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脱粒机具
外交官们对脱粒机也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并留下不少描述。同治七年(1868)，张德彝在美国见到“打麦器，形若巨箱，内含齿轮皮带，前以六马转磨，右坐一人送麦颗，左立一人收麦粒。磨动，则皮带随齿轮而转，自然粒出于左，而流于仓矣。梃净壳飞，备有所在，精巧之至”。[22]

在英国，光绪三年(1877)五月，郭嵩焘在伦敦“安生机器厂”的参观中也见到了脱粒机，“出麦机器：用火轮一坐(用草为薪，不用煤)，转皮条以运机器。前置机器箱如木柜，后出麦，前出麦杆。一人坐后端，取麦束从中轮压下。旁有风轮(亦中国风车式)，后悬麻袋三。中袋皆完善者，其压碎者出左袋，土石及麦壳出右袋。其草壳轻者皆由风轮扬使旁出，其麦杆则压人轮下，即从前板推转而出，堆于柜前。此机器尤佳”。[24]可以看出，该厂生产的脱粒是以蒸汽为动力，比使臣们在美国见到的马力脱粒机又先进了一步。刘锡鸿也有记载，但过于简略，“有用以打稻者，布稻于上，其谷自落，碾去粗皮，复碾细皮，筒各储之，并其糠灰簸扬使尽”。[25]

光绪六年(1880)，黎庶昌在西班牙亦见到为小麦、玉米脱粒的脱粒机，“又一巨器，将麦穗装入方斗内，由上而下，逐层出细，自打粒、去草，以至簸扬粗秽，而麦颗净洁，皆一气呵成。此用火机为之，亦英国之制。又有剥玉米之器，圆铁板一块，安转柄中央，而于里面悉着铁锥，与靴钉相类，外用铁壳双合之，如蚌蛤形。左边有筒，高近一尺，右开一缺口，下安小筒。总办取壁间包芦试之，从左筒贯入，以手转动，须臾米粒皆从小筒漏下，其骨自从缺口向上送出，一皆剥剔净尽。此器了无奇处，而运用之妙，乃能如此”。[26]其中对“运用之妙”的玉米脱粒机则是首次记载。

(七)加工机具
目前已知最早介绍西方粮食加工机具的是湖北潜江的一位20多岁的知识分子郭连城，咸丰九年(1859)春天，他随意大利传教士徐伯达(Luelovi- eus-Cel．Speha)等人赴罗马述职并游历意大利各地，在途经埃及时，他除参观凸伯夷石柱外，还考察了埃及从西方引进的先进的加工面粉的机械装置，看到“火轮”的力量大大超过“水轮”，心中暗暗感觉不可思议。“后又引余至一面坊。内有大仓数十口，有麦面自仓口出。仓下有长筛以机轮自转而筛之。及登楼时，则见有无数铁磨自旋如飞。又上至第三层楼，则见从前筛逼之面自然而上，聚于一处。以便取携。会士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余曰‘可’。及至上面，城池河海，俱在望中。上有小麦堆积，而以引水机轮淘洗之。只须二三工人，将小麦置于穴内，顷刻，则细面出焉。会士曰：‘此火轮面坊也。半日所磨之面，足供满城之人。不知贵国亦有此制乎?，余曰：‘吾乡多有以水轮代者，而火轮之制，余则未之见也’。会士曰：‘从前太西之人亦尚水轮。然未若是法之神速也。’言毕盘旋而下，但见处处有铁轮飞舞。稍焉，踏月归院。余心窃异之，因录”。[27]

光绪三年(1877)，郭嵩焘在英国看到了在当时来说自动化程度很高的食品加工厂：“各种小洋饼皆机器为之，每种皆至数厂。其运送灰面及运饼上下皆机器为之，不烦人力。如面厂装面一石，用布袋盛之，系之机器转运皮条之上，可以过街人楼门，曲折送达和面处。其和面及揉力、压力，并用机器。其各种小饼，同一机器而形制各异。其面厚薄推转，如布帛在机，或转印模就面，或推面使就印模。下用洋铁盘盛之，或一行，或一行并分。一分工夫压饼至数千。其小长饼为螺纹及若纠绳者，机器又小异。唯小薄饼则用机器压面使平，而用人力以模压之。中有小厚饼松脆，则用机器压成，送人开水大桶中。饼熟浮水面，用撩箕漉取之。然后加烘。烘饼窑深约丈许，用洋铁盘盛饼百数十，从窑口送人。上下皆用薄铁板密排铁梁，推洋铁盘转运其中，上下用火逼之。至后窑口出，即成熟饼。火力微有猛弱，用玻璃管测之，而推运机器使之转动洋铁盘，自分迟延以应火力。凡机器一厂，必有窑炉二三座。”[28]同年，刘锡鸿对粮食加工机械也有记载，“有用以磨粉者，单磨、双磨不同，既磨而筛之，粗细亦各为类”。[29]

光绪六年，陈兰彬在西班牙见到一种手工操作的果汁压榨机，“(榨葡萄器具)器分两式，一为横榨，面置一木方斗，外侈内束。斗门下紧安巨铁轴二，轴上铸指粗方棱，使阴阳相间。再下为转轮，轮之旁有柄，为手持以转动处。再下承以铜槽，一接汁，一接渣，渣汁悉穿指大圆孔。倾葡萄人方斗内，转两轴轧之，酒出渣下，各归其处，此一法也。一为直榨，其器与石磨相仿，特有数重铁笼护之。将葡萄置人，螺旋直压，汁皆从下磨盘流出，此又一法也。是器，种葡萄者家家有之，人人能做”。

近代化食品加工必然以粮食运输的机械化为基础，因此，同治七年(1868)，张德彝在美国的一个叫“柏费娄”的城市感受了那里的粮食储藏、运输的机械化，认为这样不仅提高了效率。而且便于管理、减少贪污盗窃行为的发生。“城周约三十里，居民十二万，旁临益湖，商贾云集。湖通运河。河边建积谷仓，高十五丈，周八十丈，前一双筒，伸出如象鼻。内作连斗，插入米内。轮机动，则连斗齐转，将米运上倾于楼顶斛中。随斛有称，只需一人记数而已。称过则米流人各廒，颗粒皆归官府，绝无偷盗之虞，勾稽不爽丝毫，永鲜侵吞之弊。出仓时亦用此法，一时能运米一万六千石。仓房纯系铁建，上下铁梯六百级。沿河有挖泥船，亦用轮机连斗，与运米大同小异”。

概括甲午战争前，近代中国人对西方农业机械的认识特征，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点：
(1)小范围。当时能够接触到西方农业机械的人十分有限，主要是出洋的使臣和因各种原因到过海外的政治人物，如王韬、冯桂芬、孙中山等。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西方先进农机具为何物。
(2)零碎性。由于当时接触者多无专业知识且与西方农业机械的接触多是走马观花，因而，他们对西方农业机械的认识基本停留在直观、感性上，呈零碎性。与甲午战争后，《农学报》、《农学丛书》等大量、系统、专业、全面地介绍西方农业机械有着明显的差距。
(3)同步性。当时正是西方农业机械化迅速发展期，不断有新型农业机械面世，出洋的中国人可以无阻碍地与当时西方人同时见识这些新型农业机械。也就是说中外对农业机械发展的认识是同步的。

二、面对西方农业机械的震惊及引进思考
面对诸多从未见过、甚至从未想象过的农业机械，19世纪90年代之前出洋的中国人，无疑心灵深处受到巨大的冲击。他们惊叹欧美先进的农业机械设计的精巧和劳动效率的高效，如黎庶吕评论割麦机“随割随束，迅速异常，可谓尽人巧之能事矣!”，“无一而非减省人力”；[33]玉米脱粒机“皆剥剔净尽。此器了无奇处，而运用之妙，乃能如此”；[34]志刚赞叹收割机“是两马、两人而作六人收割之役，而且速也”，脱粒机“数事而以一器办之”；[35]“观农器。其器甚夥，要皆用力少而见功多，是大有益于生民者也”，[36]他甚至嫌时间安排太紧，未能细看，感到很有点遗憾：“至农事之末，器具作用之次第尚多，惜不能久待而通观之也。”；[37]张德彝惊叹打麦器“精巧之至”，[38]抽水机“用以起土引水，极省人力。可谓巧夺天工矣”，[39]甚至有点不敢相信其在荷兰围海造田中所起作用，“沧桑之变，在天耶，抑在人耶?”；[40]李圭称颂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上展出的农业“器具便巧”；[41]郭连城对食品加工机械“余心窃异之，因录”；[42]郭嵩焘称颂英国意伯斯威叱工厂新颖农田机器，“一机器兼四十人之力，而神速又复倍之”。[43]即使未曾出洋的魏源，早在19世纪50年代，亦通过搜集到资料指出，英国“农器便利，不用耒耜，灌水皆以机关，有如骤雨”。[44]

惊叹之余，更多的中国人看到了中西方农业的巨大差异，并思考中国农业的出路。当时，这些中国社会的精英们基本上都倡导引进和制造近代先进农机具，进行机器化农业生产，以实现农业的近代化。在他们看来，“农务机器，虽小技奇器，而皆与民生国计相关”，[45]是中国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和根本。即使百年后，天翻地覆的中国仍认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仍是这一认识的沿袭。当时，购买被视为引进的主要渠道。如1860年代，启蒙主义思想家王韬认为“西国田具，如犁耙播刈诸器，力省工倍，可以之教农，以尽地力”。[46]建议清政府购买西洋机器，“以兴织絰，以便工作，以利耕播”。[47]认为唯有如此方能将传统农业改造为近代农业，带来农业的大发展。稍后，熟悉“夷人情形”的郑观应亦提议“参仿西法”，并“委员赴泰西各国，讲求树艺农桑、养蚕、牧畜、机器耕种、化瘠为腴一切善法”，[48]编为专书，传播给农民。其次，仿制。如前面提到的容闳，据其在《西学东渐记》一书中记叙，早在同治二年(1863)，于安庆晋见曾国藩时，他就提出建设包含生产农机具的机械厂。当然，在当时中国工业基础上所谓制造只能是仿制。二年后，洋务派重要代表人物李鸿章甚至预料正在兴起军工技术将会转为民用，仿造农业机器是不可阻挡的。他说：“制造机器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洋器于在耕织刷印陶堉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耕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49]洋务运动另一代表人物张之洞也主张发展近代农业生产，“须精造农具，凡取水，杀虫，耕耘，磨砻，或用风力，或用水力，各有新法利器，可以省力而倍收，则又兼机器之学。西人谓一亩之地，种植最优之利，可养三人。若中国一亩所产，能养一人，亦可谓至富矣!”[50]1890年，孙中山在《农功》一文中在介绍英国“伊里岛田卑湿，嗣用机器竭其水，土脉遂肥”等事例后，提出要学习西方国家“讲求树艺农桑、养蚕牧畜、机器耕种、化瘠为腴一切善法”。[51]甲午战争前夕，孙中山在给李鸿章上书中提出了他的先购买后仿制的近代中国农机化发展道路，即“农官既设，农学既兴，则非有巧机无以节其劳，非有灵器无以速其事，此农器宜讲求也。自古深耕易褥，皆借牛马之劳，乃近世制器日精，多以器代牛马之用，以其费力少而成功多也。如犁田，则一器能作数百牛马之工；起水，则一器能溉千顷之稻；收获，则一器能当数百人之刈。他如凿井浚河，非机无以济其事；垦荒伐木，有器易以收其功。机器之于农，其用亦大矣哉。故泰西创器之家，日竭灵思，孜孜不已，则异日农器之精，当又有过于此时者矣我中国宜购其器而仿制之。故农政有官则百姓勤，农务有学则树畜精，耕褥有器则人力省，此三者，我国所当仿行以收其地利者也”。[52]

甲午战争前，尽管赞同引进西方先进农业机械已成为时代新潮流，呼声不断。但反对的声音也不小。一些守旧的官僚士绅借口华夷之辨、滋生淫逸和易生恶心等理由拒绝西方科技。在西方先进农业机械引进上，也有激烈的争论：引进还是拒绝；是全盘引进还是选择引进。如何将引进工作与中国国情相符而不至于出现水土不服，当时不少清代官员和士绅对此及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思考和辩驳。众所周知，近代中国广大农村地少人多，农民普遍贫困，国家工业弱，国民科学意识薄弱。因此，甲午战争前中国引进先进农业机械不仅存在资金匮乏、科技水平低等问题，更重要的是会导致大量农民失业，成为流民，甚至引发社会危机。当时人们的疑虑和争辩焦点就在这个就业与效率的二难问题上。为此，产生几种不同的看法：

(1)不赞成立即在中国推行。如驻英大使刘锡鸿，他在参观众多先进农机具和了解英国社会后，认为英国采用农业机械的原因是“英国田亩皆归富户，而雇人佃耕。人之工食费重，故辄以机器代之”。[53]的确，西方发明农业机械的动因就是节省劳力、提高生产率。同时，他还看到采用后出现的新问题，“夫农田之以机器，可为人节劳，亦可使人习逸者也；可为富民省雇工之费，亦可使贫民失衣食之资也。人逸则多欲而易为恶，失衣食亦易为恶；而忧时者，独以义塾救之。塾多贼少之言，殆深明治道者所必韪矣。”[54]担心机器抢了人的就业机会，造成社会混乱，因而虽感到农业机械是奇妙的东西。但思想上还是不赞成推广。与他有相同看法的还有不少人。如湖南巡抚王文韶，同治十三年反对丁日昌提出的建工厂以制造耕织机器的提议，说：“至兼造耕织机器之说，臣窃有所未安。夫四民之中，农居大半，男耕女织，各职其业，治安之本，不外乎此。若概以机器行之，彼兼并之家，富连阡陌，用力少而工程多，诚美利也。此外别无恒产，全赖雇值以自赡者，往往十居八九，机器渐行，则失业者渐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胜言矣。推之工匠，亦莫不然。……故臣谓机器局除制造军用所需外，其余宜一概禁止，不得仿制各项日用器具，是亦无形中所以固本之一端也。”[55]另朱一新亦反对以机器耕作，“西国地广人稀，故耕种亦用机器。……中国风俗与之绝殊，生齿至繁，民多失业。苟夺贫民之衣食，嗷然不可终日是，一二黠者乘之，则变刮生矣。”[56]

(2)选择性引进和采用。有的知识分子主张在劳动力匮乏时采用农业机械，当时东南地区因太平天国战争，人口大量死亡。为此，主张“采西学”、“制洋器”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冯桂芬在1860年所写的《校邻庐抗议》一书中，提倡农业使用机器以解一时之急，“东南诸省，兵燹之后，流离死亡，所在皆是，孑遗余黎，多者十之三四，少者十不及一。人少即田荒，田荒即米细，必有受其饥者，是宜以西人耕具济之。或用马，或用火轮机，一人可耕百亩。或曰：我中华向来地窄民稠，一用此器，佣趁者无所得食，未免利少而害多。以今日论之，颇非地窄民稠之旧，则此器不可常用，而可暂用也”。[57]显而易见，他对使用先进耕具并不是完全赞同。还有的提出对西方农业机械进行选择性引进，张之洞的观点就具有代表性。他说：“臣等闲尝考校中西家学，互有短长。泰西农家新法多从格致化学出，有与中法同者，有与中法异者，有可学行之中国者，有不可行之中国者。徐光启《农政全书》教民用龙尾车以汲江河之水，恒升车以汲井泉之水，此泰西水法，与中国同者也。察土性有十四原质之殊资，浇壅有磷养鸟粪之别，此与中法异者也。……欧洲人少工贵，易牛耕而用机轮，耘锄收割之具，多用汽机，肥田之物，或用硫强水，此则成本太巨，获不偿费，不可行于中国者也。”

(3)坚决引进。这些学者看到了引进农业机械的带来的问题，但更认识到如果为保障就业而牺牲农业机械化的危险。薛福成说的这段话就颇有见地：“中国人民之众，十倍于各国。议者谓：若广用机器，不啻夺贫民之生机，使之不能自食其力；故西洋以善用机器为养民之法，中国当以屏除机器为养民之法。然使行是说也，则必有人所能造之物而我不能造者，处处让人以独步，故不待言；且以一人所为之工，必收一人之工之价，则其物之为人所争购，必不能与西人之物之价减二三减十百者相敌也，明矣。自是而中国之货，非但不能售于各国，并不能售于本国；自是而中国之民，非但不能自食其力，且徒用力之无益。”[58]的确，实现机械化以后会出现富余劳动力，造成失业。但是，如果为了充分就业而拒绝机械化，也不是明智之举。保护落后，最终落后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实际更损民。他清楚地看到了其中的危险性，为此，光绪十八年，他驳斥机器夺贫民生计之说，指出：“守不用机器调济贫民之说者，皆饥寒斯民，困阨斯民者也。”[59]他的这种认识，相对前面短视的观点，可以说是比较远大并与时俱进。

以上这些中国官员和士绅的疑虑和思考，说明近代中国人对西方农业机械有一定的认识能力；同时昭显出人多地少的近代中国发展农业机械化遇到的困境和艰难。而这种困境一直困扰着中国许久时间，直至今日。而要解决机械化与百姓饭碗这个两难问题，农业机械化单兵突进是不行的，必须与近代工业化、城市化等同步进行，只有协调发展才能将农业机械化不断地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