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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神不是一般的帅！

苏轼，在考试过程中毫无例外地拿到了“第三等”的成绩。宋朝大考，历史上一二等均为虚设，“第三等”实际上就是最高等。苏轼由此被授予大理评事、佥书陕西凤翔府判官的任命状。
弟弟苏辙却没有那么幸运，由于他在“御试对策”中直斥宋仁宗“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优无度”，只能名列“第四等”，而且只被授以商州军事推官的低级头衔。
按照北宋的惯例，新科进士被授官之后，还需要“封还词头”，即官方要书写一份正式说明任命理由的公文，此事才告完结。当时，负责撰写官方任命诏书的知制诰，就是名望如日中天的王安石。在此之前，王安石和三苏父子早就结下了梁子。两年后老父苏洵以《辨奸论》行世，被认为暗讽王安石日后得志必奸，加上苏轼的旷达豪放的个人人格，更为王安石所不喜，王曾私下指责苏轼文章全类战国纵横家之游辞无根，为人则是“欲附丽欧阳修”，“以取天下之权”。但慑于苏轼当时的文名，王安石没有找苏轼下手，可是这一次，他并不打算放过苏辙。
知制诰王安石不仅不愿意为苏辙撰写诏书（即所谓的“封还词头”），还意欲在苏辙的任命状中再给苏辙按上一个罪名，说他“专攻人主”，状若西汉的名儒谷永，专以危言耸听之辞来攀附皇上。
最终的结果是苏轼当年赴凤翔府任判官，苏辙并未去商州做那个军事推官的小吏，而是申请朝廷允许其留在京城侍奉父亲（当时苏洵在京奉命修《礼书》）。至于苏辙的“封还词头”，在宰相韩琦的直接过问之下，改由另一位大臣沈遘来起草，绕过了宋朝第一拗相公王安石，石头才算落了地。
多年之后，苏氏兄弟并未忘记这官途险恶中的一幕。从北宋开始的大规模科举制度肇始的公务员选拔制度（当时被称之为“磨勘”制度），后来因通路日渐淤塞，曾令无数士人肝肠寸断。日后位极人臣的王安石一直喜欢高唱儒家各种高调，变得愈加“不近人情”，比如他曾经宣称他做人的标准就是：“人须是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不为’，乃可”，顾名思义，堂堂君子，连无端踩死一只蚂蚁也是不齿行为，而苏轼则据理力争，当场反唇相讥：“今之君子，增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当今那些号称君子的人，为了提前半年能坐上高级公务员的位置，哪怕叫他去杀人，他也会在所不惜），面斥当朝宰相王安石也免不了假公偏私，也算是为弟弟苏辙报了往昔的一记之仇。
士大夫的“选人苦海”
苏轼以杀人取官来譬喻北宋以来公务员“海选”险恶之深，内卷之甚，虽不免有夸张，但自北宋大规模开科选士以来，的确人为制造了一条士大夫的深度内卷路线，这条海选之路到底有多卷，宋朝的官员发明了一个词形容之，叫做“选海”。
“选海”，顾名思义，遴选之海也。一入侯门深似海，一点都不假，宦途海海，每一位新科进士入仕，就是“选海”的开始。
按照大宋的“磨勘”制度，金榜得名进士及第，只是获得了进阶仕途的一种更加高贵的出身资格。虽然进士登第便予授官，往往都是判、司、簿、尉这样的最低级州县官幕职，时人称之为“选人”。“选人”这样的官职，按照苏洵当时的说法，“皆劳筋苦骨，摧折精神，为人所役使，去仆隶无几也”。
“选人”之上，是可以“纾意快志”的“京官”，在大宋公务员体系中才可以勉强算个“官”。但这样的“鲤鱼跃龙门”之术，对于那些面壁数十年的寒士来说堪比登天。两宋三百余年，大规模科举取士在笼络天下士人四海归心的同时，也是生产批次落第失败者的残酷制度。据统计，北宋和南宋的登科进士数量约为112000人（其中北宋61000人，南宋51000人），宋真宗即位后的首次开科考试，10万人参加省试，录取人数只有200人，录取率是1/500。
有学者测算过，按照南宋中级考试发解试额百人取一、省试十人取一这一最低的保守比例来计算，在南宋进士登科者51000名上岸者的背后，150年间，不少于5000万人都是名落孙山的“失意者”。
万头攒动的乡试省试，还只是一部血泪斑斑“儒林外史”的开篇。士大夫制度在两宋的成熟，实为万人奔竞、无论出身（哪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