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假共十四天，春节前后各一个星期。很奇怪，前面的七天过起来一天比一天漫长，春节一过，后面的日子就快起来了。碍于应酬，酒场从初一开始一直没断。因为初八要上班，我最晚初七得走，托人买了火车票，初六晚上一觉睡下去，想这噩梦终于结束了，迷朦中被电话吵醒，接起来，是一个高中时候的同学，两个人确实有四五年没见了，见他话题一直扯个不停，我急着睡觉，连忙打住：
“不跟你小子说了，想见我，明天上午来我家吧。”
第二天他真的来了，而且招集了三四个在高中时候玩得不错的朋友，当然免不了喝酒。几个人虽然几年没碰到一起，说的话却也场面得很。我妈妈在客厅走来走去，暗示我再不结束，就赶不上火车了。喝到他们尽兴离开，时间已经很晚了，我提上包打车去火车站。刚好，候车室提醒剪票，上车。
从周口到北京每天只有一班车，想从这儿走，就非坐它不可，于是这车就有了土大王的架势，什么人都要买它的帐，而一旦跑起来它却又谦虚起来，见站就停，见车就让。拥挤的车厢里每停一站车上每个人汗津津的，都焦躁不安。这时候最让人心烦的是来来往往推着车子的列车售货员，每过一趟，人都挤到另一个人头上去了。
火车又一次摇摇晃晃进站了，在车再一次启动之前我拿手机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我爸爸像一直在电话边守侯着一样，接通音刚响过一次就接了起来，我跟他解释所有不必为我担心的理由。
“我根本没喝醉，”我说，“而且下车就有朋友来站台接我。”

我爸爸虽然嘴上一句一个“没事就好”，语气里却满是踌躇不定。我知道我妈妈一定也在旁边听着，却不说一句话。挂掉电话，一个背着个蛇皮袋子的瘦小老头儿簇拥着挤到了我旁边的过道里，将袋子放在脚边，站在了我的旁边。我注意到他是因为火车刚启动，他便打起盹来，脑袋以每分钟一次的频率歪到旁边一个妇女的身上。刚开始妇女还不吭声，只是斜着眼瞪了他几次，发现他并没醒过来，而且继续往她身上歪后才叫嚷着拍醒他，问他怎么回事。他直起脑袋来，努力撑紧眼皮，还是很困的样子，却再也不敢再闭眼。迟疑片刻，他蹲下身子摸了摸我的座位下面，发现里面塞满了东西。因为我上车有点晚，行李架上早已经放得满满的，只好将东西放到脚下。当他头朝着我这边蹲下来的时候我估计他是要放手里的东西进去，对着他摇了摇头，他没看见。我看到他头顶已经没什么头发，只剩下旁边几撮也脏兮兮的，一件T恤也不知道已经穿了多少年，黑糊糊的领口浸上了汗渍看起来油腻腻的，显得很滑稽。他又挤了挤身子，到我对面座位那边摸索了下，下面是空的，座位上一个女孩子正闭着眼睛休息，被他碰到了腿，一下子就惊醒了，睁大眼睛看着他，不知道他想干什么。他却也没将袋子放进去，而是放到了过道这边靠座位的地方，然后人从一边躺下来慢慢挪到了座位下面缩了进去，枕着那袋子竟然很快就睡着了。
因为酒力起了作用，脑子胀痛，一口气喝掉大半瓶水后我贴着座位迷迷糊糊地睡了。售货员仍一刻不停地来回穿梭，每一次走到这里，过道里的人往两边挤着让地方，总会把我弄醒。对面座位底下躺着的那人也总要歪着身子，移掉袋子，让车子过去后再挪回去，接着睡。
车到哪一站均报晚点，报出下一站是北京的时候已经晚了将近五个小时。我给朋友发短信说不用来接我了。他问我路上的感受，我告诉他，以后打死也不要再坐这班车。上班时间早已经过了，只盼望着在中午之前能赶到办公室。车厢里一片骚动，都在挤着去卫生间或者水池。在座位底下睡觉的那个老头儿也出来了，将袋子放到走道，坐在了上面，抚弄了几次油乎乎的头发，一直盯着我，然后好像终于鼓起了勇气似的问我知不知道怎样从火车站去首都机场。我告诉他可以去东直门汽车站，那里好几班“9”字开头的公交都往顺义那边跑。也可以在那里坐机场巴士，十五分钟一班，全程高速，也挺方便的。他看了我一眼，表情好像是说我说的这些对他根本没有用。

不过又过了一会儿他才又说：
“我第一次来北京，不知道这些地方。我要是坐出租车过去得多少钱？”
我告诉他恐怕得一百多块。他又放弃了这个，好像这些问题只是个预热，之后才是正题。
“你能帮我发一条短信吗？”他拿着他的一部摩托罗拉老式翻盖手机打开示意给我看，“我的手机停机了。”
“可以，”我说着打开编辑短消息，掩饰住满脸的对他刚刚表现的不满意，“你说内容吧！”
“你这么写，”他说，明显早已经想好了内容，“我是你爹，我一会儿就到北京西站了，你能不能来接接我？”
我打好字，问他要了号码。我发现他说那串号码的时候特别熟悉，一溜儿就念了出来，好像一直放在嘴边的一个名字。
在等待回复的时间里。他拿出一根烟点上，谁都知道火车车厢里不准吸烟的，他却似乎一点都没看到周围人的鄙夷目光。还拿了一根递给我，我告诉他我不会吸烟。
“我女儿，”他小心翼翼地将烟装回口袋，“我七年没见她了。”
我不置可否，干脆不回答。
“你是大学生吧？”他接着说，“我在深圳见到好多像你这样的大学生，都干体面的活，拿的工资也高。”
“我已经不读书了。”我一点儿也不喜欢他说话的方式。
“我女儿也是个大学生，她是我们村子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而且是北大，考上北大可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们县长都来我家慰问过两次，后面还跟着电视台的记者，还有摄影机。村里的人都说，我们老两口累了一辈子了总该享点儿福了。”他满脸自豪，然后表情又瞬间暗淡下去，“我已经七年没见她了。”
车窗外已经是北京的建筑了，一直没短信回来，我告诉他我可以帮他打个电话过去，他再次告诉我号码，我按完，拨了过去。两声接通音后明显是那边挂断了。
“没人接，”我说，向他撒了个谎，“可能她电话没在身边吧！”
“没事，”他笑了笑，但一点儿也没掩盖住难过的感情，继续和我说起了话，“你在北京做什么？”
“杂志编辑。”我说。
“真好。我都不知道我女儿现在在干啥。”不知道是压抑的倾诉欲望，还是对我产生了足够的信任，他说的越来越多，“她弟弟成绩不好，老早就不让他上学了，我和她弟弟，她娘，我们仨一起在深圳打工，我搞搬运，他们俩在伞厂，挣的钱除了日常花销都寄给她了。她平常花钱多，有时候我们三个挣的都不够她一个人花。很多人告诉我上大学根本花不了这么多钱，但啥办法呢，总不能不让她花吧！”

有人想从他身边过去，要他让一让。他站起来，狠狠地吸了一口烟，等那人过去后又在袋子上坐下来。
“本来以为等她毕业也就不花什么钱了，毕业后她给家里打过几次电话，都是要钱的，说她根本找不着工作。让她回家看看她不愿意，我们又接着给她寄了将近两年的钱。后来她娘在厂里都累病了，只好让她一个人回家养病，我和儿子两个人在外面干。过了一段她又打了个电话回来突然说她要结婚，是个六十多岁的外国人。我们不同意，一个北大毕业的姑娘，长得又不难看，你说什么样的人嫁不了啊？她一生气就挂了电话，到现在四年多了，再也没跟家里联系过。”他缓了缓，吸了一口烟，“她娘连哭了几天，每年过年都要对着桌子上的菜啪啪流泪，病也更重了。今年过年我没回家，初二她娘打电话告诉我说她打电话回来了，昨天我刚坐车从深圳到家，东西还没放家里我就先去了邻居家，她每次打电话都打到那里，他家是公用电话，带来电显示的，我让他帮我查了号码，就打了个电话过去，真是她，我问她现在在哪，她说还在北京，就住在机场那块的一个小区里。我说我想来看看她，她不让。挂了电话，我回家跟她娘商量一下，以前几年都没一点消息也没见有什么，她打电话回来了她娘却又哭得比哪一年都凶了，她说她怕她死之前都再见不到她闺女了。都七年了，我们连她过成啥样了都不知道。”他眼睛红红的，指给我看他屁股下面的袋子，“决定了以后我在家里坐一会儿都没有就搭车到城里火车站买了张票来了。什么也没带，就给她拿了几十斤绿豆，她从小就爱喝绿豆汤，听说城里卖好几块钱一斤，自己地里种的，好吃又不值啥钱。”
火车减慢了速度，就要进站了，我告诉他再帮他打一次电话，他点头。接通音响了几声之后，仍然被挂断了，我又拨了一次，还是一样，我再拨，好像是在跟自己较劲，“她关机了。”我如实告诉他。
“这孩子！”他叹了一声，然后趴在膝盖上用手捂住脸无声地哭了。过了好一会儿才用手揉了揉眼睛，慢慢抬起头来。广播上在放着北京各大景点的介绍，提示乘客该下车了。
“刚才谢谢你了，等下火车我用公用电话打给她吧！”他说着提着东西去水池那里了。
我喝了口水，将瓶子扔掉，伏下身子收拾自己的东西。一时间里失去了所有表达的欲望，甚至没提醒他打电话不要在火车站那里会被骗之类。火车越来越慢，好像对待甜蜜情人的温柔，要驮着满心的情感，驶进谁的内心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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