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阿尔弗烈德的一些详细情况，我们是从阿塞尔的著作中了解到的。阿塞尔是圣戴维修道院的一名修士，后来成为舍鲍恩城的主教。他在书中顺理成章地描述了这位主人公的宗教态度和道德品质。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阿尔弗烈德尽管身体不好，却是一位有名的猎手；另外，他小时候就随父亲去过罗马，所以对那个伟大的世界有着深刻的印象。他受权之初，辅佐身为国王的哥哥，担任副统帅。兄弟俩并不互相嫉妒，但是性情却大相径庭。埃塞尔烈德倾向于宗教界的观点，认为虔诚和祈祷是战胜异教徒的主要途径，阿尔弗烈德虽然出很虔诚，却更加强调武力和策略的重要性。
　　 早些年，默西亚王国的霸主地位并不受人欢迎。它的几代国王极端错误地同坎特伯雷的宗教当局抗争。八二五年，侵略西塞克斯的默西亚军队，在斯温登附近的埃兰顿被阿尔弗烈德的祖父埃格伯特国王打垮之后，南方和东部各王国都急忙同胜利者修好。于是，统一的肯特(大主教的所在地)和称雄英格兰的西塞克斯便形成了坚强的南方集团。这就实现了西撒克逊人世世代代为之奋斗的目标，而且还可以及时地抵御北欧人的入侵。用战略的眼光来看，西塞克斯是比较强大的。它的北方群山起伏，并没有默西亚境内那些水势平缓的长河，这使丹麦人无法乘着他们的长船深入心脏地带。而且，西塞克斯还发展了一种地方体制，因此具备了在受到打击后迅速恢复原状的特殊能力。根据这种体制，郡守可以自行决策。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后来就显示了出来。由公认的指挥官或总督管辖的固定军区或政区，比起古代的部落王国是进了一大步。肯特、诺森伯利亚和默西亚各国的王朝覆灭之后，各方的期待目光都转向西塞克斯王国，那里的王位从撒克逊人定居的时候开始，就一直由同一王族的人世袭，从未间断。
　　 丹麦人占领了伦敦，他们的军队在雷丁构筑了工事。当时伦敦并不是英格兰的首都，只是默西亚王国的一个小镇。丹麦人的军队继续前进，在伯克郡的丘陵地带遇到了西撒克逊人的军队。八七一年一月，阿什当之战就在这里打响了。双方都把自己的军队分为两路。埃塞尔烈德做祈祷耽搁了很长时间。北欧海盗拿着涂得发亮的盾牌，举着旗子，穿着华丽的服装，戴着金手镯，这种气派使西撒克逊人不免相形见绌。丹麦人慢慢地逼近了，一边走一边用武器敲打着自己的盾牌，一遍又一遍地拉长声音发出蔑视敌人的战斗呐喊。虽然弓箭用得不多，但是石头已经开始打过来了。这时候，西塞克斯的国王仍在祈祷。有些人提醒他，必须马上参加战斗，但是他说，首先要祈祷上帝。阿塞尔主教根据“诚实的目击者”叙述的情况写道：
　　但是阿尔弗烈德发现异教徒迅速地进入阵地，并且已经做好进攻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他再也不能让敌人来进攻了，要么全部撤退，要么不等待他哥哥而立即同敌人开战，二者必择其一。最后……尽管国王尚未到达，他象一头野猪一样，率领基督教军队勇敢地同敌军搏斗起来。他指望上帝给予指引和帮助，命令手持盾牌的士兵排列好，向敌人杀去。 [ 原注：引自霍奇金著作的第二卷第五四四页至五四五页。 ]
　　 激烈的战斗持续很久。埃塞尔烈德国王尽到了精神上的义务以后，就同他弟弟并肩作战。阿塞尔主教说：“异教徒占据了较高的地势，所以，基督徒必须向上进攻。我们亲眼看见那里只有一棵矮小的荆树。双方的军队就在这裸树附近交战，发出震耳欲聋的喊声。一方渴望作恶，另一方则为了生存，为了他们所爱的人和家园而战斗。”最后，丹麦人败退了，在敌军紧追不舍的情况下，奔向雷丁。当天下午，整个晚上和第二天，他们都在溃逃。广阔的阿什当(意即伯克郡的山岭)遍布着他们的尸首，其中发现有他们的一个贵族和五名酋长。

　 这次胜利并没有摧毁丹麦军队的战斗力。半个月以后，他们又兴师出战了。但是，阿什当之战由于结局的重要性仍不失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战役之一。如果当时西撒克逊人失败了，整个英格兰就会陷入异教徒统治的混乱状态之中。因为他们打胜了这一仗，不列颠岛上的基督教文明国家才有希望生存下去。这是侵略者第一次在战场上败北。最后一个撒克逊王国顶住了敌人的进攻。阿尔弗烈德使撒克逊人对自己的力量又充满了信心，他们可以在两军对垒中与敌人抗衡。阿什当之役是此后撒克逊作家世代珍视的题材。这是阿尔弗烈德的第一仗。
　　 八七一年，双方的军队一直进行着残酷的战争。埃塞尔烈德国王不久就病逝了。他虽然有几个孩子，但是，谁将继承他的王位是自不待言的。二十四岁的阿尔弗烈德登极为王，接过了一份岌岌可危的遗产。战局时有波动，双方各有输赢。丹麦人从海外得到了大批的援军。所谓“夏季军队”“大量地”来到岛上，和他们会合，“急切地要同西撒克逊军队交战”。双方交战七、八次，据说丹麦人每次都能掌握战局。那年夏天，大约在阿尔弗烈德登极以后的一个月，他在自己国内的中心地带威尔顿遭到惨败。在这次战斗之前，他的兵力已经由于死亡和开小差而锐减，而且，北欧人在战斗中又一次成功地运用了诈败的诡计。
　　 在这次惨败之后中，阿尔弗烈德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趁手里还有军队的时候，赶紧同敌人讲和。我们不知道停战有哪些条件，但其中肯定有一条是要交付重金。《编年史》中简洁地写道：“撒克逊人以异教徒撤出境内为条件同他们讲和，异教徒撤走了。”丹麦人过了三、四个月之后才撤回伦敦，似乎在等待着收缴贡金。不过，阿尔弗烈德和他所属的撒克逊人在战斗中也使北欧人明白，他们具有不可轻视的力量，通过这项不光彩的协定和顽强的战斗，阿尔弗烈德赢得了五年时间来加强自己的力量。
　　 现在很难分析丹麦人同阿尔弗烈德停战的原因。他们当然知道，只有通过长期的血腥战斗，他们才能征服西撒克逊人。双方都喜好战争，因而进行了激烈的较量，可是除了伤疤和尸体以外，双方都一无所获。阿尔弗烈德一直指望侵略者内部分化，从侵略军内部的各种压力来看，他的策略是有道理的。
　　 丹麦人在继续控制伦敦的同时，又回到了已经完全俯首听命的英格兰中部地区。“默西亚人同丹麦军队讲和了。”他们的国王伯格莱德在八七四年被赶到海外，在教皇的庇护下虔诚地死于罗马。阿塞尔说：“他被赶走以后，野蛮人统治了默西亚王国的全部地区。”他们在得到人质和“决不违命，完全服从”的誓言后，扶植起当地的傀儡国王，这就是后世常常仿效而立的那种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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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九世纪的最后二十几年里，“野蛮人大军”内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事实证明，阿尔弗烈德和西塞克斯王国的人确实顽强，不是可以轻易征服的。因此，有些丹麦人希望在已经控制的地区安居乐业，另一部分人则主张在合适的时机继续作战，直到征服整个英格兰为止。这两部分人的行动大概是相辅相成的，前者提供了巩固的根据地，后者则成为远征军。在践踏斯特拉思克莱德王国并把当地的牲畜和农具抢走以后，几乎有一半海盗在诺森伯利亚和东英吉利定居下来，从此开始以“稼穑为生”。这是个很大的变化。他们有纪律，有组织，船上的全体船员迄今为止一直作为军人在陆地上并肩作战。他们的村落组织都是军事性的。这些人由航海者变成了士兵，又由士兵转为自耕农。他们保持着独立思想，只有在性命攸关的时刻或重大问题上，才步伐一致地遵守纪律。这种协调一致和纪律性是他们昔日海上生活的命脉。
　　 于是，英格兰东部各地接纳了一批种田者。他们除了共同防御外，不对任何人承担义务。他们用自己的剑夺来了这片土地，因此只忠于能保住土地的军事组织。从约克郡到诺福克，这个体态优美的强壮民族到处扎下根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忘却了海上生活，忘却了戎马生涯，只关心田地——自己的田地。他们喜欢田园生活，有相当熟练的耕种技术，但是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教给当地的原有居民，他们没有带来新农具和新方法，只是立志要学习。
　　 新的耕耘者并不完全依靠自己的劳动，他们肯定利用了原来的土地主人及其奴隶。土地分为块地，每块地能够供养一个家庭，以八头牛用一定的时间在特定条件下所能耕种的面积为限。但是，研究这些问题的人对于此处所指的时间和条件各持己见。丹麦人自己辛勤劳作，但是显然也利用了当地人。
　　 由此可见，丹麦人在许多方面和四百年以前定居在这里的撒克逊人是不同的，他们并不想灭绝原有的居民。两种语言差别不大，生活方式和耕作方法也很相似。已经成为殖民者的丹麦人把家眷从斯堪的纳维亚迁到本岛，但是也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同被剥夺田产的英格兰人建立了和谐自然的关系。这些富有活力的个人主义者、获胜的高傲武士的血统从此和岛上的民族结合起来，使这个民族增加了一种活跃、强壮、持久而能复苏的特性。正如数量较少的特殊金属合金能提高钢的硬度一样，这种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后果不仅对英格兰人的性格，而且也对英格兰的政治事务产生了长期的影响。经过激烈的动荡之后，在亨利二世统治时期制定了可贵的法律，建立了皇家法院。当时这些坚韧不拔的农民的后裔不仅已是自食其力的农民，而且地位也远不如他们的祖先，但是他们仍然非常自信。在定居后的三百年里，凄风苦雨并没有消磨掉他们的坚强意志，也没有淹没他们对自己祖先所征服的土地的感情。在英格兰的历史上，这种特性直到现在仍在闪光。

这些核改造、驯化了的海盗带来了丹麦人的许多习惯。他们使用一种不同的记数方法，要是听见我们称之为“十二进位制”，准会大吃一惊的。他们计算时以十二为单位，而不是以十为单位。直到现在，在东英吉利的某些地区赶集时，还能听到“长百”这种说法，意即一百二十。
　　 关于社会正义，他们同撒克逊庄园主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逐渐形成的习惯法肯定比撒克逊人的习惯法有所改进。
　　东英吉利仍然保持着丹麦人的影响。远在诺曼底人的征服之前，那里就发展起独特的乡村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中，保留了许多斯堪的纳维亚的特点，自由农也成功地抵制了当时的田产庄园化的趋势。 [ 原注：F．斯坦顿所著《在英格兰的丹麦人》(The Danes in England)第十三页。 ]
　　 在英格兰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形成了自由的农业人口，这是西塞克斯和默西亚在税收和防务的沉重负担下很难做到的。这些农业人口同早年的入侵者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所以有些研究人员试图从十一世纪的末日裁判书 [ 译者注：一〇八六年英王威廉一世颁布的全国土地、财产、牲畜和农民的调查清册。 ] 中，找到材料来估量九世纪北欧海盗军队的规模。盎格鲁撒克逊君主们甚至在取得最后胜利以后，向丹麦人居住的地区，即人们熟知的丹麦法地区，提出了公正而又恭敬的条件。这样一来，如果进一步采取措施使丹麦人皈依基督教，就可以把他们完全溶合在一个民族的整体和气质之中。在阿尔弗烈德通过英勇战斗和交纳贡金的政治手段而赢得的五年喘息时间里，可能一直都有这些考虑。在这五年间歇期间，北欧人的国王哈夫丁象伊瓦尔一样退出了人类的舞台。饱受折磨、屡经劫掠的教会曾经为了惩罚他的暴行而宣布：到头来上帝要严惩他，使他发疯，让他散发出一种使同伴不敢接近的味道。
　　 在惨遭丹麦人蹂躏的诺森伯利亚王国，林迪斯法恩岛上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落魄的修士扛着圣卡思伯特的尸体和圣艾丹的遗骨，离开了遭受践踏而玷污了的圣所。七年里，他们经过海陆两路的辗转流徙，最后在切斯特莱斯特利特的圣卡思伯特新教堂定居下来。北方对圣卡思伯特的崇拜给他的教区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因此在九九五年，那里的主教们开始在达勒姆的岩石上建造一座新的大教堂。圣卡思伯特的遗骨运到了新教堂。他的威望非常之高，直到十九世纪，达勒姆的主教还是主教之首，在英格兰东北部行使着很大的权力。

　 在伊桑敦大战胜利后的十四年里，丹麦人没有大举进攻。尽管局势不安，动乱时起，但用当时的眼光看，基本上维持了和平。阿尔弗烈德锲而不舍地加强自己的王国。他对丹麦人在东英吉利定居感到满意，并同饱经忧患的默西亚王国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尽管默西亚王国的大部分地区当时尚未被丹麦人占领，但它已经成为丹麦的属国。八八六年，他把自己的长女嫁给了默西亚的摄政王埃塞尔烈德，后者尽力肩负着伯格莱德国王流落国外以后留下的重担。此时在默西亚和西塞克斯两国的王室之间已有几人通婚，而他的长女同埃塞尔烈德摄政王的婚姻则是最后批准了英格兰南部和中部的合作。
　　 八八六年伦敦获得光复，就是这次新联合所结出的第一个硕果。长期以来，伦敦一直是信奉基督教的英格兰的商业中心。古时罗马人认为，泰晤士河畔的这个桥头堡由于处于水陆交通的要冲，可以发展为岛上最大的商业和军事中心。这时，伦敦开始成为国家的首都。我们在《编年史》中读到：“阿尔弗烈德国王光复了伦敦，所有的撒克逊人，即不受丹麦人奴役的撒克逊人，都站到他的一边。他任命埃塞尔烈德为总督，管理这个自治市。”收复伦敦时可能进行了激烈的战斗，造成了很大的伤亡，但是对此没有任何记载。我们只知道，阿尔弗烈德在这次胜利后，把市内的公民组织成有效的防御力量，并把城墙加固到独一无二的程度。
　　 阿尔弗烈德国王的精力主要放在恢复防御体系和提高西撒克逊军队的战斗力方面。他改组了民军，把它分成两部分，轮流服役。这样，虽然他的军队可能少一些，但农民出身的士兵知道他们的田地由留在家里的那一半民军照管，就不会在长期的战斗中开小差了。这种羞羞答答的改革说明，阿尔弗烈德面临的困难是很大的，同时也证明，即使在国家存亡危急之秋，要撒克逊人弃农当兵也是很难的。在南到英吉利海峡，北到泰晤士河谷的全国广大地区，阿尔弗烈德国王都建立了自治市，并且划给每个市一部分附属地区，使它有足够的人守卫城墙，维修工事。这一措施加强了国家的防御力量。同时，他还考虑到发展英格兰海军的前景。在一个岛上要想平安无事，就必须掌握制海权。他一反船舶设计的常规，打算以少数特大的船只战胜北欧人在船只数量上的优势。下面的结论直到不久以前仍是客观正确的。

早期关于卡纽特的一些记载，生动地展示了他的性格和气质：“当他在隆重的欢迎下走进修道院时，他迈着谦卑的步伐，两眼虔诚地盯着地面，泪水潸潸成行——不，应该说泪如泉涌——虔诚地寻求圣人的帮助。天啊，当他献祭的时候，他的泪眼有多少次盯着地面！他多么频繁地捶着自己的高贵胸膛！他的叹息多么真挚！他又有多少次祈求上帝的宽容！”
　　 但是，两个世纪后的传奇却显示了另一种性格：
　　 “卡纽特国王和乌尔夫伯爵对弈一会儿之后，国王走错了一步，因而被伯爵吃掉了一只马。国王把这只棋子又放回棋盘上，让伯爵另走一步。伯爵一怒之下推翻了棋盘，拂袖而去。国王说：‘去你的吧，可怕的乌尔夫。’伯爵在门口转过身来说：‘……当瑞典人在赫尔吉河地区把你打得象落水狗一样，我前去援救你的时候，你可没有称我为可怕的乌尔夫呀！’伯爵说完走了出去，上床睡觉了……第二天早晨，国王在穿衣服的时候对他的侍从说：‘你去把乌尔夫伯爵杀死。’
　　 “小侍从领命而去，过了一会儿回来了。
　　 “国王问：‘你把伯爵杀死了吗？’
　　 “‘没有，他到圣卢修斯教堂去了。’
　　 “有一个名叫伊瓦尔·怀特的挪威人，是国王的内侍。国王对他说：‘你去把乌尔夫伯爵干掉。’
　　 “伊瓦尔到了教堂，走近唱诗班，用剑刺穿岛尔夫伯爵的胸膛。伯爵当即毙命。然后，伊瓦尔提着血淋淋的剑去见国王。
　　 “国王说：‘杀死乌尔夫伯爵了吗？’
　　 “他说：‘已经杀死了。’
　　 “‘干得好。’
　　 “伯爵死后，修士们关闭了教堂，锁上了门户。国王听说后，传令修士重开教堂，并唱着圣歌作弥撒。修道士们遵命而行。国王来到教堂时，赠给它一大笔财产，于是它拥有很大的领地，并升到很高的地位。直到现在，这些土地还属于这个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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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一支新的军事力量正在英吉利海峡彼岸崛起。北欧人于十世纪初在诺曼底拓居的地区，此时已成为法兰西境内最强大的军事国家。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这些海盗就迈进了封建社会。现存的有关资料都富有传奇色彩，因此我们甚至不能确定，这个诺曼底国家的创建者罗洛到底是挪威人，还是丹麦人或瑞典人。诺曼底公国是在罗洛和西法兰克人的糊涂国王查理签订《埃彼特河畔圣克莱条约》以后建立的，这项条约确定了诺曼底公国的疆界，明确了法兰西国王对它的宗主权。
　　 诺曼底产生了一个骑士贵族阶层，他们为自己的领主服役，从领主那里得到封地，再以同样的方式把土地转分给自己的附庸。重视合法性和条理性的诺曼底人建立了基本的社会结构，在这个社会结构中，不久就产生了一支精良的军队。诺曼底人还努力确立秩序。除了公爵，任何人不得兴建城堡或私自设防。诺曼底公爵的宫中有内廷官员、高级教士和地位显要的封臣，这些封臣不仅要为他服役，还得入宫听差。宫廷是公国的统治中心。在诺曼底各地都有子爵维护公爵的利益，监督执行公爵的决定。他们不仅是公爵田产的税收官，而且实际上也是与宫廷有密切联系的高级长官，管辖着象英格兰的郡一般大小的地区。诺曼底各代公爵同教会建立了关系，为中世纪欧洲的政教关系提供了蓝本。他们保护围内的修道院，欢迎十世纪的宗教复兴，因而得到复兴运动领袖的赞赏和支持。但是，他们没有放松对主教和修道院长的授职权。
　　 未来的英格兰国王就来自这个组织得井井有条的强大公国。一〇二八到一〇三五年间，北欧人的本能促使诺曼底的罗伯特公爵积极策划对外侵略。由于他中道去世，而且没有留下合法的继承人，这些计划便暂时搁浅了。

　 在这一段英格兰历史中，诺曼底公爵罗伯特之妹埃玛的形象非常突出。先是埃塞尔烈德出于一种自然的考虑，为了通过和欧洲头号军事强国的宗亲关系来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和她结了婚，后来卡纽特又为了保持英格兰的统一和她结了婚。关于她的才智和品行，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不管怎样，象她这样处于强大的联合力量中心的妇女是古今罕见的。在英格兰国王中，有她的两个丈夫和两个儿子。
　　 一〇三五年，卡纽特国王去世，他的帝国也随之瓦解了。他有三个儿子，两个系北安普敦的埃尔吉瓦所生，另一个为埃玛之子，名叫哈迪·卡纽特。这三个儿子都是愚昧无知的北欧人，因此，许多人又考虑拥戴原来西撒克逊王族的代表阿尔弗雷德和爱德华。二者是埃塞尔烈德和埃玛的儿子，他们正在诺曼底过着流亡生活。兄弟俩中的长者阿尔弗雷德，即编年史家所说的“天真王子”，于一〇三六年以看望再次孀居的母亲埃玛王后为借口，急忙赶到英格兰。西塞克斯公爵戈德温是住在英格兰的丹麦人的首领，他很有才于，能够左右政局。冒险的阿尔弗雷德遭到逮捕，他的随从都被杀害。这位不幸的王子被弄瞎了眼睛，不久死在伊利修道院。人们普遍认为，这次暴行是戈德温干的。除掉阿尔弗雷德之后，继承王位的问题就简单了，卡纽特的儿子们分享了父亲的遗产。斯纬因在挪威统治了一个时期，但他的两个兄弟是英格兰的统治者，而且都是短命的。不到六年，英格兰王位再次出现空缺。

　 有两个入侵英格兰的计划迅速制订完毕。第一个计划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在挪威，卡纽特的继承人决心恢复他们过去一直占据的英格兰王位。当他们正在组织一支远征军的时候，被哈罗德赶出诺森伯利亚伯爵领她的托斯蒂格，满怀复仇的心情流亡到挪威，详细透露了不列颠岛上的危机和防御上的缺点。哈罗尔德·哈德雷达国王便兴师出征，要夺取英格兰的王冠。他先乘船去奥克尼群岛，在那里集结苏格兰群岛和马恩岛的新兵。一〇六六年夏末，他和托斯蒂格率领一支庞大的舰队和大军，向英格兰东北海岸出发。
　　 因此，英格兰的哈罗德面临着南北受敌的局面。一〇六六年九月他听说，哈德雷达和托斯蒂格率须挪威舰队驶入亨博河，击败了埃德温伯爵和莫卡伯爵的地方军队，在约克附近的斯坦福德布里奇安营扎寨。他是在伦敦听到这个消息的，他在那里等着看哪一股侵略军先发动进攻，在哪里进攻。他这时表现出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带领山丹麦人组成的禁卫军沿罗马大道向北赶到约克，沿途召集地方军队。他在埃德温伯爵相莫卡伯爵受挫后的五天之内就到达约克，而且当天就上前迎击距约克十英里的挪威军队，行动之迅速完全出乎北方入侵者的意料。
　　 战斗开始了。英格兰人发起了冲锋。挪威人虽然没有盔甲，但起初却能保持战斗队形。过了一会，他们中了当时惯用的佯攻之计，散开盾墙向前冲去。这正是哈罗德等待的时机，兵器的撞击声顿时响成一片。哈德雷达的喉咙中了一箭，托斯蒂格接过指挥权，站到了“大地蹂躏者”的旗帜之下。在这间歇的时刻，哈罗德要把和平赐给他的兄弟，饶恕所有的挪威人。但是，“挪威人齐声喊道，他们宁可战死，哪怕尸积如山，也不愿意接受英格兰人的饶恕”。哈罗德麾下骁勇的北欧人禁卫军向敌人猛冲过去，随着一阵喊杀声，战斗又开始了。这时候，侵略者留在船上的部队赶来增援。他们和先投入战斗的同伴不同，身披坚固的盔甲，但是由于急行军而气喘吁吁，精疲力尽，他们扔掉铠甲，投入战斗，把自己的命运和处境艰难的同伴连在一起，结果死亡殆尽。哈罗德胜利了。他按照自己曾经以轻蔑的口吻作出的诺言，把哈德雷达埋在英格兰的七尺黄土之下，同时饶了他儿子奥拉夫的一条性命，让他带着残存的部下平安离去。托斯蒂格为他的不可平息的怨恨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虽然斯坦福德布里奇之战由于黑斯廷斯之战 [ 译者注：哈罗德在这次战斗中败于威廉公爵，因此决定了英格兰被征服的命运。 ] 而黯然失色，但我们仍应把它看作是英国史上决定性的战役之一。从那时起，再也没有任何一支斯堪的纳维亚军队能够对英格兰的王权和领土完整构成严重的威胁。
　　 在这胜利之时，南方又传来消息说，“私生子威廉”在佩文西登陆了。

　　 战斗一开始，曾经要求发动第一次冲锋的诗人骑士伊沃·泰利佛就拍马冲上山去，在英格兰军队面前将自己的标枪和利剑抛向空中，然后再接住。随后，他冲入英格兰人的阵营，被敌人杀死。威廉部下由于身披铠甲而行动笨拙的骑士发起了冲锋，向密集而整齐的英格兰队伍砍杀，但是毫无效果。冰雹般的弓箭和骑兵的冲击都不能战胜他们。威廉左翼的骑兵阵势大乱，急忙退下山来。哈罗德右侧的部队多是民军，见此情景便立刻冲出阵地，追杀下去。站在自己阵中的威廉命令训练有素的骑兵阻击他们，结果把敌人砍成肉泥。诺曼底人重新列好阵势，再次向英格兰人发起频频进攻，并在进攻的间歇时刻向他们猛射羽箭。常常有人说，这个战斗片断酷似滑铁卢战役中的那个下午。当时，内伊的骑兵接连不新地冲击英国人的方阵，打得靖疲力尽，他们在进攻的间歇时刻用大炮猛轰英国军队。在这两次战斗中，步兵虽然处境艰苦，却没有被打垮。据当时的说法，诺曼底的骑士从未遇到过如此顽强的步兵。骑士们不但无力摧毁英格兰人的盾墙，反而惨遭灵活的战斧、标枪和从盾墙后面打来的棍子的杀伤。密集如雨的箭矢造成了严重伤亡。英格兰人紧紧地靠在一起，以至伤员无法撤走，死者甚至不能倒下。
　　 当这个秋日的下午已是夕阳西下的时候，战斗才有些进展，威廉采取了人们惯用的“拖刀计”。在诺曼底人第一次败阵的时候，威廉看到哈罗德的右翼迅速离开阵地下来追击，于是，他导演了一场佯装溃不成军的假败退，同时准备好一支强大的部队。哈罗德身边的禁卫军仍然遵守纪律，保持着战斗的阵列，可是，那些缺乏训练的部队经过长时间的战斗之后，一见敌人逃跑就如释重负，而且无法控制自己。他们在胜利的冲动中杀下山去，在半山腰遭到威廉的骑兵大肆砍杀。夜幕降临的时候，哈罗德国王的身边和王旗下只有无畏的禁卫军在继续战斗，他的弟弟格斯和利奥弗文已经阵亡。威廉这时下令弓箭手把箭射向空中，使箭落在盾墙后面。其中的一枝穿入哈罗德的右眼，造成了致命的创伤。哈罗德在王旗下倒下去了。只有死神才能战胜他，而死亡并不是衡量荣辱的准绳。这场激战胜负已定。最后一个组织严密的步兵阵列已被攻破，但并没有被消灭，他们撤入后边的森林里。这对一直冲杀在前并已损失三匹战马的威廉来说，真可谓胜利在望了。但是，他在追击时却被狠狠地将了一军。黑斯廷斯山的另一侧山坡上突然出现了一条深沟，许多诺曼底骑兵掉了进去，被森林里怒目以待的英格兰人砍杀殆尽。
　　 哈罗德国王的裸露的遗体只用一件紫袍裹着，藏在海滩的岩石中间。他母亲主动提出交纳与哈罗德的身体同等重量的金子，要求威廉允许将他安葬在神圣的土地上，但是没有得到许可。诺曼底公爵回答说，把哈罗德葬在他为之战斗并献身的撒克逊海岸更为合适。后来，哈罗德的遗体被转送到他所建立的沃尔瑟姆大教堂。虽然英格兰人这时又一次被征服，屈服于命运的突变，但是，哈罗德的名字在他率领著名的禁卫军为之血战到底的不列颠岛上，值得人们永世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