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太平轮牵出的两岸往事

名副其实的黄金船太平轮上云集了上海滩的名流 “船上漂流散落的珠宝首饰，佛像牌位，让许多附近的渔民大吃一惊，悲喜交杂。”在台湾著名主持人蔡康永的一篇名为《我家的铁达尼号》的随笔中，有这样的一段。曾经有位太太在逃难时的记忆是：身上缠了一圈值钱的金条，外面一件大布衫，宽宽大大看不出什么玄机。与铁达尼号不同，太平轮由货船改装而成，并非什么豪华游轮。台湾女作家徐钟佩曾经这样描述过搭乘太平轮的经验：“太平轮是一个黑黝黝的大黑洞，人一下洞，就有一股异味扑鼻，地下又酸又臭。” 但在1949年那个混乱的年份里，这艘“又酸又臭”的太平轮却成为无数人对于太平岁月的向往，逃离紧张的战事，逃离未知的命运。当时，包括太平轮在内的渡船都是一票难求，来往大陆、台湾两地的商人，撤退的士兵、公职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以及逃难的百姓一起涌入上海，并打算从这里渡海。而船上除了装人，还要装上衣柜、建材、文物甚至银元券。按照票面印刷的价格已经很难买到船票了，再加上纸币每天贬值，想买一张票，往往要动用黄金才行，“一群急着离开上海的有钱人有的用金条换舱位，硬是从原来的乘客手上，把位子买过来。有的靠关系，向爸爸或船公司其他合伙人要到最后几个位子。”蔡康永写道。

于是，太平轮成为了一艘真正的“黄金船”，并非因为坊间传言的船上载着国民党溃逃时的金条，而是因为太平轮上政商、名流、要员云集，其中就有如当时的山西省主席邱仰浚、辽宁省主席徐箴、蒋经国留俄同窗好友俞季虞、袁世凯之孙袁家艺、国立音乐学院院长吴伯超等。在后来统计中，损失的还有中央银行重要卷宗18箱，《东南日报》社整套印刷器材和国民党重要党史资料。随着太平轮的沉没，当时上海数一数二的中联公司也随之“沉没”。蔡康永便是中联公司股东之一蔡天铎之子，在《我家的铁达尼号》中，蔡康永写道：“在太平轮上遭难的乘客，人数之多，牵连之广，无论再怎么样的赔偿那都不可能让家属满意。官司始终无法解决，公司旗下太平轮以外的另外两艘轮船，被铁链锁在高雄港，直到全部锈烂，成为废铁。还有两艘货轮，留在大陆。所谓‘我们的轮船’，从此全部跟‘我们’无关了。” 另一位股东周曹裔的儿子说，事情发生时，他只有六七岁，当天晚上，有近三百支火把包围他们家，愤怒的家属涌入家中，捣烂了家中所有家具、摆设，公司的大门、办公设备、玻璃窗，全部被砸毁。“我爸爸当年四十三岁。”在周家儿子的记忆中，太平轮出事后，股东四散，保险公司倒了，他们得扛起赔偿的责任，他陪着母亲住在上海，房子越搬越小。解放军进城了，母亲把所有的金银首饰拿去理赔。张典婉告诉记者，她刚刚在上海找到另一股东周庆云的后人，他们家也一直在处理赔偿太平轮的事宜，“但对于家属来说，赔偿的金额实在少得可怜。”张典婉说。 2

被转向的人生没有太平轮，就没有“神探”李昌钰 “囡囡，冷噢！绒线裤子弗好脱！”在对记者回忆关于太平轮的点点滴滴时，年近古稀的黄似兰说到妈妈在上船前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时，泣不成声。现场一片安静，所有的人都静静地等她平复。当她终于有勇气继续叙述时，百余名听众集体鼓掌。黄似兰几乎是《谪仙记》里李彤的翻版，母亲登上最后一班太平轮，她的生活也因此从天堂掉进了地狱。“我只知道那时候起，无穷无尽的苦难在等待着我。”时隔60年，已成为澳门文化艺术协会会长的黄似兰依然忘不了青春岁月一夜中，无缘无故地变成孤儿。 “大人们考虑到我父母留在上海的遗产，由于我才有继承权，大人们哄着骗着把我从台北弄回了大陆。我回去遗产没拿到，人又出不来……我被人歧视，被人遗忘，被人轻薄，被人打骂，被人把头按在地上磕碰，被人忽然地从梦中掀起被子打翻在地上拳脚相向。”黄似兰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有一幕情景黄似兰一直没有能忘怀：一回正在用餐，姨丈无来由一巴掌打来，让她口中的饭喷了一地，“把饭吞回去！”她望着地上的饭粒，泪水在眼眶中打转。

因为太平轮事件，人生转向的远不止是黄似兰一人，被称为“华人神探”、曾参与鉴定辛普森杀妻案、肯尼迪暗杀案重审等案件的世界著名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也是其中之一。李家世代经商，李昌钰的父亲李浩民是名成功的商人，登上太平轮那天，李浩民想到的是去台湾跟一家人团聚，而不到十岁的李昌钰与兄姐们在院子里用石头排出“父来公园”，等着父亲回来过年。太平轮海难让一家人措手不及，那时母亲还雇了一架飞机到失事现场去寻找。在李昌钰的记忆中，为了省钱，全家兄弟姐妹都是在一张圆桌子上写功课、用餐，时间一到，大家一起关灯，绝不浪费电。虽然童年生活优渥，但自从父亲死后，李昌钰很久都没有新鞋穿。母亲想尽办法给他买了一双新鞋，为了保护它，李昌钰上学时几乎一路提着鞋子走路，到了校门口，才把鞋穿在脚上走进校门。 “如果不是太平轮事件，父亲过世，我后来就不会去念警校，也不会走上刑事鉴识这条路，也许就与父亲一样选择当一名商人吧。”李昌钰常常这样感慨。 60年的时间或许不一定能冲淡一切，这一点张典婉很清楚。在12年的“寻找太平轮”的过程中，在寻找太平轮往事的过程中，令张典婉最难过的是，她不得不一次次“向别人的伤口上撒盐”。不止一次，别人质问“是哪个党派派来的卧底”，或者“动机是什么”。有的人最初同意见面，最后却突然失去音信，有人非常生气地对她关上大门，还有的则生硬地挂断电话，拒绝她的访问。“只能等待，等待他们的伤口慢慢愈合。”张典婉说，为了等一个生还者愿意接受采访，她等了半年。

1949年那次海难，叶伦明幸运地被澳大利亚军舰救起，回到了上海，但从此与妻子两岸相隔。由于对船行远方感到恐惧，叶伦明只能写信给在台北的妻子，可是所有信件却被原封退回。不久两岸局势封锁，他失去了与兄弟、妻子的所有联系。
再一次得到台湾来的消息，已是上世纪80年代，叶伦明到香港，与台湾的兄弟通信才知道妻子早已改嫁他人，有了小孩。“几次试着请他谈他的妻子与婚姻，他都低头不语，后来干脆否认结过婚。”张典婉说，这段过往成为叶伦明最不愿提及的痛处。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的《乡愁》里这样写着。对于亲历过1949年那一场大迁徙的人来说，乡愁是他们梦想中的彼岸，尽管他们可能从此都未能踏上那方土地。
“无关政治，有关情怀。”一位读者在读完《太平轮1949》后这样写道。对于张典婉来说，这是有关庶民的记忆和故事，她在这本书的开头写道：“两岸曾经对立六十年的政治标语、口号退场……所有的幽怨，化为沉香，期待着下一轮太平盛世。”

南方日报：当时为什么想到开始搜集有关太平轮的故事？张典婉：有关太平轮的故事是从我的母亲司马秀媛、姨妈司马菊媛开始写起的，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为了纪念我妈妈。2000年她去世的时候，我整理她的遗物，发现上锁的箱子里记满了上海的时光，还有刚到台湾的通讯录，我才发现太平轮对于她的重要意义。

南方日报：十多年过去了，现在这件事对你的意义有没有一些改变？ 张典婉：稍微有一些不一样，最初只是很单纯和个人的想法，但是听到越来越多的故事，我开始意识到，太平轮是两岸关于1949年的共同记忆，我现在做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历史的碎片慢慢拾起来，再拼凑起来，重新了解上一辈的历史。只有知道了这些，才能知道我们从哪里来。

南方日报：去年，在舟山举行了太平轮的海祭，今年又出了简体版的《太平轮1949》，随着太平轮的故事在大陆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是否会有一些新的线索浮出水面？张典婉：是的。简体版出来之后反响更大。当时有大约3万多人乘坐过太平轮，我感觉应该有一半人在大陆。上个月就有3个生还者的后人联系到我，两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

当年台湾没有任何太平轮的公开资料南方日报：你近期在大陆做宣传，感觉和台湾有什么不一样？张典婉：差不多。但大陆朋友给我的反馈会更大一点，因为台湾就太平轮事件已经滚动播报了很多年，大家对此比较熟悉，我有时在吃饭的时候会被别人认出，对面的老伯跳出来说：我要捐钱给你，我也是坐太平轮过来的，我没死哦，活到现在。我说：不用不用，我不要人家捐钱。

新书发表也是两种不同场景。台湾新书发表会，来的多是老人家，大陆这边都是年轻人。我对此颇多感触，我看到了一些希望。我印象最深的是，去杭州演讲，有妈妈带着孩子来听，最小的读者只有14岁。

南方日报：在台湾，对于太平轮的报道多吗？张典婉：在2005年以前，几乎当时台湾没有任何关于太平轮的公开资料，我书里援引的诉讼文档等资料，都是台湾这几年机密档案逐步开放后，才查到的。灰尘积那么厚。我们做《寻找太平轮》纪录片之前，台湾没有任何对于太平轮故事系统的整理，只是散落在一些作家笔下的只言片语。

南方日报：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经过这么多的艰难，想过放弃吗？张典婉：没有，我是个想好了做什么事就不会放弃的人。虽然期间遇到过挫折，比如说最初9家出版社都拒绝出这本书，但我觉得我做的事情是对的，就算没有出版社肯出，我也要自费去出版。在这几年的时间里，已经有越来越多人认可这件事，并且加入其中。

南方日报：在采访的过程中，最打动你的是哪一个故事？张典婉：印象比较深的是黄似兰女士和叶伦明老人的故事。黄似兰的人生经历实在是太传奇了。因为太平轮事件，她背负了寻常人难以理解的痛苦，可以说太平轮完全改变了她的一生，包括童年受到的冷遇，后来又被冠上“投敌叛国”的罪名，这一切从太平轮始。我去年去福州见叶伦明老人时，他的家人终于给我找到一张他太太的照片。我看了之后很震惊。叶老和太太隔绝在海峡两岸，太太另嫁，而他单身至今。1990年代，叶老的太太还是挂念叶老，就去福州叶老的老家，与他亲属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叶伦明此时已在香港定居）。他们夫妻的故事，暂时不适合写在书里，因为牵涉到很多隐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