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源头的源头在于商周以前的宗教/神话体系。即使是先秦百家，它也不是自闭环境下的原生果实。由于春秋诸侯大量焚毁上古典籍，先秦诸子无法实现区域文化的自我传承，只能被迫向域外文化求援。老庄学说的原型来自印度吠陀教，墨子学说的原型来自早期希伯来先知；邹衍的阴阳家学说，其中“九州”概念源于印度，“五行”概念源于波斯祆教，道家的“阴阳”概念虽然是自创的，却也深受祆教的光明/黑暗二元论的影响。先秦是一个高度对外开放的时代，它的文化繁荣，得益于这种虚心学习、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甚至就连秦始皇车同轨、书同文之类的“英明”举措，都是向波斯帝国求教的结果。
中国经过两汉，完成了汉民族自我认知。汉文化开始真正建构起来，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而跟世界的差异变得越来越大。中国由先秦的“输入原则”转向了“输出原则”，它的文化原创性这时终于上升为全球第一。宋明两代无疑有两次高潮，大量的中国原创技术及其器物，如造纸术、指南针、马镫、瓷器、丝绸、茶叶，甚至明代士大夫的美学，都被传输到世界各地，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版图。
黄帝是以西亚女神为原型的变迁神，西王母的原型是印度大神湿婆，等等。上古时期存在着一个“泛亚文化共同体”，而中国处于这个共同体的边缘，先秦思想就是这个共同体的结晶。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普世特征，它跟世界的分道扬镳，是轴心时代结束后的事变。中国文化精神的本质，恰恰不是人们误以为的“国粹”和“自给自足和自我生长的原生态”，而是它的高度开放、善于吸纳的多元性。如果没有这种跟世界接轨的阔大气象，先秦的文化繁荣是不可思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