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西方农业机械的认识及认识特点
鸦片战争后，清朝与西方的接触进一步深入、频繁。而此时的欧美，正是其农业**刚完成不久。诚如特雷弗小威谦斯所言，“这个新的农业**像历史学家所钟爱的其他大多数**一样，实际上是缓慢发展的，一般认为它始于1600年，结束于1850年”。[1](p190)其中，“英国农业是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期逐步实施机械化的”。

在农业**中，农业机械化是其重要的内容和关键环节，因此，那些正在西方田野和展馆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大型、新颖农机，极大吸引了出洋的中国人的眼球。于1847年第一个留学美国的容闳(1828—1912)应是目睹西方先进农业机械的最早者之一，他1856年返国，1863年向曾国藩提出建立“用以制造枪炮、农具、钟表及其他种种有机械之物”的制造机器之机器工厂，①而这建议的提出当是其在美国目睹农业机械之高效的深刻印象的产物。

19世纪60至80年代，不少清朝外交官等登陆西方，使更多中国人能近距离接触和直接感受西方的社会和科技。他们中一些人留心国外农业。尤其看到西方农业的强项——农业机械后，颇为惊讶，便把这些新奇的东西记录下来并加以评论。当时，他们接触西方农业机械主要是通过三个渠道，一是各类展览会，特别是农机展馆；二是农机制造厂；三是在国外农田或农产品加工厂处。而这些记载无疑成为我们了解当时人对西方农机最初认识和感受的重要窗口和渠道。

(一)耕耙机具
耕耙机具主要是耕犁，出洋的外交官似乎很少记述，同治七年(1868)，美国前驻华公使蒲安臣受同治帝钦派，率使团出访欧美。志刚也在其中。他在纽约州见到诸多畜力农机具，如犁、收割机、脱粒机、碾等，应有尽有，但对犁的描写只有区区数个字，“如犁，则半锐角”。②看来，犁未让他上眼。

首任驻英法使臣郭嵩焘，1876—1879年间在英法期间颇为留心农业，光绪三年(1877)五月，郭嵩焘在伦敦，应邀观看位于伦敦东北二百里、倭尔维尔江口的“安生机器厂”。他在日记中写道：“犁田机器三种：用机轮者二，用马力者一。用机轮者为轮车二具，前后各一。开田为长丘，约百步，设犁车其中，两端各系以绳。前机轮舒绳而后轮收之，则犁之后端俯至地而前端仰；后机轮舒绳而前轮收之，则犁之前端俯至地而后端仰。前后相与迎送，唯移行左右而已。浅犁前后各九齿，深犁前后各三齿：浅犁掀土使起(即中国之初犁)，深犁始成畦。马犁亦三齿，一马则一齿。”③他的副手刘锡鸿也简略记载“有六钢刀以起土者，两头置火轮机，系绳牵之，以自为进退。此第一人司之，可代六马之力者也”。④琪中对1858年由英国人福勒(John Fowler)发明并开始展示的蒸汽犁地法着笔稍多，因为其新颖、独特。
为何使臣们很少记载犁机，笔者蠡测：可能在火犁(拖拉机)出现前，当时欧美在耕地农具上并不比中国先进多少。不管是在耕具，还是整地的耙。这样自然引不起记载者的兴趣。

(二)割草机具
割草机具当时也有目睹，如光绪三年(1877)，任驻英副使的刘锡鸿在参观中就见到了国内未有的芟草机，“机器有刀与耙齿转侧迭相为用者，刀以芟草苗，耙以起草根，有分缀晒之，有屈铁为24巨钩者，钩密排如人肋骨，所以拢已晒之草而聚之。有单刀、双刀、三刀起土者，入土浅深，各异其式。此皆驾之以马，可代十数人之力者也。有六钢刀以起土者，两头置火轮机，系绳牵之，以自为进退。此第一人司之，可代六马之力者也。”⑤

同年五月，郭嵩焘在伦敦的“安生机器厂”，也见到“刈草机器：凡三具，皆用两马力。其一刈草而堆之地；其一数十长齿斜曲，掀草上腾，摊而晒之；其一数十长齿曲兜，聚草成束。”⑥同年，外交官张德彝在英国看到各式农业机械图纸，其中芟草机与刘锡鸿所见的几乎一模一样。其日记道，“二十日壬寅，早雾，未初晴。有英国制造耕田机器人郎弗娄来拜，据云‘中国田多，宜用此器，以省人力。’并呈图一纸与看，见有刀与耙齿转侧迭相为用者，刀芟草苗，耙起草根，用以分而晒之。有屈铁为二十四巨钩者，钩密排如人之肋骨，所以约已晒之草而聚之。又有单刀、双刀或三刀以起土者，人土浅深，各异其式。诸具虽各有铁轮关键，而皆驾之以马，可代十数人之力。有用六钢刀以起土者，两端置火轮气机。系绳牵之，以自为进退；一人司之，可代六马之力”。⑦
另出使西班牙的使臣也有见到，“又有翻草器、卷草器，无一而非减省人力。”⑧说明这一农机具在西方已较为普及。有研究指出，仅法国“在1862年到1892年期间……割草机的数量从18800台上升到了52000台”。[3](P10)

三)播种机具
光绪六年(1880)，以参赞身份随陈兰彬出使欧洲的黎庶昌，在西班牙见到，“又一播种器，前如犁，后有横骨，直竖小筒尺余，而侈其口，以盛籽种。中有小机窍，为之管约，行动时漏下极少而匀。筒之下节，用麻布缝筒套之。马行子落，筒尖即耙泥掩盖之。”

次年，张德彝在英国观看农业机械图纸，引水器又吸引住他的眼球，“有引水器，机旁皮筒相续。沉入水中，机动则可行水至数里外至高之处。有轮机不烧煤而烧草者，轮自转，草投火不须人为推送。其轮机较轻者，单气筒可代六马之力，双气筒可代二十马之力。无论单筒双筒，量地势之大小，用以起土引水，极省人力。可谓巧夺天工矣。”⑿无独有偶，担任驻英正副使臣的郭嵩焘、刘锡鸿同年也在英国观看了抽水机，前者写道，“乃回至厂，行江次，观吸水机器：一用木梘，一用皮条，略似上海所购水龙车，而机器较大。”⒀后者记曰，“有用以引水者，皮筒相续沉水中，可行水至数里外绝高之处。又有轮机不烧煤而烧草者，轮自转草投火中，不假人为推送。又有轮机较轻者，单气筒可代六马之力，双气筒可代十马至二十马之力。”⒁

光绪四年(1878)的一天，香港商人罗氏脱里引厂主氐脱里取来见驻德公使李凤苞。该厂主向李介绍了自己的产品：“其引水机尤为新奇适用。本为同治八年美国总监工所创，屡经修改，今始妥善。以整块铸铁为之。下侈上锐，形如蒜白，内有两房联以开合之户，上接通水管以蒸汽人，其上口压，令右房之水达于外管，汽凝而缩，外水复入。其气即压左房之水达于外管。及右房水满而左房又缩。一虚一实、一出一纳，迭相为用，与双鞲鞴之抽水器相同，且有其利而无其弊。因呼吸甚速，整铁为之，不易损坏。今所新制，其力倍蓰，用之更耐久，且任何安置俱属相宜。用于救火、开矿，灌田尤为便利，曾在巴黎大会中得奖金牌。”⒂这是几经革新改造的性能优良的新产品。获得金奖牌一事，让他们了解西方有鼓励发明创造的机制。

(五)收割机具
传统中国一直是靠镰刀收割的，故设计精巧的各类近代化收割器具颇让外交官们感叹，因此，他们的记述也最为集中和细致。
同治七年(1868)，志刚在美国看到“收割之器，两马驾车，车仅坐一人为御，车右俯地为扁横夹木，夹锐角刀六，相离如其陇，是一割六陇也。刀钉于夹木，而活其轴。刀尖向前，对陇中之禾。刀后为环，贯于铁条，附于夹木而左右之。夹木与铁条，牵于车后之机轮。一转而铁条左牵，则刀右割；右牵，则刀左割。御轮三周，则敷一束。旁有偏扇，所割之禾，俾之倒于扇。敷一束。则扇后掀，随者因而束之。是两马、两人而作六人收割之役，而且速也”。⒃他所看到的当是麦考密克发明的收割机。

同年，张德彝在美国见到了另一种形制的马拉收割机。“船行十里过金江，登轮车行66里，至地名‘黑窝’。一路树林阴翳，田园茂盛，有聚米仓房百余间，宽大整洁。内有收田机器，形若梳篦，暗藏镰刀，左有铁轮关键。以马曳之，马驰轮转，其器自能割刈，并能束捆成排，委积田畔，人坐车旁领路而已”。⒄“十八日乙丑晴。巳正，随志、孙两钦宪与众乘马车三十六辆，行十余里往看农器。有割谷器如车，以二马曳之，左坐一人执鞭。马走轮转，自有关键将右边齿镰运动，来往割切。车随行，则所割者自然成束而遗于地”。⒅

光绪六年(1880)，出使西班牙的黎庶昌在马德里农务学堂内看到若干件“割麦器”：“一为英国新式，设巨铁筒为转轮，贯以轴。轴上直竖一柄，向后如荷叶形，为人坐处。前有活机，可以驾马。左边支木板，宽可四尺，亦用木板钉边为栏，高四五寸，而空其前。一面着铁锥十余，锥长二寸，每锥亦相离二寸。两锥之间，平安刀口为人字形。右边有动轴，约高于左板四尺。轴之下、筒之上为连环齿轮，近木板处亦有小转轴，以麻布卷接之，斜上属于动轴。而又斜下尺许，别有小转轴联之，再平拖二尺而止。紧逼小轴处横安一机，如缝衣之器。又另一不动之轴，高于动轴三寸许，亦以麻布从右边木板处结之，斜上属于此轴，再斜下近尺而止，亦有轴钳之。又于不动轴之外，悬一铁丝卷，令可转圈。将铁丝牵属于缝器，然后驾马驰行于麦垄中，其麦梗从右边之铁锥经过，即触刀而自断，铺于木板上，如手割者然。离刀口寸许有一活板，时时约束之，麦即陆续上移，从两布间转出于动轴之右，铁丝即卷而束之成为巨捆。而铁丝自行剪断。随割随束，迅速异常，可谓尽人巧之能事矣!总办云：‘此器太大，路仄处尚不能用。今改制小者，更为灵便’。”⒇该记录显示当时欧洲大陆相对落后的地方也投入到农业机械化的潮流中去了。

外交官描述较多，还跟欧美田野已较普遍使用收割机有关，如“1834年设计的麦考密克(Mc- Cormiek)的收割机在1850年一年内大约就卖出了1000台”；[3](P2-3)即使以小农经济著称的法国，“在1862年—1892年期间……收割机的数量从8900台上升到了51000台”。[3](p10)光绪三十二年(1906)，受慈禧派遣，赴欧美、日本考察君主立宪的五大臣之一戴鸿慈在美国，“参观农器制造厂(MC Cormiek Harvesting Machine Company)”只记“有割禾马车、束草马车、掘地马车、救火机及种种农用铁器，又有试验农器适用与否之机器焉。”[21]不再具体描述，说明到20世纪初，国人对洋农器已没有了新鲜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