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岁在米尔豪森上文理中学时，我就第一次进剧院观看了里夏得·瓦格纳的《汤豪泽》。他的音乐深深地震撼了我，以致于好几天后，我才得以恢复在学校听课的注意力。

在斯特拉斯堡由奥托·洛泽指挥的歌剧演出的水准，我在那里也有机会多次观看除了《帕西法尔》之外的所有瓦格纳歌剧。当时，《帕西法尔》只能在拜罗伊特上演。在1876年的首演之后，1896年，西联剧《尼伯龙根指环》首次在拜罗伊特重演，能够参加这样一次值得纪念的活动也是我经历中的一件大事。巴黎的朋友送来了入场券，但为了支付旅费，我必须省吃俭用。

現在上演的瓦格納歌劇，除音樂之外，所有可能的舞臺效果都在起作用，就好像電影一樣。當我看到這樣的演出時，不由憂傷地想起，那時在拜羅伊特上演的《帕西法爾》是多麼的簡樸，而效果又是多麼地驚人啊！當時的舞臺佈景和演出還完全符合已故大師的精神……

斯特拉斯堡的大學歲月過得飛快。1897年夏季結束時，我報名參加第一次神學考試。我們的考試題目是：《施萊爾馬赫圣餐理論與<新約>和宗教改革文獻中的觀點相比較》。這是一個統一的命題，所有考生應在8周內予以完成，之後才能參加國家考試。

由於這一任務，我又重新思考福音書和耶穌生平的問題。在閱讀了此次考試所要求的大量關於聖餐問題的文獻，包括歷史和教義的兩方面文獻之後，我意識到，通常對耶穌及其使徒聖餐意義的解釋，以及對原始基督教聖餐典禮出現的解釋，都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在施萊爾馬赫的《信仰理論》中，關於聖餐問題的章節有一個評論給我的啓發很大。施萊爾馬赫使我注意到，根據《馬太福音》和《馬可福音》關於聖餐的報導，耶穌已經不再要求使徒再來就餐。從而，我們可能必須接受這樣一種觀點，原始基督教教區中的重複聖餐典禮應該被歸結于使徒，而不是耶穌本人。這一由施萊爾馬赫以其傑出的教學法提出的，但在其可能的歷史效果內不再被追蹤的想法激發著我，即使在我已經完成了這個考試的課題之後仍然如此……

1898年5月6日，我通過了第一次神學考試，即所謂國家考試。接下來的整個夏天，我沒有離開過斯特拉斯堡，但搬出了神學研究所，為的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哲學研究之中。文德爾班和齊格勒兩位教授都是其專業中的傑出代表，他們作為教師還很好地相互補充。文德爾班的強項是古代哲學。他的關於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討論課可以說給我留下了大學時代的最美好回憶。齊格勒精通倫理學和宗教哲學，他原先是圖賓根的教士。作為一個原神學家，齊格勒掌握的細節知識對他的宗教哲學教學很有益處。

基於我的考試成績，并經霍爾茨曼教授的推薦，我獲得了戈爾施獎學金。這個獎金是由托馬斯基金會和斯特拉斯堡大學神學系共同管理的。獎學金每年1200馬克，一共6年。獎學金獲得者的義務是，最晚6年后要獲得斯特拉斯堡大學的神學博士學位，或者退還所獲得的款項。

根據特奧巴爾德·齊格勒的建議，我決定首先著手準備哲學博士論文。學期結束的一天，在大學的教學樓前，我們在雨傘下又討論了起來，他建議我以康德的宗教哲學作為題目，這也很符合我的心意。

大約在1898年的10月底，我前往巴黎，在巴黎大學聽哲學課，并到維多爾那里進修管風琴的演奏技藝……我在維多爾那里上管風琴課，他免費教我，我還在伊希多爾·菲利普那里上鋼琴課，不久之後他就任巴黎音樂學院的教師。此外，我還是弗朗茨·李斯特的天才學生和女友——瑪麗·雅埃爾-特勞特曼——的學生，她也是阿爾薩斯人。瑪麗·雅埃爾曾是一顆耀眼的明星，但那時已經完全退出音樂會演奏了，從事關於鋼琴指觸的生理學研究。我作為她的實驗動物參與了她的實踐。這一實驗是由她和生理學家費勒一起進行的，我多麼感激這位天才的女性啊！

在瑪麗·雅埃爾指導下練習，我已充分改進了我的指法。我感謝她，是她使我通過有目的的、耗費較少時間的練習，日益成為我的手指的主人，這對我的管風琴演奏也是十分有益的。菲利浦的課程更多地屬於傳統鋼琴教育學的範疇，但對我的幫助同樣也很大，能使我避免瑪麗·雅埃爾方法的片面性。由於他們彼此相互輕視，因此兩人都不可能知道，我也是對方的學生。我要努力的只是：上午在瑪麗·雅埃爾這里彈琴，下午則在菲利浦那里彈琴！

瑪麗·雅埃爾于1925年去世，而菲利浦則像維多爾一樣，直到現在我們仍然保持著深深的友誼。我也感謝維多爾，他不僅使我結識了當時巴黎許多吸引人和重要的人物，而且也關心著我的物質生活。每當他發現我由於囊中羞澀而沒吃飽時，課後就會帶著我到他常去的飯館，盧森堡宮附近的“福優特”去吃飯，這樣我就又可以飽餐一頓。

居住在巴黎的伯父和伯母也給予我許多關愛。我父親的這位二哥，是一位語言學家，由於在改進新語言課方法上的努力而聞名。通過他，我和大學以及教育界的許多人建立了聯繫。我在巴黎就像在家里一樣。

我的博士論文寫作既沒有受到藝術活動，也沒有受到交際活動的影響，因為我充沛的精力允許我經常開夜車。每當早晨我到維多爾那里去彈管風琴時，往往在夜里就根本沒有上過床。

由於法國國家圖書館閱覽室笨拙的管理方式，看來難以在那里查閱有關康德宗教哲學的文獻了。因此我乾脆決定，不再與二手文獻打交道，而是在直接研讀康德原著的基礎上寫作博士論文……

1899年三月中旬，我回到了斯特拉斯堡，把已完成的論文交給了特奧巴爾德·齊格勒，他表示很滿意。我的博士論文答辯將在7月底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