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医学系主任费林教授,在我作为大学生向他报到时,还满怀好意地让我到精神病教授那里去问问。但是,在10月底的一天,我终于在浓雾中去上第一堂解剖学课。从此,我一直在与疲劳作斗争。开始,我还不能立即放弃我的神学教席和布道职务。这样,在学医的同时,我还在神学系上课,并且几乎每个礼拜天都得去布道。由于在神学课中着手探讨有关保罗理论的问题,因此在学医初期,上课占用了我特别多的时间。此外,人们也要求我更多地参加管风琴演奏的活动。因为,古斯塔夫,这位由他和杜卡斯、福雷、维多尔、吉尔芒、丹迪和我在1905年创办的巴黎协会的指挥,坚持要我在其所有的音乐会中演奏管风琴。这样,好几年的冬季,我还得多次前往巴黎。尽管我只需要参加最后一次排练,并且能够在演出后的当天晚上就回到斯特拉斯堡。但是,每次音乐会还是至少要花去我三天的时间。有多少次圣尼古拉教堂的布道词,我都是在巴黎和斯特拉斯堡之间的火车上写成的!不久之后,我还成了巴塞罗那巴赫音乐会的管风琴师。总之,我现在比过去更多地参加演出。这不仅是由于那时我作为一个管风琴家已出了名,而且也由于我在失去了神学研究所所长的收入之后,必须挣一些外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