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台下多少人？
他很认真地想一下：大概200人。
过了几天是周末，收到他的短信，当晚他如愿上台给一个演讲老师献了花，他认为这会离上台自由演讲五分钟的愿望更近了。已经过了20岁的成年人只为登台五分钟说话，要这样争取和惴惴不安，如果从五岁起就常有类似机会，我们的年轻人不会在快大学毕业时，到台前来对自己的同学说句话，还要带着发言稿，还要双手和稿纸一起抖个不停。
卜给我分析了网络写手鬼吹灯和南派三叔的不同，他向往有一天也会有读者能每天跟踪他的故事，在他后面也有催促等待新故事的一群忠实的粉丝：“你写了，会有人等着看，那感觉真好！”
很多学生都像卜，很需要切实地做点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体会到自己这个小生命的真切的存在。
时隔半年，在2011上课记“托付”一节第一段“厚重的本子”中写到的学生对我说，一年前，当她在教室里跟我说她的作业还没完成的时候，在我的眼神里看到了一丝怀疑，意思是知道你想偷懒，这反而刺激她一定把这次本来无关紧要的作业写得更认真，反而更不急于把它交上来。很显然，把自己20年间的故事交给一个成年人，不确保安全，但她暗暗决定“赌一次”。把作业交给我的早晨，她是一直瞄着我，据她说我放本子装进书包的那一刻非常随意……直到当天收到我的邮件，她才在心里说“赌对了”。
我没马上理解：你想赌什么？
她说：赌这个老师，如果赌对了，在我心里你就不是老师，是个长辈。
隔了一会，我们都没说话。又空了一会，她说：那本子烧了，你放心。除了你谁也没看过，包括父母。
她说得平淡，我心里很吃惊，应该有2万到3万字吧，一颗颗黑色的小字，多不容易写下来的，被她销毁了。后来我慢慢想，也许她只是要一个郑重地书写的方式，对纸张去倾诉，我只是临时做了一下她艰难成长的相对安全的见证者，她曾经茫然困惑无助的存在，通过写和被一个人读到已经完成了全过程，纸上的文字不重要了。
暑假前，在广州听一个人讲起一段旧事：“文革”期间，他还是刚刚懂一点事的小孩，他躲在家里不断地在纸上写“反标”，写那几个最最可怕的字，写了马上撕掉，撕了再写再撕，当时他全身都在发抖，脚下碎碎的一地纸屑，他很害怕，又莫名地渴望这种刺激。他是靠这种不可估量的风险来寻求自己的存在感吧，发抖的存在，惊恐的存在。这是对未知的存在的急切渴求？心理学家也许能解释吧。
任何一个时代都该急切地需求它的年轻一代在场，也有责任使这些最该有炙热之心的人群在自信自由的存在里，帮他们获得力量和参与感。而一个大学生想在自己就读的学校里得到当众讲话的机会，应该等同于一个20岁的年轻人本该得到爱别人和被爱的机会，如果连这些都难得到，责怪他们脑残的，才更是脑残。在有一条知饿知冷的躯体外，一个人觉得他的存在和不存在没区别，没有比这个更不正常的了。
无力又无奈，还不只是熬出这四年就会“苦变甜”，未来不知道在哪。正该是跃跃欲试进入社会的前夕，虽然学校有高楼有讲堂有图书馆，他们的心却是边缘的自我疑惑甚至自我枯萎着的，他们被边缘化了，那些在大学四年里做“网络隐士”的，守着电脑厮杀，死掉一条生命，瞬间又能闪跳出另一条新生命。有人谴责学生“玩物丧志”，他们没机会获得“志”，脑残也是被脑残，吃货也是被吃货。有时会想到北方有一种虫，土话叫“潮湿虫”，专在阴湿狭闭的覆盖物下面生存，一旦覆盖物被翻动，它们被暴露，必定慌乱躲避钻窜，寻找哪怕很临时的无光的缝隙去安身。
别怪他们整天说迷茫，能意识到迷茫无着的，已经是主动的和自我挣扎的，是不屈从的。你不给他见到光，让他说明亮，不给他力量，让他在必要的时候挺身担当。他没有试过堂堂正正，生命多是在似有似无孱弱无力中浮荡。
我们面对的是同样的状态，深深地在这里，而找不到存在感。有个同学和我谈论过，她是回族。我们说到痛苦，她问我的痛苦是什么，我说了。然后她也说了。然后我们共同认为，无论什么时代，人都各有快乐和痛苦，换算成一个绝对值，是没本质区别的，只是细节有区别而已。
我看着他们，也审视自己，靠吃东西，靠考证，靠游戏，靠赚钱，靠写字，都是从那短促的瞬间里得到一点快乐，以填补更多的空荡荡，以此反证自己还存在着，是有知觉的，有努力的，有追求的，带了点什么正能量的。不过如此吧，反正我们都不掌握答案。
他很认真地想一下：大概200人。
过了几天是周末，收到他的短信，当晚他如愿上台给一个演讲老师献了花，他认为这会离上台自由演讲五分钟的愿望更近了。已经过了20岁的成年人只为登台五分钟说话，要这样争取和惴惴不安，如果从五岁起就常有类似机会，我们的年轻人不会在快大学毕业时，到台前来对自己的同学说句话，还要带着发言稿，还要双手和稿纸一起抖个不停。
卜给我分析了网络写手鬼吹灯和南派三叔的不同，他向往有一天也会有读者能每天跟踪他的故事，在他后面也有催促等待新故事的一群忠实的粉丝：“你写了，会有人等着看，那感觉真好！”
很多学生都像卜，很需要切实地做点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体会到自己这个小生命的真切的存在。
时隔半年，在2011上课记“托付”一节第一段“厚重的本子”中写到的学生对我说，一年前，当她在教室里跟我说她的作业还没完成的时候，在我的眼神里看到了一丝怀疑，意思是知道你想偷懒，这反而刺激她一定把这次本来无关紧要的作业写得更认真，反而更不急于把它交上来。很显然，把自己20年间的故事交给一个成年人，不确保安全，但她暗暗决定“赌一次”。把作业交给我的早晨，她是一直瞄着我，据她说我放本子装进书包的那一刻非常随意……直到当天收到我的邮件，她才在心里说“赌对了”。
我没马上理解：你想赌什么？
她说：赌这个老师，如果赌对了，在我心里你就不是老师，是个长辈。
隔了一会，我们都没说话。又空了一会，她说：那本子烧了，你放心。除了你谁也没看过，包括父母。
她说得平淡，我心里很吃惊，应该有2万到3万字吧，一颗颗黑色的小字，多不容易写下来的，被她销毁了。后来我慢慢想，也许她只是要一个郑重地书写的方式，对纸张去倾诉，我只是临时做了一下她艰难成长的相对安全的见证者，她曾经茫然困惑无助的存在，通过写和被一个人读到已经完成了全过程，纸上的文字不重要了。
暑假前，在广州听一个人讲起一段旧事：“文革”期间，他还是刚刚懂一点事的小孩，他躲在家里不断地在纸上写“反标”，写那几个最最可怕的字，写了马上撕掉，撕了再写再撕，当时他全身都在发抖，脚下碎碎的一地纸屑，他很害怕，又莫名地渴望这种刺激。他是靠这种不可估量的风险来寻求自己的存在感吧，发抖的存在，惊恐的存在。这是对未知的存在的急切渴求？心理学家也许能解释吧。
任何一个时代都该急切地需求它的年轻一代在场，也有责任使这些最该有炙热之心的人群在自信自由的存在里，帮他们获得力量和参与感。而一个大学生想在自己就读的学校里得到当众讲话的机会，应该等同于一个20岁的年轻人本该得到爱别人和被爱的机会，如果连这些都难得到，责怪他们脑残的，才更是脑残。在有一条知饿知冷的躯体外，一个人觉得他的存在和不存在没区别，没有比这个更不正常的了。
无力又无奈，还不只是熬出这四年就会“苦变甜”，未来不知道在哪。正该是跃跃欲试进入社会的前夕，虽然学校有高楼有讲堂有图书馆，他们的心却是边缘的自我疑惑甚至自我枯萎着的，他们被边缘化了，那些在大学四年里做“网络隐士”的，守着电脑厮杀，死掉一条生命，瞬间又能闪跳出另一条新生命。有人谴责学生“玩物丧志”，他们没机会获得“志”，脑残也是被脑残，吃货也是被吃货。有时会想到北方有一种虫，土话叫“潮湿虫”，专在阴湿狭闭的覆盖物下面生存，一旦覆盖物被翻动，它们被暴露，必定慌乱躲避钻窜，寻找哪怕很临时的无光的缝隙去安身。
别怪他们整天说迷茫，能意识到迷茫无着的，已经是主动的和自我挣扎的，是不屈从的。你不给他见到光，让他说明亮，不给他力量，让他在必要的时候挺身担当。他没有试过堂堂正正，生命多是在似有似无孱弱无力中浮荡。
我们面对的是同样的状态，深深地在这里，而找不到存在感。有个同学和我谈论过，她是回族。我们说到痛苦，她问我的痛苦是什么，我说了。然后她也说了。然后我们共同认为，无论什么时代，人都各有快乐和痛苦，换算成一个绝对值，是没本质区别的，只是细节有区别而已。
我看着他们，也审视自己，靠吃东西，靠考证，靠游戏，靠赚钱，靠写字，都是从那短促的瞬间里得到一点快乐，以填补更多的空荡荡，以此反证自己还存在着，是有知觉的，有努力的，有追求的，带了点什么正能量的。不过如此吧，反正我们都不掌握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