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10月13日，礼拜五，我在巴黎把一些信件投入了一个邮箱。在这些书信中，我告知父母和一些最亲近的熟人，为了以后前往赤道非洲行医，从这个冬季学期开始，我将成为一名医科大学生。在其中的一封信中，考虑到将来学习的负担，我放弃了在圣托马斯教堂神学研究所担任的领导职务。

我现在着手实行的计划，早就萦怀在我的心中。它可以追溯到我的大学时代。当看到周围的许多人陷于困境之中时，我却能够过着幸福的生活，这使我难以承受。还在读大学之前，我了解到一些同学的家境令人十分悲哀，而我们京斯巴赫牧师家庭的孩子们则生活在理想状态中，这种鲜明的对比一直使我不安。上大学时，我可以读书并能在学术和艺术上取得一些成绩，这种幸运迫使我日益考虑到别人，特别是那些由于物质条件或健康原因而没有这些幸运的人。1896年圣灵降临节期间，夏季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当我在京斯巴赫父母家中醒来时，一个想法突然向我袭来：我不可以把这种幸运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接受下来，而是必须为此做些什么。

我躺在床上静静地思考着这一想法，窗外的鸟儿则在欢快地歌唱。心中的决定就这么做出了：为了以后献身一项直接为人类服务的事业，在30岁之前，我可以过一种学术和艺术的生活。“只为自己活着的人将失去生命，只有为了我和福音献身的人，他才能永生。”我一直在思考，耶稣的这些话对我意味着什么？现在，我明白了它的意义。除了外在的幸福之外，我还获得了内在的幸福。至于计划中的行动今后采取何种方式，我当时还不明确。对此，我把它留给那时所处的境况来决定。对我来说，现在已经明确的是：这是一项直接为人类服务的事业，即使它是一项并不引人注目的事业。

我本来打算在欧洲服务，我想收留和教育被遗弃或无人照管的孩子，并要求他们以后也承担起相同的义务。1903年，作为神学研究所的所长，我搬入了位于托马斯教堂三楼朝南并且宽敞的住宅里，这也使我有条件去尝试。为此，我到处毛遂自荐。但是，有关机构对收留被遗弃或无人照管的孩子的规定不允许志愿者参与其事。一次，当斯特拉斯堡孤儿院失火后，我向孤儿院院长舍尔先生请求，让我暂时收留几个孩子，他根本就不让我说话。此外，其他的尝试也告失败了。

有一阵子，我考虑今后从事为流浪汉和刑满释放者服务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作为相应的准备，我还参与了圣托马斯教堂奥古斯特•恩斯特牧师的活动。每天下午1至2点，恩斯特牧师总要和每个需要资助或过夜的人谈话。接着，不是盲目地给他们一点救济或者让他们回去等待，直至了解到他们的真实情况；而是先向他们提出建议，并在下午到他们的家里或住宿处去探访，考察他们关于本人状况的陈述是否属实，最后根据实际需要发放资助。

为此，我们骑着自行车在城区和郊区到处跑，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事情，求助者并没有住在他们自己所说的地方。当然，正是由于这么做，我们才能从实际出发开展慈善救助工作。在这方面，许多亲密的朋友允许我使用他们的资金。

读大学时，我就是托马斯教堂的学生团体“托马斯执事团”的成员，并参加了它组织的慈善活动。每个礼拜，我们都要分别访问一些贫困家庭，给他们带去自愿的资助，还要对他们的状况作出报告。我们从捐赠者那里筹集为此而花费的资金。这些捐赠者来自斯特拉斯堡的老市民家庭，他们拥有祖先创办的，由我们接管的企业。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每年有两次，我们每个人还要按照规定的数量拜访捐赠者。对于我这个腼腆和不善社交的人来说，这真是一件难事。我相信，在这种作为我后来的求助的预习中，有时我肯定表现得很笨拙。但由此我也认识到，与举止利落的求助相比，这种礼貌和克制的求助能够更好地为人们所理解。被拒绝的友好收获也属于真正的求助。

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年轻缺少经验，尽管出于最善良的愿望，我们还是没有能够最合理地使用所有托付给我们的资金。当然，通过使每个年轻人承担起关照穷人的义务，这些资金的使命还是得到了充分的实现。为此，我深深怀念那些理解和支持我们的追求的人，我对他们满怀感激之情，并祝愿许多大学生也可能这样去做，作为捐赠者的代表成为反对贫困斗争的新手。

经过与流浪汉和刑满释放者的接触，我觉得，对他们最有效的帮助，只有通过许多具有一定素质和个性的人把自己的时间、精力都奉献给他们才能够实现。但同时我也认识到，只有在与组织的合作中，这些个人才能做成一些事情。当然，我的信念则指向绝对个人和独立的行为。虽然我也决定，如果必要的话，我也愿意接受一个组织的调遣；但我始终没有放弃这样的希望：最终发现一种活动，我可以作为个人和自由人而奉献给它。对于这种向往的实现，我始终把它作为一种伟大的、被不断翻新地体验的恩赐而接受下来。

1904年秋天的一个早晨，我在神学研究所的写字台上看到一本绿色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中，巴黎传教协会按月报道它的活动。舍尔德林小姐经常把它寄给我。因为她知道，由于名为卡萨利斯的首位传教士的书信给我留下的印象（在我年幼时，我父亲曾经在礼拜活动中朗读过这些书信），我对巴黎传教协会特别感兴趣。因此，在我来到办公室前的晚上，这本小册子就放在了那里。我习惯性地翻了翻这本小册子，为了抓紧时间开始工作，就把它放在一边。这时，我的目光落到了一篇标题为《刚果传教团迫切需要什么》的文章上。这篇文章的作者是阿尔弗雷德•博埃涅，巴黎传教协会的领导，一个阿尔萨斯人。在这篇文章中，他抱怨传教缺少人手，特别是在刚果殖民地的北方省加蓬更是如此。同时，博埃涅还表达了这样的希望：这一呼吁能使那些“主的目光已经注视着他们”的人作出决定，投身于这一迫切需要人手的工作。文章最后写道：“人们应该这样听从主的指示：主，我时刻准备着服从教会的需要。”
读了这篇文章之后，我就安心下来工作，我的追寻终于有结果了。

几个月以后的一天，正是我30岁的生日。那天，我就像一个要造一座塔而又在踌躇不决的人：是否应该放弃它呢？作为思考的结果，我决定从此实行自己在赤道非洲纯粹为人类服务的计划。

译者：30岁生日的前8天，在传教节的布道中，史怀哲引用了《圣经 马可福音》1:17：“耶稣对他们说，来跟我走，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一布道是史怀哲“自传”中的关键文献。它表明，决定在史怀哲的内心早就作出了。此后不久，理智将实施这一决定，并且像他在教区中表白的内心激情一样地可靠。

……人们一直听到的首先是：对于那些在其信仰中仍然感到幸福的人，应该让他们保留自己的宗教，而不应去剥夺他们的信仰，因为这样做只会引起不安。对此，我认为，传教本身对我来说，首先完全不是一种专属宗教的事务，远远不是这样。传教首先是一种人类的使命，它并不认定我们的各个国家和民族。至于那些信徒和头脑简单、狭隘的人以耶稣的名义的所作所为，就更谈不上是传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