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2-12-10 17:59:00 作者:胡翼青 来源:青年记者
一个偶然的机会，与社会学院的同事们在一起研讨新媒体。社会学者们对我们嘴里冒出来的各种新名词诸如“掌上媒体”、“移动终端”、“媒介融合”表示不适应，认为我们有些过于紧跟技术潮流了。对此我们当然可以做出各种辩解，但我以为更为必要的是自我反省，那就是新闻传播的学术研究是否必须像新闻报道一样追求时效性。
新闻传播学的知识生产是相当惊人与迅速的，每一次重大的媒体技术改进或发生受人瞩目的新闻事件，最多不出两个月，新闻传播类的学术期刊上便有了相关“论文”。此后不久，同一类型的论文会涌现一批，不过最多不到半年，该题材便无人问津。然而这却无法改变新闻传播学的现状：它仍然是一门没有学术影响力，缺乏起码的理论积累，不受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学科。这一点发人深省。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日黄花，但新闻的时效性原则是否也必须是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原则？我想答案不言自明。学术研究的起点是问题而不是现象，尽管不少现象中蕴藏着值得研究的问题；而学术研究的最终旨归是理论，对现象的分析、归纳和总结通常离理论仍然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至于那些为三鹿奶粉、瘦肉精等危机事件支招的对策研究，更是缺乏起码的专业意识或职业道德，与学术研究的宗旨背道而驰。
用新闻报道的原则指导学术研究，会导致研究者出现以下三个方面的症候：其一是找不到值得研究的问题，而是沉迷于一堆纷乱的现象中不能自拔；其二是事情还没有搞清楚就胡乱地套用各种似是而非的理论，导致大量的误用和误解，贻笑大方；其三信口开河地给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建议和对策，导致外延无穷大，而内涵为零。长此以往，就会彻底断送研究者的学术前途。
学术研究，不论哪个学科，都有些共性，而这些共性与记者的采写原则恰好相反：
首先，任何学科的研究都需要研究主体的定力，不是被现象牵着鼻子走，更不能仅凭感觉推断，而是要独立而冷静地思考哪些现象具有研究的价值，孕育着可以研究的问题；而哪些现象根本就不是可以研究的问题或是伪问题。
其次，因果关系的探究要分清楚动因与诱因，不能因为现象表面上存在的因果关系，就将诱因等同于动因。不仅要会证实，而且要会证伪，因为只有排除诱因才能找到动因。事物间表面的因果关系通常既构不成规律，也无法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而可能只是一种常识。
最后，只有“立地”才能“顶天”，经验决定理论而非理论决定经验。也就是说，只有在使用各种经验方法对事实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以后，只有在通过哲学思辨揭示了被显在事实遮蔽的隐在事实之后，才可能有更为开阔的理论视野。不加批判地套用既有理论来解释经验，只会束缚研究者的理论创新。
而完成上述这一切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和反复的思考。所以，新闻传播的学术研究要有自己的节奏，通常不能太过“紧跟时代”，也不能太过“紧跟政策”，这些都会让这个学科丧失应有的厚度和深度。我们不谈三网融合，不谈微电影，没人会觉得我们肤浅；而我们大谈微博公共领域，没有人会觉得我们深刻，只会成为其他学科的笑柄。
最近听说，传出《中国社会科学》要开辟新闻传播学专栏的消息后，该杂志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收到了近万篇新闻传播类的论文稿件。结果，没有一篇应景之作被认为有资格送审，更不要说刊载了。编辑部对此的评价是：该学科很不成熟。我想，新闻传播的研究者都该反思一下：是什么导致了这样尴尬的局面？
胡翼青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来源：青年记者2012年11月下
一个偶然的机会，与社会学院的同事们在一起研讨新媒体。社会学者们对我们嘴里冒出来的各种新名词诸如“掌上媒体”、“移动终端”、“媒介融合”表示不适应，认为我们有些过于紧跟技术潮流了。对此我们当然可以做出各种辩解，但我以为更为必要的是自我反省，那就是新闻传播的学术研究是否必须像新闻报道一样追求时效性。
新闻传播学的知识生产是相当惊人与迅速的，每一次重大的媒体技术改进或发生受人瞩目的新闻事件，最多不出两个月，新闻传播类的学术期刊上便有了相关“论文”。此后不久，同一类型的论文会涌现一批，不过最多不到半年，该题材便无人问津。然而这却无法改变新闻传播学的现状：它仍然是一门没有学术影响力，缺乏起码的理论积累，不受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学科。这一点发人深省。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日黄花，但新闻的时效性原则是否也必须是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原则？我想答案不言自明。学术研究的起点是问题而不是现象，尽管不少现象中蕴藏着值得研究的问题；而学术研究的最终旨归是理论，对现象的分析、归纳和总结通常离理论仍然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至于那些为三鹿奶粉、瘦肉精等危机事件支招的对策研究，更是缺乏起码的专业意识或职业道德，与学术研究的宗旨背道而驰。
用新闻报道的原则指导学术研究，会导致研究者出现以下三个方面的症候：其一是找不到值得研究的问题，而是沉迷于一堆纷乱的现象中不能自拔；其二是事情还没有搞清楚就胡乱地套用各种似是而非的理论，导致大量的误用和误解，贻笑大方；其三信口开河地给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建议和对策，导致外延无穷大，而内涵为零。长此以往，就会彻底断送研究者的学术前途。
学术研究，不论哪个学科，都有些共性，而这些共性与记者的采写原则恰好相反：
首先，任何学科的研究都需要研究主体的定力，不是被现象牵着鼻子走，更不能仅凭感觉推断，而是要独立而冷静地思考哪些现象具有研究的价值，孕育着可以研究的问题；而哪些现象根本就不是可以研究的问题或是伪问题。
其次，因果关系的探究要分清楚动因与诱因，不能因为现象表面上存在的因果关系，就将诱因等同于动因。不仅要会证实，而且要会证伪，因为只有排除诱因才能找到动因。事物间表面的因果关系通常既构不成规律，也无法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而可能只是一种常识。
最后，只有“立地”才能“顶天”，经验决定理论而非理论决定经验。也就是说，只有在使用各种经验方法对事实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以后，只有在通过哲学思辨揭示了被显在事实遮蔽的隐在事实之后，才可能有更为开阔的理论视野。不加批判地套用既有理论来解释经验，只会束缚研究者的理论创新。
而完成上述这一切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和反复的思考。所以，新闻传播的学术研究要有自己的节奏，通常不能太过“紧跟时代”，也不能太过“紧跟政策”，这些都会让这个学科丧失应有的厚度和深度。我们不谈三网融合，不谈微电影，没人会觉得我们肤浅；而我们大谈微博公共领域，没有人会觉得我们深刻，只会成为其他学科的笑柄。
最近听说，传出《中国社会科学》要开辟新闻传播学专栏的消息后，该杂志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收到了近万篇新闻传播类的论文稿件。结果，没有一篇应景之作被认为有资格送审，更不要说刊载了。编辑部对此的评价是：该学科很不成熟。我想，新闻传播的研究者都该反思一下：是什么导致了这样尴尬的局面？
胡翼青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来源：青年记者2012年11月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