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蓝诗玲发现，1920年代前鸦片战争只是清政府诸多问题中的一个，中国人谈论鸦片战争会更多是自我批评；在那之后，鸦片战争一跃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当时中国所有问题都被归咎于帝国主义。

　超越国族认同如何可能
　　现年36岁的蓝诗玲对中国的兴趣由来已久，她毕业于剑桥大学中文系，后又取得现当代中国文学博士，先后在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讲授中国历史与文学。她还将鲁迅的《呐喊》、《彷徨》、《故事新编》，张爱玲的《色戒》，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等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成英文。
　　“对我来讲，中国是非常矛盾的地方，这里的爱国主义教育要比英国国内多得多，同时，中国在很多方面对外来世界的态度又比英国更加开放。”
　　在中国的大学里，能讲一口熟练英文的人并不少见，但在英国，即使是牛津、剑桥这样的一流学校，绝大多数老师和同学都完全不会中文，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远远超过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翻译的外文书籍在英国每年的出版物中只占2%，这一数据包括所有语种，而中国市场每年翻译的外文书则不计其数。
　　在为写作《鸦片战争》做调查采访时，她也发觉，很多“愤青”会在星巴克里点一杯咖啡，然后跟她大骂万恶的帝国主义。有一次，甚至有人扬言要带着军队打到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把原属于圆明园的文物抢回来，而采访一结束，对方又开始向她咨询如何申请去伦敦留学。
　　“中国人很国际化，很实用主义。”她把这种现象称为“Oddhybrid”（奇怪的混血儿）。她援引一项美国的政治科学的研究结果，从心理学上看，中国人接受矛盾的能力要比美国人强，因此也更灵活。
　　中国误解西方，西方也误解中国。历史上，西方对中国素有“黄祸”之说，现在又有“中国威胁论”，蓝诗玲认为黄祸论就是威胁论的前身，是非理性的观念，这是近年来媒体“非专业化”地渲染造成的后果。但在这种渲染的背后，是西方一直以来对中国的“尊重”--这个拥有漫长历史文明的大国始终和西方保持着距离，没有全盘西化，这也许代表着另一种可能性，是一个真正的他者，中国有时值得崇拜，有时又需要提防。
　　这似乎成了一个无解的命题，东方与西方这样一个二元对立的认识框架，在历史和现实的拖拽之下，很难浮出水面，得到澄清，或者被规避。对此，蓝诗玲的答案是：“1841年，英国人打到广州。当时的广州人很矛盾，一方面很害怕，另一方面一部分人也可以帮英国人买东西、开船，获得一些利益。广州市内有很多中国军队，但并不都是准备跟英国人打仗，不同省籍的人还发生冲突，人民内部的矛盾也挺严重。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国族认同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划一，并不能把入侵者和被侵略者分得那么清楚，中国人和英国人的观点都比我原来想象的复杂。

　　牢记国耻比较有中国特色
　　人物周刊：国耻教育是现在中国历史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你如何评价这种教育呢？在英国有国耻教育么？
　　蓝诗玲：我觉得强调国耻是比较有中国特色的事情，很多国家要谈自己的英雄，不一定跟国耻有关系，像勾践，卧薪尝胆这个故事也跟国耻有关系，还有林则徐。
　　人物周刊：你觉得国耻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蓝诗玲：我对中国国内关于百年国耻的态度是，完全应该纪念，我觉得英国人不够了解这个历史，想要理解当代中国与西方冲突必须了解这段历史。英国人太容易忘记这段历史了。必须了解历史。我觉得帝国主义就是非常坏，没人可以为它辩护。但我有点质疑的是，中国的教科书对近两百多年的历史不太平衡，用很多时间去纪念百年国耻，但1949年以后的历史纪念得比较少，比如说大跃进、文化大**等灾难性的事件。中国近代史在国内比较敏感。我觉得看历史要用一个比较全面的视角。不能只研究对外战争，同时也要研究国内战争，并不是所有的中国问题都来自外国人，也有一些来自中国人自己。

啧啧，好文。想起一句名言“只有评论者不知道自己身在哪一阵营时，才能对哪一方是正义做出正确判断”

二次鸦片战争，很多民众对战争的态度很吊诡。总的来说联军军纪不错，在河西务驻防时。还参加了当地的社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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