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着她这有些孩子气的话，我不禁苦笑一声，问道：“你这是想私奔么？”
她却将脸凑近玻璃，认真地说：“我没有开玩笑，我真想过了，我也做得出来。”
我伸出手指在玻璃上刮了一下，就像以往刮她鼻尖一样，检票口通知检票时，我在玻璃上哈气，写了两个反体字：“等我。”
我不喜欢南京车站，我讨厌一切为了管理方便而设定的有悖人情的垃圾规定。
从南京到乌鲁木齐，一共41小时，我睡了又醒，醒了又睡，做着各种各样的梦。其中一个梦最为蹊跷，当时一个列车员推着小车来售卖零食饮料，我刚好迷迷糊糊地睡着，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又回到高三，我和凌一尧迎面走来，她的嘴角洋溢着微微的笑容，我走过去大声地说：“凌一尧，我们以后会在一起，十年，我们以后还要结婚！”

然后凌一尧骂我是流氓，周围的同学都笑，连大乔和子石都笑，我非常生气地告诉他们俩这是真的。不一会儿，姚千岁大老远地跑过来，手里拎着一个棍子，我就没命地跑。按理来说，梦里的人不会跑得快，可我跑得非常快，甚至能感受到头发被风扯得嘶嘶作响。我就那样一直跑着，感觉这辈子都要用来奔跑，我很快乐，我要大声地笑。
旁边人的声音陡然提高，我一下子从梦里惊醒，发现那列车员竟然仍然推着车子往这里走，前进距离不超过五米。
当时我突然想起一个悲观的故事：黄粱美梦。
我真希望自己这辈子一直活在那个梦里，被姚千岁追赶着，拼命地逃命着，全校学生都在笑着，教学楼阳台和路边都黑压压地站着一大片，就在围观运动会上的三千米长跑。那时候的我还是一个勇敢的少年，而凌一尧也是一个羞涩文静的少女，我们所有的爱情都藏在那一次次擦肩而过，沉默不语的微笑里。

新疆的戈壁滩，开春之前的积雪淹没小腿，我戴着银行劫匪般的头罩，裹着又长又厚的军大衣，扛着沉重的仪器，在荒野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海边是湿冷，这里则是干冷，但温度低得出乎我的想象，我的嘴巴不停地开裂。夜里盖着被子时脚上的冻疮痒得难受，只能伸在外面冻一会儿，冻醒了再缩回被窝里暖一会儿，痒醒了才伸出去冻。
凌一尧想给我寄冻疮膏，但快递根本不可能送到，我这里太偏僻了，连蔬菜和肉都要从很远的地方拖过来。一拖就拖一卡车，一吃就是大半月。
一起在这里混生计的也有与我差不多年龄的，农民工耐得住吃苦，但那些细皮嫩肉的年轻人都熬不住，没呆几天便跑得光光的。幸好我在海边干过大半年，那边的条件比这里好不到哪里，早就习惯了，何况我已经没有退路。
　　

过了没多久，凌一尧打电话告诉我，例假来了，孩子没来。她显然有些沮丧，而我说不清自己是什么心情，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怀有怎样的心情。她家里还是极力试图促成她与罗XX在一起，我们之间偶尔还会因一点小矛盾而争吵，我的脑袋像被门板夹过似的，明明知道她与我一起抗争着，可还是忍不住一次又一次通过这种拙劣的方式来向自己证明她没有离我而去。
由于工地的GPS仪器出了故障，我们不得不利用原始方式定位高度。我背着二十公斤的全站仪，拿着对讲机，跑出很远去寻找被大雪淹没的原始基准点。不料，我走着走着就迷失方向，我以为可以摸回营地，不料最后我连自己的脚印都找不到了，而对讲机那头的那帮人根本无法判断我的方位。

这是我以往在海边从未遇到的状况，有种被人类世界抛弃的恐慌，我不敢乱走，叫那些工人赶紧回营地找人救援。但直到晚上九点，夜色已然降临，四周只剩白雪映出的冷光，还是一点进展都没有，对讲机里满是男人们乱哄哄的争吵。
我以为自己的小命会丢在这里，只能背朝肆虐的寒风，用大衣裹住身体，拼命维系最后那点体温。我掏出手机给凌一尧打电话，但要么就是信号全无，要么就是无法接通，连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短信都总是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发送失败。
我平生第一次发现自己是一个胆小鬼，这样怕死，我怕我死了以后父母没人照顾，怕自己无法被及时发现，怕凌一尧见到的是一具面目全非的残骸，更怕自己像狗一样无人问津地曝尸荒野，葬礼上连一个为我哭泣的人都没有。
凌一尧啊凌一尧，如果我真的死在这里，请呼唤我的名字，把我的灵魂带回故乡吧。

我找了一个地势稍高的土坡，将全站仪加在坡顶，以便尽早被人发现，然后躲在北风面的凹处，能活多久就活多久。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熬过去，做好最坏的打算，用冻得几乎失去知觉的手横握着笔杆，借着雪地映出的微光，在施工日志的中页写遗书。
我在这里投了多少钱，外面还有谁谁谁欠我钱，我又欠谁谁谁的钱，我的户口还在学校里没拿回来，如此而已。我本来想说对不起父母，早走一步，劝凌一尧不要悲伤，下辈子有缘再见，但我歪歪扭扭地写完那些账目，再也没精力写字了。
我蜷缩在那个角落里，脑子里开始胡思乱想，想着我要是即将失去意识，应该用什么样的姿势才显得体面安详一些，不至于狼狈潦倒。有时我觉得这身体已经完全不属于我自己，四肢像木头一样无知无觉，心脏是性命寄生的最后一块阵地。

也是在这个时候，我依稀听见上风口传来发动机的声音，还有人高声呼喊，以及雪地里沙沙的脚步声，随后有人从身后的土丘上冲下来，蹲在我旁边一边喊我名字一边拍我的脸。我感觉自己像被人摁在水里，所有的声音都含糊不清，灯光尤为刺眼，看不清他们到底谁是谁，也不知道自己到底算是获救了，还是正在垂死。
他们把我抬起来往上一提，我整个人就像飘进太空的一块废料，所有的意识都跟着失重地飘着。他们把我抬进开着空调的车子里，盖上厚被子，让人揉捏我的四肢，不停地呼喊我，叫我保持清醒：“吕工，吕工，吕工……”
我恍恍惚惚地就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吕钦扬，吕钦扬……”
我一下子坐了起来，拼命地推开那些工人，瞪大眼睛努力地四处观望，发现根本没有凌一尧的身影，又颓然地倒了下去。后来，那些工人和我喝酒时经常拿这事开玩笑，说他们当时被吓了一跳，以为我是回光返照，以为我是听到勾魂小鬼的点名。我一边喝酒一边嘲笑他们的迷信愚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呵呵。

医院离这里太远，我被带回营地以后烤了一会儿的火也就缓过气来，他们便让我躺在床上休息，专门让烧饭的老头子来伺候我。我一觉睡到第二天下午才醒，掀开窗帘看见一轮咸鸭蛋黄般黯淡的红日，凌厉的冷风吹得活动板房的单层玻璃呜呜作响。我喝了热汤，让老头子给我手机充电，然后给凌一尧打电话。
电话一通，她便问我昨天在干嘛的，为什么只打了一声就挂了。
我说我昨天差点丢了命，连遗书都写好了。
凌一尧似乎不太相信我的话，她说：“你到底是去工作还是去打仗的，为什么会有生命危险，如果真的那么危险那就回来啊！”
面对这样的责问，我不知道如何应答才好，我已经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投入这场豪赌，怎么可能因一场意外而举手投降。我在这里扛住雨雪风霜，就是为了让她此生都活得安逸，我只希望她此生都不必感受生活的艰辛，哪怕一辈子都无法理解我此时的狂热。

随后她告诉我，她父母托人在我们那个城市给她找了一份新工作，待遇相当不错，催她回去工作。她知道，这样的安排无非是让她离罗XX更近一些，更好地掌握两人之间的动向，于是她努力地抗争着，一天一天地拖着。
她说：“今天我妈妈说了一句话，我哭了好一会儿。”
我问：“她骂你了？”
她说：“不是。她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叫我不要等她哪天不在了，才后悔现在没有尽孝。”
我愣了好一会儿，突然意识到“疏不间亲”，无论我多爱她，我的地步都很难逾越她的父母。这就是我拼死拼活地卖命，恨不得拿把刀坐在市场中央割肉兜售的结局吗？我强忍左胸口的酸痛，问道：“你想回去了？”

凌一尧沉默片刻，而后低声说：“我会尽力扛。”
尽力扛，只是尽力扛。呵呵。
她能够与我一直走到现在，已经是仁至义尽，我没有权力要求她必须永远与我坚持到底，爱情不是靠绑架得来的。我把烧饭的老头子支了出去，然后向她保证我很快就能出头了，我们可以过得非常幸福，可以让所有人都惭愧他们现在的阻挠。
我感觉自己当时的口才出奇地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用亢奋的状态向她描述一个美好的未来，完全不像一个从鬼门关回来的人。但凌一尧只是安静地听着，缄默得让我一度怀疑她是否还在电话那头，我不得不**兮兮地“喂”“喂”“喂”。
她只是微微的叹息一声，说：“可是，我已经很累了呀。”

在戈壁滩的那段日子，我忙得不可开交，要么在施工现场东奔西跑着，要么趴在电灯泡底下看图纸，要么与工人们混在一起喝酒。偶尔闲暇下来，我傻傻地坐在房间里看着床头那个日历，一遍又一遍地推算工程完工验收的日期。
另一个工程队的项目部有一台电视机，外接信号锅的，偶尔我会去那里看一会儿电视，特别喜欢看江苏卫视。不是看非诚勿扰，也不是看电视剧，只是想看一下镜头里的街景。有一天，一个专题节目介绍我家乡的特产，我硬是死死地抓住遥控器，将那帮想看抗日连续剧的家伙晾了十几分钟。
最让我万分痛苦的是，凌一尧似乎对我越来越冷淡，以往她接电话时都是兴高采烈的，现在却是问：“什么事？”
“你至于这样故意伤我么？”我终于不满地问。
“我有吗？”
“你态度这样冷淡，是不是不愿意接我电话？”

她说：“我们总不可能一辈子都像初恋时那样火热吧，总有一天，你接到我的电话时会不耐烦，握我的手时也毫无感觉。”
我呵呵地笑：“可能你说得对吧，但那是第几个十年呢？”
凌一尧沉默许久才说：“我妈闹我闹得很凶，一闹就犯气管炎，她都要拿断绝母女关系说事儿了，我能怎么办？我以前一直觉得自己过得很好，家庭和睦，爱情美满，学业也很顺利。可是现在呢，家庭，爱情和工作都乱糟糟的，每天夜里都失眠，早上一睁眼又想着怎样把今天熬过去。我真的很累，太累了。”
我从未见过凌一尧这样暴露自己的脆弱，可我不知道如何安慰，因为我自己的心空得像一个深不见底，连回音都没有的峡谷。我很想将她牢牢抓住，可我又觉得自己像在与她的家人打一场拉锯战，每个人都打着爱她的旗号不肯撒手，却从未有人在乎她夹在其中被撕扯得多痛苦。

我说：“既然你这么为难，那就不要勉强了，回去吧。”
凌一尧愣了一下，问道：“这是你说的？”
我深呼吸一口气，努力将泪水咽了回去，说：“我说的。”
电话那头一片沉寂，而后挂断了。此后的很长时间，我们谁都倔强地不肯联系对方，直到有一天南京的房东打电话给我，问我另一把钥匙在哪里，我才知道她已经退掉房子，回家去了。

我离开戈壁滩的时候积雪正在消融，我把手里的数据都交给项目部，连同那本撕掉遗书的施工日志，而我带来的垫付资金暂时只能抽走不到一半。一个关系不错的朋友开着破旧的越野车把我送了出去，一路打滑，一路颠簸，一直把我送到火车站。
从南京到乌鲁木齐，背离朝阳，冲向黄昏，而从乌鲁木齐与之相反。那四十多小时里，我一直稀里糊涂地想着心事，日落时怀疑自己离太阳越来越远是不是一个不详之兆，日出东方时又在期待这是预示我可以拥有走出困境的幸运。我很无助，感觉自己的力量微弱得几乎渺小，只能寄希望于这些毫不相干的启示。
我辗转回到那座城市，没有回家，在车站旁边的宾馆住了下来。我洗澡剃须换了干净衣裳，试图逼着自己睡一会儿，好让自己与凌一尧见面时精神状态好一点。可是，我又困又累，却怎么也睡不着，一闭上眼睛就心慌气短，仿佛有人在我耳边敲着锣鼓大声聒噪:“她要离开你了！她要离开你了！”

凌一尧知道我回来了，我们约在安定广场见面，面对面站着，她看着我的眼睛，说:“怎么那么多血丝？多久没睡觉了？”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我最近一次超过四小时的睡觉就是从戈壁雪地里捡回小命后近乎昏厥的长睡。
旁边有很多小孩子穿着旱冰鞋跑来跑去，我们生怕被撞到，于是坐到旁边的长椅上。我告诉她，我每天都很想她，已经把新疆的工程丢下了，不想再离开她了。
她皱起眉头，问:“你不是在那里垫资了吗？丢下那里，你以后怎么办？”
我有些不高兴:“你希望我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