时，亲至灵堂，为其祝祷，实在是我义不容辞，应该做到的本分啊！
去年十月，我在台北国际会议厅主持「般若与人生」讲座，那时正是台湾怪力乱神事件炽盛，邪魔外道扰人最甚的期间，有些学校不明就里，一竿子打翻整条船，甚至拒绝宗教教育进入校园，而一些原本倾向佛教的官员也噤若寒蝉，没想到吴伯雄先生却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身分，专程从远地赶到会场致辞，表示护持正法的决心，我深深觉得：其实，吴伯雄先生才是一个真正「有情有义」的人。
中国文化大学(最早称为「华岗学院」)的创办人张其昀先生本来与我素昧平生，他担任教育部长时，曾读过拙作《释迦牟尼佛传》，后来因这分法缘，在佛光山创立之初，我们才开始交往频繁。蒙他厚爱，不但聘任我为大学董事，也邀请我担任印度文化研究所所长一职，并兼任该校教授。他曾一再向教育部陈情大学应设立宗教学院。后来在医院的病塌上，他还一心悬念此事，并且写了一张纸条给我，指定一旦政府同意设立，将由我担任宗教学院院长，慈惠担任佛教学系主任。望着一纸颤抖的笔迹，记忆跌入首度应邀前往参加华岗聚餐时的情景：那一次在座者都是院长、主任等一级人士，张老先生一见我来，就以宏亮的嗓音将我介绍给全体大众：「我们华岗是一座大丛林，现在欢迎我们的方丈大和尚回来。」那种豁达的胸襟，那种从容的态度，使我深深感到：除了终生奉献党国的卓着政绩不说，他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文教有道之士。
年高八十的陈慈辉老太太是我四十年前在宜兰的老信徒，后来举家迁至台北，一直想再见我一面，数年前当她听说台北道场就在松山火车站旁边，距离她家不远处时，立即在其儿、孙、曾孙，一家四代陪同下，前来台北道场，只为看一眼她四十年前皈依过的师父，令我真是感动不已，其它像金枝姑、郑银姑，三、四十年来，每逢农历过年或是我的生日，也都不忘托人带来一分心意给我，我深深觉得他们都是一群「有情有义」的信徒。
张姚宏影、潘孝锐、许卉吟、陈顺章、游次郎、陈剑城、沈尤成、赖义明、陈潮派等居士大德，有的为圣教兴隆捐资出力，有的为护法卫僧奔走忙碌，有的积极推动佛教文教事业，有的来往海内海外弘扬法义，他们数十年来永不退转，有人问他们何以致此？他们都异口同声地以「阿鞞跋致」、「一师一道」自许。我则认为他们都是一群「有情有义」的菩萨行者。由于佛子们的「有情有义」，所以早年我在宜兰落脚之后，即随缘于罗东、头城、龙岩、虎尾等地设立并主持念佛会，并且马不停蹄地奔走台北、高雄之间讲经布教，十年后，我又在全省各地创建道场，席不暇暖地到世界各国弘扬佛法，度化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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