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世
　　我父亲杨宇霆，原名玉亭，字邻葛。原籍河北省滦县戴家岭人。曾祖父杨正荣于清朝同治年间逃荒关外，在辽宁省法库县东15里蛇山沟村落户。祖父名杨永昌。祖母张氏。当时家境贫寒，父亲出生于1885年农历七月廿日。他幼年时家境有些好转，祖父在本村开了一个大车店，但祖父反对父亲读书，常说：“念书也吃饭，不念书也吃饭。”后来经人劝说，父亲才勉强上了私塾，因他有过目成诵之才，其师高老师自认无力续教，怕误了父亲的学业，乃将其介绍到铁岭县张秀才那里就读。父亲为报答启蒙之恩，后来将高老师接到家中奉养，我们兄弟都称他为高爷爷，直到沈阳解放。父亲刻苦好学，但因家庭是开店的，不许入考场，后来认识了一个本家，才考中了清朝末科秀才，当时他仅16岁。以后因为废了科举，他才到日本留学。出国时，我祖父分文不给，幸亏我有一个伯父（父亲的叔伯哥哥，住我们村西街，早已分家）出钱资助，父亲才能出国，入日本士官学校。一个念古书的人，突然改变了一切环境，父亲是感到困难的。为了练习马术，他曾半夜里偷去马厩，想把马拉出来练习，不知受过训的马是拉不出来的，以致右腿被马咬伤，也不敢言语。当时每月要检查身体一次，到检查时发现咬伤处已经溃烂，他为此还受了处分。我在父亲的一本日记中见到，他休息日同于珍、邢士廉、熙洽等外出吃元宵，每人均摊几分钱，由此可见，当时是吃不起饭馆的。在我发现日记的同时，还见到了别人送给父亲的3张照片题字是：“麟阁先生惠存”，下款是孙文。另一张是“邻葛学兄惠存”，下款是蒋中正。还有一张是，“邻葛先生惠存”，下款是傅作义。后来此3张照片，均由我哥哥春元保管。

　二、归国
　　归国后父亲由排长、营长，很快就升为军械厂厂长。在兵器科任少校副官时，宋虎斌是一名士兵（后来是我的当差），他受过父亲的培训。据宋说，父亲经常在深夜搞紧急**，站好队后，他总能由队伍中挑出二三名不穿袜子的士兵，当场处罚。有一次父亲由外边归来，士兵听出是他的声音，不问口令就开门放入，父亲为此把那个士兵处罚了。父亲治军、军纪严明，把部队训练得规范整齐，得到了张作霖的赏识。后来张把父亲调到二十七师当参谋长，从此就是他辅佐张作霖的开始。由于父亲给张作霖出谋划策，东北的军事、政治局面逐渐强盛起来。据我所知，有3件主要大事：一是建立东北海军，二是制定田赋制度，三是修造战备公路。田赋制度就是从军阀、地主手中挖出大量未开垦荒地，使老百姓有地可种，同时供清丈机关征得大批收入。战备公路是这样，当时的南满铁路，系日本占有所有权。自己修一条公路，就可以照样运输不误，并不受其牵制，一旦战争起来，我们可以用公路与日本周旋。因此，日本不能轻举妄动。当张作霖与段系合作，为了援湘成立奉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徐树铮任副司令，我父亲任参谋长时，他与徐树铮在洛阳和信阳等地，成立了4个旅。此事被张作霖知道后，很是气愤，罢了徐树铮和我父亲的官。父亲就在北京赋闲，借住江朝宗的一所住宅，在安定门内净土寺胡同一号，生活来源，大部分由李景明供给（人称李二爷，是京津地区的一个巨商）。我即出生于此地，时为1921年农历正月十三。时过不久，张作霖对其左右说；“你们办事都不如邻葛。”于是又将父亲召回。

三、召回
　　我不满周岁时，便随同父亲回到了奉天（今沈阳）。他任上将军公署总参议，兼兵工厂督办。父亲以纪律严明和才干出众著称，当时有“智囊”及“小诸葛”之称。关于严格，可举一例：兵工厂有一个工人犯了错误，这工人的母亲是吴俊升（黑龙江督军）的女佣人。吴帅特为此事来求情，父亲回答是：“你来晚了，这工人已经处理完了。”实际是以后处理的。连吴帅的面子都不给，由此可见秉公执法之一斑。
　　当我懂事时，记得家里就是车水马龙，贵客盈门了。一次过年时，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来我家拜年，当卫士高喊：“吴大帅到”时，父亲已经接至门外，吴帅一进二门时，父亲已经来到他身旁，吴帅就跪在院中说：“唔唔，老弟我给你拜年。”父亲还礼跪下对叩。随后二人起来同入客厅，这时恰好我在身旁（4岁），父亲说：“去给吴大爷叩头。”我叩完头投入父亲怀里问：“爸爸，吴大爷是吴大舌头吗？”吴帅听到我的问话后哈哈大笑说：“唔唔，他妈拉个巴子这小子！”回去以后命副官给我送来两千银元的压岁钱。吴俊升字兴权，生于1863年，是张作霖的把兄弟。在张作霖当奉天督军时，他为29师师长，是张作霖的得力膀臂之一，号称“福帅”，后任黑龙江省督军兼省长。据我当差的宋虎斌说，吴帅的马术较高，多么烈性的马，他只要骑上去就不会摔下来。可是因身体太笨，上马时必须有二人将他抱扶马上。吴帅为人处事圆滑很会“来事”所以他对小于他20多岁的我父亲，拜年时要叩头。受他宠爱的夫人（吴二太太）也是我母亲的干姐妹，与我家来往比较频繁。其子吴太勋，我小时候也见过，曾在奉天创兴权中学就学，该校当时和张学良创办的同泽中学可以并立，我父亲在法库县也创办了平治中学。他们办学认真，教学设备齐全，教学质量较高，对教职员待遇优厚，每人都给房子住。父亲如果晚死一年，平治大学就成立了，父亲的愿望是想把乎治大学办的象天津南开大学一样。我次先兄燮元就毕业于平治中学，他死前对我说过，建筑平治大学的砖都运到了法库县的山下，准备将大学建于山上，给学生创造幽静的学习环境。
　　1925年8月我5岁，父亲接任江苏督办。随同父亲去南京的有我祖父及嫡母李氏。我与母亲就留在北京。父亲的一切公务从不背着副官高风岐。高副官也总是站在他身旁。有一次有人来与父亲密谈（来人不知是谁），说南京要打，父亲说不能打，一、我们孤军深入，如果后援切断非败不可。二、我们不能给南方带来战争的灾难，这时要正式退出已来不及了。据说督军署内都布满了机枪，大概就是在当天，他同陈调元（大约是江苏会办）一起开会，在会议进行中，父亲说身体不适，到后边去洗洗澡再来。这时他已下了密令，叫汽车司机陈一恒把车子开到后门待命。父亲换上了便衣，由后门逃走，事先已在下关准备好轮渡，父亲一人上了船。副官与十几名亲随卫士赶到下关时，轮渡已开动。高风岐等人现抓了一个小舢板追到浦口，才同父亲一起上了火车，这时南京已追下来。车到徐州时，张宗昌（山东督军）已在车站等待，与父亲会合，这才平安返回北京。我的祖父和嫡母李氏是怎样回来的就不清楚了。据说士兵们全部被缴械，每人发给一套棉裤、棉袄、两块银元放回。他在南京才两个月左右，就匆匆结束了这任江苏督办。
　　父亲的副官高风岐处事粗疏，他给父亲得罪了好多人，家里的差役们背地都称他为“二督办”。父亲乘火车出门时，路过大一点车站，满月台都是欢迎的文武官员，均由他来握手寒喧，父亲是不下车的，有时在车窗内向外还礼，月台上就他一人忙碌，当火车起动时，他还是若无其事的照样和迎送人等谈话。他专抓火车尾巴上车，一手抓车，一手向月台上敬礼。当火车驶出站后，他才进入车厢。
父亲身旁有一个好人，就是总管周香涛。此人系天津人，为人忠厚正直，并有才干。父亲每晚都是在书房渡过，这书房虽不是禁区，但没有人到这里来，只有一个内差陪同。我有时跑到这里，也是悄悄地玩，不敢打搅父亲。在这里我见过周香涛向父亲报告，周的口才非常伶俐，滔滔不绝一气呵成。父亲一边听他的报告，一边批阅公事。有一次，吴帅派人来向父亲借用嘉禾章，偏巧管事都不在，帐房只有张启文一人，无耐他只好去见主人，这次我在父亲身边。张启文本有口吃病，见到督办又有些胆怯，因此半天说不出话来，好久才说：“督……办，吴……大帅、来……借……嘉禾章……（禾字说不上来）。”父亲怒了说：“混帐，去换一个明白人来！”这是我唯一见到的父亲发怒。

　　郭松龄反奉时，记得是严寒的冬天，地下有2尺厚的大雪，奉天很是紧急，郭军已打到白旗堡车站（距离沈阳只有几十里），父亲携我逃到大连，没过多久又返回了奉天。
　　郭松龄与张学良将军关系比较亲密，但当我父督苏、姜登选督皖时，却没有他的地盘，使他很生气，这也是郭松龄反奉原因之一。反奉时他打的旗号是“清君侧”，实际就是清我父亲。父亲为给郭松龄压力，曾用话激怒吴俊升，强硬地问吴：“按兵不动是何居心！”因而吴急令在赤峰的黑龙江省骑兵出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败郭军。
　　郭失败后，张作霖赏了父亲10万银元，父亲用这笔钱买了北京朝内九爷府。
　　记不清我几岁时，西藏活佛班禅来到我家，当时由奉天大东门起，马路上全铺满了黄沙一直到我家门。由我家大门一直到西院客厅，则全是黄缎铺地。我也见到了班禅，他还用手摸摸我的头顶，并赐我一块“哈达”，当时都说这是很荣幸的事。
　　父亲每年要给祖父办寿，记得场面不小，我家东院是所较大的四合房，在院内搭了棚，内有戏台，台前两米左右，摆了一套皮沙发，专为给张学良将军看戏坐的。当时东北的要人不但全到场，而且南方也有代表前来。父亲死前祖父最后一个生日，张学良到来时，下了汽车在门外停了一会，不进院子。后来高风岐接至门外，与高副官很是亲热，实际上张已经有了戒心。后来大家才明白，（此是高风岐对我说的）当天张没有看戏，拜完寿之后，便去西院客厅内了。在祖父办寿一周以前就成立了杨宅寿事筹备处，兵工厂的处长们都来帮忙，有一次某处长为了帐目与我家管事曹起昌有些争论，被曹打了一个大嘴巴，硬给他打跑了。后来我母亲携曹起昌去处长家登门道歉，一个处长按军衔说不是少将即是上校，居然被一个奴才给打了，此事恐怕是罕见的。每当祖父生日时，至少要热闹3天。祖父这次祝寿，我家北客厅里，客人很多，都是东北的高级将领，同时有几桌麻将与牌九。当父亲由外边进来时，客人都呼拉一下全部站了起来，唯有张学良将军一人坐在坐位上顿时把脸往下一沉，面色非常难看。此事是我成年后，邢士廉对我说的。

可惜人才啊

说的很客气了

杀两人其实是杀了两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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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请教杨宇霆先生何时担任奉天军械厂厂长？回复请联系13279283886微信，西安白山。临时登录，在这回复我接收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