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足球界有句流行语：中国有三流的教练、二流的球员、一流的球迷。每听到这句话，我的脸都觉得发烧，就像教科书上“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善良的民族”这一套话一样，乃名不副实、大言不惭的溢美之辞。实际上，吾国之球迷与吾国之球技旗鼓相当、相得益彰，如鲁迅笔下的“至孱之兵与至弱之匪”，鸡窝里是飞不出金凤凰的。像米德尔斯堡的球迷，在寒风中流着泪、鼓着掌目送主队降级，吾中华上国球迷则要摔椅子、掷瓶子外带骂娘，断断不会像英国佬那般“没出息”。

有必要把篮球迷分分类。第一种是纯粹的“技术流”，目的是欣赏一场精采的比赛，谁胜随负无所谓；第二种是痴迷的“追星族”，情绪随着某位球星的状况而起伏；第三种是主队的狂热支持者，
第四种是无所用心的看客，看篮球只是为了瞧热闹、寻开心，是真正的“看热闹的不怕事儿大”一族

但是，西方人的思维观念大相径庭，“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句谚语深入人心。微软老板、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有句名言：现代社会任何一个行业，第一永远是最有价值的，第二、第三与第一百、第一千没什么区别。

王朔编剧的电影《顽主》中有这样极具象征意义的一幕：梁天在街上晃着膀子叫嚣：“谁敢惹我？”路人纷纷侧目，惟恐避之不及。偏偏上来一黑大胖子，迎面堵住：“我敢惹你！”梁天的反应真是快，片刻愣神之后，踮脚攀住胖子的脖子：“那，那谁敢惹咱俩？”

第二种人很像古埃及的奴隶，《圣经》里有这样一个故事：先知摩西带领着受法老压榨的奴隶，从埃及逃往圣地耶路撒冷，半路行至沙漠中，奴隶们又渴又饿，其中一部分人想到，忍受法老的皮鞭总还有水喝、有饭吃，这时海市蜃楼里出现了法老“光辉”的形象，这些奴隶重新膜拜在法老的面前。我想，现在有些中国人非常怀念冒着东时代，心态大抵如此吧。

评书和相声不一样，相声是死口，这句话往前往后都不乐，就这句该乐，叫死口。评书是活口，自己发挥的多，如果你没有两下子干不了

现在这个社会说假话的多。原先说假话是因为政治原因，现在说假话很多是经济原因，

80后一代有一个说法，如果生活不快乐，工作就没意义。这对，可是你不能就追求生活快乐，而不追求工作有意义。爱因斯坦讲，快乐的人是最高境界，但是很少，再就是痛苦的人和快乐的猪，如果选了快乐的猪最后你会成为痛苦的猪。

我把泰森定义为“浑蛋”……浑蛋，是完全的自我，活的比较透明……
混蛋至少不虚伪

我去采访雪灾，在玉树，采访雪灾，就遇到这么一只藏獒，这只藏獒大雪灾之后，它主人房间全部塌了，他的孩子带着羊群，带着一只藏獒去放牧，结果遇到雪灾,遇到雪灾后，牛和羊全部都冻死了，藏獒有种天性，它从来不吃它放牧的牛羊，它饿死也不吃，那么现在只剩下一个孩子和一只藏獒，这只藏獒就拖着这个孩子一直往回走，寻找他们的家。当时怎么拖的呢，当时孩子已经12岁，12岁的孩子藏獒是叼不起的，孩子也很大了，它叼不起来，它就一直拖，其实孩子已经快不行了，身体已经僵硬了，拖一段路，藏獒就卧下来，就趴在孩子身上，为什么呢，用自己的体温给这个孩子温暖，然后再拖，一直拖了5公里，拖到家里头，可是家里的帐篷也塌了，雪灾把家里的帐篷也压塌了，他的父母到公路那边寻找他们，这时藏獒又拖了30公里，把孩子从帐篷一直拖到有公路的地方，藏獒知道那个地方有公路，最后孩子活了，藏獒累死了。

绝代双骄不是两个人的事，得到公众认同起码要有以下几个条件：第一，两个人的技术特点要有鲜明的特色，风格大异其趣，正像费德勒的速度与纳达尔的旋转。在NBA，张伯伦的进攻与拉塞尔的防守、魔术师的传球与拉里伯德的投篮，是那两个时代标志性的符号，如果他们技术风格相差无几，很难在赛场上碰撞出耀眼的火花。更重要的是，只有巨大的反差，才能制造出最大的观赏性。第二，两个人的性格也要有鲜明的对立，他们可以是朋友，但绝不会是亦步亦趋的好搭档。现代人关注体育，越来越关注场外的东西，有时很难分得清我们是更喜欢赛场上的他还是生活中的他。看拳击比赛，大家都喜欢赛前的口水战与对视；象棋界的南杨北王，杨官嶙稳重细腻，王嘉良豪放泼辣，两个人不仅棋盘上针锋相对，场外也是语带机锋，互不相让，斗了一辈子，这才留下许多棋坛佳话。眼下的费德勒和纳达尔在这方面尚有欠缺，性格差异的外在表现比起博格和麦肯罗这样的前辈大为逊色，至于生活上的传奇色彩，更远逊于阿加西。第三，绝代双骄必须在技术领域里成为大师，而且能领导潮流，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身背后往往有众多的追随者，这不是指FANS，而是指业内的追随者，他们高山仰止，既然不能打败他，那么就归顺他，成为大师的追随者，这常常是同行的宿命。所以我认为，费德勒和纳达尔必将开风气之先，像费德勒潇洒的反手变线和纳达尔正手强烈的上旋球，将是职业球员重点学习的技术。从这一点来看，像菲利普希斯这样的一勇之夫，是永远跨不进大师的行列的。

美国总统卸任后靠演讲赚钱。

时光虽不能倒流 但错误随时可以重演

中国人搞体育是吃不饱饿的 西方人搞体育的吃饱了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