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杂谈]从“清议”到“清谈”
稍稍读过一点这段历史的，都知道“清议”和“清谈”这寥寥四个字在中国文化史上意义极其重大，简直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脉络所在：前者作为知识阶层的一种共识，使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以完整的群体形像登上了历史的大舞台；且在清议里表现出来的那种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及婞直之风，一直是后代士子人生价值观上的参照及风骨上的楷模，影响深远；从晚明的东林党到晚清康有为带头的公车上书，无一不是其余绪的远代流注。如果说清议代表着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的形成及觉醒，那么清谈则昭示了中国文化史上辉煌时期的到来。清谈所诱发的山水文学，所弘扬的道家虚无，所引进的佛教思想，后来完全左右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从“清议”到“清谈”，作为中古文化史上的一大转变，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这个时期史料庞杂，有关书籍多如牛毛，匆匆间浮光掠影一番，很难把握其根本。本文意在替自己头脑里一堆杂乱无章的史料理一下头绪，也是在“清议”和“清谈”间粗粗画上一条线，至于数不清的枝枝杈杈，九弯七拐，就无法录在这一小篇笔记之内了。
汉末蔚为壮观的“清议”，到魏晋却变成了空壳一具的“清谈”，这中间的转换，表面上看来似乎让人迷惑，其实是大势所趋。
大汉帝国经过了数百年的兴衰，到汉顺帝手里，由于群小干政，外戚擅权，已是日薄西山。堂堂大汉天子，竟然被几个面目猥琐的太监说杀就杀，要废就废，朝纲大坏。这时，虽然百官缄口，可一帮瘦骨零丁的太学生却站了出来。这些本来埋首经史的文弱书生因共识而凝聚到了一起，纷纷上书争议时弊，抨击朝政，史称“清议”。按官方的说法则是“诽谤朝政”。这次集体亮相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上面已有涉及。
话说有人“谤讪朝政”，朝廷自然要抓一批杀一批，这就是后来所谓的两次“党锢案”。清议是起因，党锢案则是结果。和朝廷唱反调的历代大有人在，本来也不必大惊小怪，但清议的不同之处，一是它的规模：参与清议的书生前后共有数万名之多；二是从清议显露出的婞直之风：那些读书人或入狱或被杀，尽管如此，却还是前赴后继者众。譬如李固、杜乔死后，朝廷明令不许收尸，有人便携带了斧头等自杀工具，冒着杀生之祸前去替腐尸驱赶苍蝇，哭嚎流连。铮铮铁骨，受万人敬仰，连鲁迅先生都由衷地感叹这几个人是：“敢于抚尸痛哭叛逆的吊客，敢于为民请命，是民族的脊梁”。的确，为了心中不灭的理念而敢于将身家性命全然抛却脑后，是这一时期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这种砍头只当风吹帽的精神一直使后人汗颜不已。第三是舆论导向：清议人物极受人们敬仰。史载范滂因第一次党锢案的爆发而入狱，后来获释回老家，刚从洛阳动身，四面八方的士子闻讯驾车赶来慰问，洛水边聚集了几千辆马车；不用说道路为之阻塞，连地里的庄稼也恐怕要被践踏不少。如此盛名之下，自然不能“其实难负”了，所谓“嶢嶢者易缺，皎皎者易污”，这些人的命运实在是从成为清议领袖时就已决定了的。有不少人以能与某某名人同时入狱为荣，有几个不在被罗缉的名单上，还主动要求入狱。不光当事人如此，就连家人也不例外，范滂在慷慨就义前，曾要求母亲不要太难过，他母亲却说：“儿今天一死，能得以和李固、杜乔齐名，死亦何恨！”一番大义凛然之词，竟让后世苏东坡的母亲都钦佩不已。这股前赴后继之风一直吹续了二十多年，最后，由于朝廷的高压政策，“善类几摧折殆尽”，直接导致了后来的黄巾大起义。
经过几十年的杀戮，读书人也被杀得差不多了。脖子再硬，也硬不过钢刀，因此，还剩下的几个慢慢开始学会了三缄其口，再后来，政局动荡，群雄并起；一会儿袁绍大杀阉宦，一会儿董卓迁都长安，一会儿又来了曹操，再后来三国鼎立，晋代曹魏等等；荣华富贵都成了过眼烟云，今天坐龙庭的，说不定明天就成了刀下之鬼，世事变幻莫测。这些读书人空有一肚子学问而无报效之处，没安身立命之所，胸中自然“块垒”瘀积，怎么办呢？唯有以酒浇之。浇得晕晕乎乎后，烦恼全无，自然如入人间仙境。这大概是魏晋年间为什么读书人对酒如此情有独钟的缘故。
稍稍读过一点这段历史的，都知道“清议”和“清谈”这寥寥四个字在中国文化史上意义极其重大，简直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脉络所在：前者作为知识阶层的一种共识，使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以完整的群体形像登上了历史的大舞台；且在清议里表现出来的那种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及婞直之风，一直是后代士子人生价值观上的参照及风骨上的楷模，影响深远；从晚明的东林党到晚清康有为带头的公车上书，无一不是其余绪的远代流注。如果说清议代表着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的形成及觉醒，那么清谈则昭示了中国文化史上辉煌时期的到来。清谈所诱发的山水文学，所弘扬的道家虚无，所引进的佛教思想，后来完全左右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从“清议”到“清谈”，作为中古文化史上的一大转变，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这个时期史料庞杂，有关书籍多如牛毛，匆匆间浮光掠影一番，很难把握其根本。本文意在替自己头脑里一堆杂乱无章的史料理一下头绪，也是在“清议”和“清谈”间粗粗画上一条线，至于数不清的枝枝杈杈，九弯七拐，就无法录在这一小篇笔记之内了。
汉末蔚为壮观的“清议”，到魏晋却变成了空壳一具的“清谈”，这中间的转换，表面上看来似乎让人迷惑，其实是大势所趋。
大汉帝国经过了数百年的兴衰，到汉顺帝手里，由于群小干政，外戚擅权，已是日薄西山。堂堂大汉天子，竟然被几个面目猥琐的太监说杀就杀，要废就废，朝纲大坏。这时，虽然百官缄口，可一帮瘦骨零丁的太学生却站了出来。这些本来埋首经史的文弱书生因共识而凝聚到了一起，纷纷上书争议时弊，抨击朝政，史称“清议”。按官方的说法则是“诽谤朝政”。这次集体亮相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上面已有涉及。
话说有人“谤讪朝政”，朝廷自然要抓一批杀一批，这就是后来所谓的两次“党锢案”。清议是起因，党锢案则是结果。和朝廷唱反调的历代大有人在，本来也不必大惊小怪，但清议的不同之处，一是它的规模：参与清议的书生前后共有数万名之多；二是从清议显露出的婞直之风：那些读书人或入狱或被杀，尽管如此，却还是前赴后继者众。譬如李固、杜乔死后，朝廷明令不许收尸，有人便携带了斧头等自杀工具，冒着杀生之祸前去替腐尸驱赶苍蝇，哭嚎流连。铮铮铁骨，受万人敬仰，连鲁迅先生都由衷地感叹这几个人是：“敢于抚尸痛哭叛逆的吊客，敢于为民请命，是民族的脊梁”。的确，为了心中不灭的理念而敢于将身家性命全然抛却脑后，是这一时期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这种砍头只当风吹帽的精神一直使后人汗颜不已。第三是舆论导向：清议人物极受人们敬仰。史载范滂因第一次党锢案的爆发而入狱，后来获释回老家，刚从洛阳动身，四面八方的士子闻讯驾车赶来慰问，洛水边聚集了几千辆马车；不用说道路为之阻塞，连地里的庄稼也恐怕要被践踏不少。如此盛名之下，自然不能“其实难负”了，所谓“嶢嶢者易缺，皎皎者易污”，这些人的命运实在是从成为清议领袖时就已决定了的。有不少人以能与某某名人同时入狱为荣，有几个不在被罗缉的名单上，还主动要求入狱。不光当事人如此，就连家人也不例外，范滂在慷慨就义前，曾要求母亲不要太难过，他母亲却说：“儿今天一死，能得以和李固、杜乔齐名，死亦何恨！”一番大义凛然之词，竟让后世苏东坡的母亲都钦佩不已。这股前赴后继之风一直吹续了二十多年，最后，由于朝廷的高压政策，“善类几摧折殆尽”，直接导致了后来的黄巾大起义。
经过几十年的杀戮，读书人也被杀得差不多了。脖子再硬，也硬不过钢刀，因此，还剩下的几个慢慢开始学会了三缄其口，再后来，政局动荡，群雄并起；一会儿袁绍大杀阉宦，一会儿董卓迁都长安，一会儿又来了曹操，再后来三国鼎立，晋代曹魏等等；荣华富贵都成了过眼烟云，今天坐龙庭的，说不定明天就成了刀下之鬼，世事变幻莫测。这些读书人空有一肚子学问而无报效之处，没安身立命之所，胸中自然“块垒”瘀积，怎么办呢？唯有以酒浇之。浇得晕晕乎乎后，烦恼全无，自然如入人间仙境。这大概是魏晋年间为什么读书人对酒如此情有独钟的缘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